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增兄生前未能出版作品集，去世九年之后，却有作品集将要面世，闻之令人慨叹。继增哲嗣陈维国先生嘱我为序，这使我极其为难，因为作序大抵为名流、专家的事情，名流利于扩大影响，专家点评中肯可信，我则于两者均不沾边，本不宜信口雌黄。但故友情深，难以推却，不得不勉为其难，说些隔靴搔痒的话。

    继增兄长我二十岁，我们是忘年交，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在丰润县文教局教育股负责成人教育，我在创作组，办公室就隔几个门口。他爱写字，我不懂字，但爱看，爱发议论，我们便时时在一起小聚。

    给我的印象，他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写字来的。他自小学起就爱写字，从欧、颜、赵开始，临帖不辍，常常得到老师的夸奖。十二岁开始为村人写对联，是全村闻名的小书家。稍大，上师范，当小学教师，始终没有停过笔，工作之余没有任何爱好，就是写字。

    他的家在太平庄，离丰润县城十几里地，紧靠还乡河，是一片平坦膏腴之地。婚后家境艰难，全家在农村，孩子多，劳力少，就靠他一个人的工资，勉强能够糊口。他曾对我说过，有一年他的两个画家朋友到太平庄抗旱，他想请他们吃一顿饭，两元钱的酒钱都无处筹措，只好做罢，那种滋味实在不好受。写字是一个花钱的事情，在这种境况下怎么坚持写字是一种考验。墨还好说，用小学生描红用的墨汁，二毛钱一瓶，笔也可以将就，用一两毛钱的学生笔即可。但是无处找纸，家里连报纸都没有，他便利用机关的报纸。教育股订的所有报纸，都被他写字用了，往往别人刚刚看过，那纸便黑了。休礼拜，别人是星期一的早晨来上班，他是星期日的晚上来到机关，目的就是机关有攒了两天的报纸，他钻进办公室里可以写上一宿。每每星期一的早上，听到有人在走廊里嚷：“报纸还没看呢，都划拉黑了。”我们便笑，知道老陈又练了一夜字。

    后来，他调到县党史办，仍是写字不辍。他曾用筷子和麻筋自制一支笔，我到党史办找他闲聊，他笑眯眯地对我展示。麻本来就软，他做得又是长锋，而且长得离谱儿，写字的时候须一只手提着笔头，用中段写，居然也可以写出很俊秀的行书。那个时候书法绘画还没有眼下这样热，人们对于书法的认识大抵还停留在办展览、写标语、布置橱窗这些方面，可是继增已是丰润县大有名的书家，请他写字的不少，但付钱的没有。付钱他也不敢要，顶多是给几张纸，也须是饭店、商店请他写牌匾橱窗，个人求字，连纸也没有。但他总是高高兴兴地写，他的着眼点不在钱上，在写字本身。自己写的字被人认可，这就极好。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有一位北京的画家见到他的字，连声赞好，说：“他不和纸较劲”，我便想起某些书家当众做字，突腮努唇，筋张骨立，那一支笔在纸上连捅带戳，似与纸有世仇，不禁会心一笑。

    曾任中国展览公司总经理的陈大远同志是著名作家、诗人，也是著名书法家，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发起人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继增的作品在“湖南画报”，发了一个对开，有书法，也有绘画，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际遇。陈大远同志特意写了评介文章，称“他的书法起于楷书，止于行草，运笔不苟，结构严整，秀逸中有一股苍劲之气，流畅中使人感到一种淳朴。”在我的印象中，这是继增第一次在省一级的刊物上发表作品，也是第一次有大家对之作出评价。后来不久，他调到县文化馆，成为一个半专业的书法工作者，因为县里的文化馆有好多配合中心工作的活儿，大家都要干，艺术的追求须放在其次。但这毕竟是一个文化单位，可以名正言顺地练字，他很满足，书艺也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要谈继增的字不太容易，须有深厚的专业修养。我一个外行，只能说些外行话。我感觉他的字首在风神潇洒，华腴清劲，不忸怩，不做作，有出水芙蓉之清丽，素面朝天之自然。这与书艺的追求固有直接关系，但重要的怕还是与他的生活态度有关。继增一生未出丰润，虽在不少机关干过，却未谋得一官半职，连一个“股长”都没当过。但他却不以为意，从未因升迁之类托人求情。他不阿谀，不逢迎，不结交权贵。却也不愤世嫉俗，伤时骂世，做傲骨撑天状。他的脸上永远挂着憨实的笑容，憨实中有几分调侃。讲话从无高言大语，不论对各级官员还是求学后进，永远是同一种表情，同一种笑容，同一种语气。他似乎与现实生活始终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他有一个纯属自己的世界，在那一个世界里他是主宰，是创造者亦是评判官。那个世界就是书法的世界，美的世界。无论什么人，只要能够为自己营造一个美学的世界，能够时时在这个世界里游弋，他的一切便都是美的，最主要的是心神之美，姿质之美，作品反在其次，那不过是这个美学世界的外化而已。这种话听起来似是老生常谈，但在当今谈一谈还是有些好处。我们看好些声名素著的大家、名家，他的心里并没有这样一个世界，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外面这个烦嚣的花花世界，盯着别人，时时地跟进，拼搏，竞争，把艺术变为技术，把作品变为产品，然后如商品那样包装、推销。他便与艺术与美学离得太远了，把美学变为营销学了，再大的名气也难以持久。继增的这种生活态度决定了他书法的风格。我们看他的字不温不火，清纯灵动，就可知道那纯是一种胸襟的流露。

    其次是力度。书法的力度，是历代书家孜孜以求的东西，所谓屋漏痕、折钗股、印印泥，都是讲的这个力。这种力说神秘确很神秘，千百年来少有人讲得清楚，说不神秘，也不神秘，它就存在于历代书家的字迹当中，存在于绘画、音乐、舞蹈等等相关艺术当中，甚至存在于日常生活当中。这种力就点画言，在于横鳞竖勒，提按相须；就间架言，在于点画之间牵掣映带，推抱互为；就章法言，则在于字与字、行与行之间互争互抢，互揖互让。书法是一种矛盾的艺术，那一支笔实际是在矛盾中运动，人们常说的疾迟、轻重、折转、方圆，便是矛盾，但尚是表面的矛盾，最本质的矛盾便是这种力的矛盾。实际上这是几种互相矛盾的力量扭为一种合力，一种浑圆之力，内涵之力，在不动声色中体现，绝不能孤出，孤出即弱。这种矛盾统一之力虽由一只笔头注入，但非指腕之力，臂肘之力，筋骨之力，非死力、僵力；而是虚灵之力，是一种活力。明乎此点，就可知道人们争论不休的中锋与侧锋，藏锋与露锋，圆转与方折，肥厚与瘦硬，都是皮相之言，都与真正的力之运用没有关联，更非张牙舞爪，飞扬跋扈所能办。我不敢说继增的字已经完全掌握了这种力的运用，但他确实对此有着明确的认识，极深的感悟，其秀润中之苍劲，灵动中之浑厚，参差中之完整，即得力于此，此应是书法的精华所在。

    最后一点是功夫。记得是在继增仙逝之后，著名作家管桦来丰润，管桦不仅是作家，更是著名的画家和书家，他看到了继增一幅字，那是一幅镶在镜框里的四尺行书，戳在地上，管桦弯着腰仔细地看，边看边啧啧赞叹：“好字。好字。这就是放到北京，也是一流的书家。”当时我正在他身边，便问：“好在何处？”管桦站起身说：“有功夫。”我理解，所谓功夫，应该有两种，一种是字内功夫，一种是字外功夫。

    书法是一种法度最严的艺术，仅仅一个用笔之法，千百年来就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毕生苦求而不得要领者所在多有。这种艰难局面造成一种反拨，好多人干脆不去追求故法，另开新径。尤其时下世风竟进，人心浮躁，一些年轻后进，甚至一些并不年轻的“先进”，以表现自我，表现个性为标榜，在那里胡涂乱抹，或张牙舞爪，或粗服乱头，或如墨猪，或如病蛇，或者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似，完全失了字的形状。此之谓创新，其实是做怪，勇敢的背后是在传统面前的怯懦、焦灼而流于玩世不恭的油滑。世界上无论做什么事情都须有规则，有法度，连小孩子做游戏尚且要有游戏规则，何况写字这样大的事情？个性就是你自己，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用不着刻意地去表现张扬，想隐藏都困难。最重要的还是对于共性东西的把握，也即对于传统的继承揣摩，把共性的东西吃透，有了自己的理解，个性也就出来了。个性是流露的东西，不是表现的东西，一表现就成表演，成做秀，自以为美，实则丑态百出。我们说不做书奴，是指在熟悉传统的基础上加以突破，如连传统为何物都不知道，谈何突破，突破谁？完全是堂基诃德与风车作战。继增写字，大半生都在临摹，他有一个特点，临谁便完全沉浸其中，不仅是写字，闲谈也离不开，因此他一张嘴便可知道他在临谁。他谈褚遂良，谈《大字阴符经》，就知道他在临褚遂良了，他谈祝枝山，便知道他在临祝枝山，他谈文徵明，便知道他在临文徵明。现在我也说不清他究竟临了多少家，仅知道他对欧、颜、苏、黄都下过功夫，也对二王、米芾、怀素诸人下过功夫，加上前面提到的几位，就已很成规模。他临帖可以完全进入一种忘我状态。在机关工作，有很多会要开，我是最烦开会，每逢开会都抱肘低头沉沉入睡。继增则不，始终正襟危坐，拿着本子钢笔认真地写，不知道的以为他在认真记录领导讲话，可是细看则知，他是在本子上用钢笔双勾字的结构，会后问他开会的内容往往一脸茫然。可以说，他笔下的每一个字都经过了反复揣摩，千锤百炼，烂熟于心，然后于自由挥洒中流露出来，自然不同凡俗，那已经看不出是什么人的影响，完全是继增自己的字。

    所谓字外功夫可分两个方面，一曰阅历，一曰读书。阅历且不说他，单说读书。写字是读书人的专利，不识字者无缘染指，由写字而进于书法，光识字就不行了，还要读书，而且读硬领皮靴的洋书还不行，必得读中国古典才有助益。因为书法是中国的艺术，外国没有，中国的东西必须用中国的水土滋养，这是简单易明的道理。虽然当今教育普及，民间以书法为追求者日渐其多，但读书应该是走进书法的第一步，不读书也许可以画画，但绝不能成为书家。继增当过语文教师，对于古典诗词用力甚勤，也系统地读过《史记》、《资治通鉴》等典籍，这给他的书法艺术打下了一个很厚实的文化基础，也给他的心胸以中国传统文化的陶冶，有许多从容与平和，反映在书风上，既没有那种板正谨严的庙堂气，也没有纵恣妄为的草野气，那是一种中正平和的书生气度，秀润中有苍劲，放逸中有收敛，这种特点在他的小字行书中体现得最为充分。

    书法是一种很普及的艺术，也是一种很贵族的艺术。说它普及，每个读书人都会写字，说它贵族，历史上凡以书法名世者，大抵为官僚阶层，且多在中央王朝为官者，从钟繇、二王，到唐之欧、褚、虞、颜、柳，到宋之苏、黄、米、蔡，明之祝枝山、文徵明、董香光，王铎，直至清之刘石庵、王文治、翁方纲等，概莫能外。这些人之成名固有官场乃至皇廷吹嘘推介之助，但字确写得好，倒也无可厚非。可是这种流风延至今日，每下愈况，形成官大名便大，名大价便高，价高字便好这样一种怪现象。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书法便与普通读书人无缘，无缘跻身高官阶层的读书人们也一直为中国书法做着默默的贡献，只是不能成名而已。前人已经说过，在唐代已经有人写的字极似北宋之黄鲁直，但后进之黄鲁直能享大名，先进之唐人反而默默无闻。再看那些北朝碑版，大抵没有书丹人的名字，但写出了一代奇观，为唐代楷书的鼎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影响直至现代。北朝书法中那种骇人心魂的奇崛恣肆，是否包含了不得志读书人那一种郁勃不平之气？我看答案应是当然的。以民间布衣而能以书法名世，历来廖若晨星，即使有一、二例外，也需有名公钜卿的奖掖愉扬，方能成就。当今社会进步，文化普及，民间书家大量涌现，这于打破艺术的垄断大有俾益，但也造成一些人把书法做了进身之阶，渔利之具，轻浮躁进，花样百出，观之令人挢舌难下。

    继增有一方章曰：浭阳布衣，他不以布衣为耻，反以为荣。他不善结交，亦不喜结交；不善炒作，亦不喜炒作；一生兴趣都在书法自身。这反成就了他的字，那一种沉实天然，幸进之士难以望其项背。我以为无数像继增这样的人，这样的字，才是中国书法的真正希望所在，姑不论其成就大小，单只这种脚踏实地的作派，就足以使人确信，在大量的泡沫下面，仍有沉静的水波流淌。泡沫虽然光怪陆离，热闹非凡，但终归不能持久，所谓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唯有那源远流长的沉静的水流，方能流传久远，泽及后世。继增去世之后，他的字与画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市场价格稳步上升，亦有收藏家专门收藏他的字画，这说明只要是好的，终归会被人们认识。但我不想就此称继增为什么书家、画家之类，如今大小名家多如过江之鲫，连“大师”都是车载斗量，说是什么“家”能够说明什么呢？反而是对他的亵渎。我只想说这是一个脚踏实地写字的人，一个以写字为毕生事业的人，仅此而已。

    继增的画亦画得好，我以为继增的努力重点一直在字，故不想对他的画多说什么。古人云“善书者必善画”，今人爱说“书画同源”。如何理解这个“书画同源”？“石如飞白木如籀”，固是简单比附，追源至新石器时代之彩陶刻画，亦属无谓。我们只看著名之谢赫六法，其论画谓之：“气韵，生动是也；骨法，用笔是也；应物，象形是也；随类，赋彩是也；经营，位置是也；传移，模写是也。”（此用钱钟书先生读法）这六法，几乎都可移于书法，这说明中国的书法与绘画在其美学追求的起点与终点都是相同的，其技术要求都是相同的。明乎此，则可知善书者必善画所言不诬，亦可知继增以书家余墨挥为画幅，必有可观。

    我与继增相识相交二十余年，除偶尔为朋友向他索字，自己从未向他索过字。继增逝世那一年，我搬了新家，要布置新居，请他为我写一尺方小幅，画一墨竹。他写好后送到我的家里，我却没在家。他当时正在丰润县医院治病，没有几天，就查出是癌症，转西安治疗，终致不治。那一小幅字竟成他留给我的最后纪念。那是写的宋人魏野的一首诗：“寻真误入蓬莱岛，香风不动松花老。采芝何处未归来，白云满地无人扫。”魏野是著名的隐逸诗人，他在山中教仙鹤跳舞，忽有中使来宣，皇帝召见，竟抱琴逾垣而走。这首诗写得幽寂清冷，是仙境，非人境。当时不以为意，继增仙逝之后，再看这幅字，心里便一惊，莫非果真事有前兆？莫非他自己于冥冥之中亦有一种感知？如果人有灵魂，我想，继增的灵魂一定去了那白云满地的蓬莱仙境，他在那里仍会继续写字，白云为纸，松枝为笔，清露为墨，随写随消，不留一丝痕迹。

    呜呼，斯世也而有斯人。

                             公元二零零九年二月于浭阳笑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