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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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州江北21号小区聚居着将近2000余位大学毕业生群体，记者们满腔热忱地进行了报道（见3月22日《惠州日报》）。真实案例中的“小阳”、“小仪”、“小伟”们，与我们生活在同一城市。他们与全市民众一样，需要提升生活质量，从而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记者们深切的同情溢于言表，感人至深。

    “小阳”、“小仪”、“小伟”们选择惠州是明智的。他（她）们通过比较，悟到如果留在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难以承受生活成本的重压，不如到惠州这样充满生机与潜力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在相对宽松的生存氛围中拼搏创业，积极争取脱颖而出。笔者坚信，他们将会赢得美好明天。比他们早来惠州工作的学兄学姐们的实践，已向他们作了证明。

    但笔者不同意将暂处困难的大学毕业生群体叫做“蚁族”，也不同意将选择惠州的大学毕业生叫做“惠蚁”。

    所谓“蚁族”，原是某媒体从业者“发明”的，后由北京某学者发掘了它的“传播价值”，并根据大学毕业生不同的地域，分别冠以京蚁（北京）、沪蚁（上海）、江蚁（武汉）、秦蚁（西安）、穗蚁（广州）等。也许，不宜怀疑这位学者关注大学生毕业生“就业难”、“收入低”、“居住难”的初衷，但“蚁族”一词在它的传播过程中被异化了。且不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在国外、海外早就存在，具有普遍性；仅以我国内地而言，从“统包分配”政策停止后，难题就一直存在。高校扩照之后，大学（含大专）的毕业生人数激增，显得更为突出而已。用人单位与大学毕业生双向选择，并非“你”有“情”，“我”就一定有“愿”。当下“重高学历～唯高学历”之流风所及，“学士”在人才市场一般又竞争不过“硕士”、“博士”，“就业”难以达成高度的正义和公平。种种复杂因素多年积累，酿成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每类“个案”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说到“收入低”，关键从哪个角度看。以“小阳”为例，每月收入3000元左右，对于一位刚参加工作就考上公务员的青年来说，实在不能算低了。在粤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各因岗位不同，收入差异较大。据统计资料，就业之年的平均月薪不低于1800元，日常开支大抵可保无虞。

   至于“居住难”，如果指买不起商品房，则完全属实！有关学者测算，大体需要27年的积蓄，才能购置眼下“小阳”们租住的面积，还得假设房价不再疯涨这个前提。但这是全国城市85％的居民都面临的时代难题，岂仅大学毕业生群体呢？

   请大家再朝下层看，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以及其他困难，难道能与中职毕业生与进城务工人员比吗？暂处困难的他们被命名为“蚁族”，那么，更为“弱势”的中职毕业生、进城务工人员等阶层该称为什么“族”，什么“群”呢？更多的农民兄弟呢？

    有学者认为，关注大学毕业生的困难，确乎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但不必去炒作一个伪命题。新闻工作者必须将社会问题与社会价值区分开来：呼吁前者的解决，当然需要忠实客观地叙述报道；弘扬后者的内涵，则应理直气壮地坚持主流健康的价值理念，无须附和某些“时尚”的名词与“悲情”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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