（15）命运转折点

我虽然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华侨家庭，少年时期也饱受家暴的困扰。但是，能从小学一直念到高中毕业，也算是很幸运的。

当年坤甸的华侨学校，与国内的全日制学校不同，小学是完全的半日制，不是上午班就是下午班；中学基本上也是半日制，只是每周两节体育课放到下午来上，或者偶尔需要下午补课，由科任老师临时决定。相对于国内学生来说，华侨学生学习时间就没有那么充分。而在这些莘莘学子当中，相当一部分回家以后还得帮家里做事，特别是小商小贩的子女，可以说多数处于半工半读的状态，不过不是帮别人打工，而是为自己家里打工。我家开咖啡店时，我和哥哥放学后回家，下午和晚上就要当小堂倌，端咖啡洗杯子；后来改为卖小杂货、水果，回家后也要帮家里看店。其实这也算半工半读，不过自由一点，没有顾客的时候，可以偷闲复习功课做作业。真正的半工读生涯是去大姑丈的废品店补麻袋洗瓶子的三年时间。

初中一时候，就是我被父亲严厉责打以后，去了大姑丈的废品店帮工避祸。那时候不懂事，上午上课下午做工，晚上就懒得复习，学期考试一塌糊涂，留级了。后来父亲开恩，让哥哥和我轮流去废品店打工，我重读初一，比较用功，期终考了个全班第二名；初一下学期也不错，可是到了初二上学期，又遭受挫折，在各科成绩都比较高的情况下，只因为代数和印尼文各少了一分（59分不及格）而留级。如果说第一次留级是自己不努力学习而有点无所谓的话，对于这次的留级，我的确是伤心透了，也感到深深的愧疚。但是没有办法，规则是这样，只能面对现实。

也许是造化弄人，初二上学期的留级虽然令我伤心丢脸，但却因此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因为从那学期起，学校从学期制改为秋季学年制（与国内的学制衔接），顺应下去，我就是振强高中第三届的毕业生。如果这次不留级，我必须跳一级才能进入振强第二届高中班，命运就完全不同。

当时祖国政府有政策，凡是在爱国华侨学校读书的学生，每年都有一至三个高中或初中毕业生获准保送回国升学（免路费和国内学习生活费），条件是一：家庭贫穷，二：在校表现好，三：学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第二届振强高中班强手如林，我再努力也只能处于中游状态。而我在就读第三届高中班时，学习和工作表现（在班里和学校学生会）比较突出，虽然在学习成绩方面有三几个同学比我强，但是他们并非贫侨子弟，在社会工作方面我却比他们胜一筹。特别是在高三阶段，我得到教导主任兼班主任的邓崇鑫老师的高度赏识，毕业时为我记下两次小功。他认为，就学习和工作表现，我是符合保送生条件的，只是能否列入“贫侨子弟”这一条存疑。当他了解到我家经济“外强中干”的实际情况以后，他毅然向《中华公会》推荐我为保送生，经过我国当时驻印尼马辰领事馆批准，我终于被保送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彻底改变了我今生的命运。邓老师，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恩师！只可惜时隔四十多年后，我到印尼坤甸探亲，专程去他家探望他时，他由于脑中风后遗症，已经不能认出我了，终身遗憾啊！

试想，如果我是第二届振强高中班毕业，家庭经济根本不可能供我回国，在强手如林的第二届高中班，我根本没有被“保送”的机会，我毕业后或者只当一名教师。苏哈托政变时，我也许就死在他的屠刀之下。我读初中三时的一位姓陈的语文老师，在苏哈托政变后，被以“印尼共嫌疑”罪名判处几年徒刑，到了刑满释放的前夜，竟然莫名其妙地得“急病”死亡，总之，不公开判死刑也要让你在监狱中“病死”。初二级上学期的留级，真的是应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那句话。我记得初三时，一位和我很要好的同学要到雅加达深造，因为雅加达的侨校教学水平远比坤甸高，坤甸侨校的许多老师都是从雅加达《巴中》高中毕业的。他极力劝说我和他一起去，可是按我家当时的经济状况，能在坤甸继续读书已经是万幸了，哪敢想去雅加达。那位同学不知我家的真实情况，还是极力对我劝说。我最后只能说出一句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话来搪塞：“我在坤甸继续读，也许将来高中毕业被保送回国呢！”，那位同学没办法，只能作罢。其实我讲这句话只是为了让同学死心，不要再动员我去雅加达读书，我自己心里毫无底气。想不到，后来竟然“无心插柳柳成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