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干何许人？——或许应该效法于丹超女的文法，问一声“古干何其人？”古干是我入社时美编室主要为古典部书籍设计封面的美编，也是当年在国际艺坛上声名鹊起的现代派书画家。为了工作，也为了书画理论的探讨，他常到古典部找我的老师林东海先生聊天，与美术天生有缘的本人自然也就叨陪末座，并渐渐与古干相熟，谊兼师友。

    我治印的手艺，便是得了“古老”的真传。——虽然那时古干尚未进入“知天命”的年纪，但在现代派书法的圈子里，已被年轻人尊为“古老”了。这在我听来未免有点滑稽，我只是实实在在地把他尊为师傅。

    师傅是个绝不墨守陈规的人，他教我不用考虑各式各样的刀法，只用“冲刀法”（就是从后向前推刀）刻印；而且从来不问过程，只关心最后效果。惟品评印痕时，才将方寸之间的方圆变化、线条曲直、计白留红之类点拨一二。我心知，这一两句话往往是他摸索多年的经验之谈。古干首先是画家，而不是金石家，所以他在金石篆刻中融入了绘画笔法。我用朱文刻佛头像时，他告诉我：在佛像的侧脸处，多余部分要铲得浅一些，刀法走向要符合人面部肌肉的结构，这样佛像印出来时，侧脸处就会有些浅浅的印痕，能增加厚重感。在传授这类玄机时，他往往会挤挤眼睛，诡秘地一笑说：“这是我的诀窍，秘不外传。”

    古干一个最大的长处就是长于逆向思维。他一方面把绘画技法用于篆刻，另一方面又把篆刻中的谋篇布局、金石韵味用于书画。他的现代派书法作品完全打破了传统书法的格局，融真、草、隶、篆于一炉，无论字形变化、线条穿插、还是黑白对比及篇幅间气势的飞动，都更远于书法而近于印篆。他常说，他的不少作品都更适于装框而不适于加轴。这也从一个方面道出了他作品的渊源所自。

    古干非常擅于变通，印章在他的作品中早已摆脱了从属的地位。他可以用印章组字、刻画形象。更有意思的是，他不知怎么灵机一动，在荣宝斋买下了因无人问津而不得不削价处理的五色印泥，用红、紫、蓝、绿、黄五色印泥钤印来调节画面色彩。古干用印，真是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在师傅的调教下，我的治印水平提高很快，不仅为老师、同学、同事篆印，还为老师、同学、同事的朋友篆印。为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所篆姓名组合印就是他看到我为编辑室同仁所篆“万里乡关怀抱中”和“盘江彝人”两方印后，执意托同仁向我索篆的。不过这一切全凭同仁转达，我

 与韩副部长始终未交一言。还有不少印章被我和朋友充作礼品，赠送给了日本、韩国、德国、新加坡、美国的友人。最让我感到骄傲的是，上手不久即开始代老师捉刀，印谱中的所有佛像都是古干设计、本人攻石。另有“冰湖山人”、“寒冰室”、“雷内”、“伯尔”等，则由古干设计印面，

我来奏刀，然后师傅作为自己的作品赠送给了他的德国朋友。他那位德国画家朋友叫雷内•伯尔，父亲就是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 1917-1985）。还有一枚“符图”，也是师徒合作的成果，这枚印章至今还经常出现在古干的书画作品中。我很愿意为老师捉刀，除了报答师恩，也从中体会到老师对我技艺的认可。业师东海先生告诉我，师傅很称赞我的悟性。

之所以能够迅速进入状态，一是因为我自幼喜欢美术，中学五年（当时高中学制只有两年）一直是学校宣传组成员，最高级别是“宣传组副组长”（正组长是老师），负责学校墙报、壁报、黑板报、油印校报的出刊、出版工作，“运动”掀起一波“新高潮”时还要站在脚手架上用排笔在砖墙和苇席墙上刷大标语，诸如“反击右倾翻案风”之类，尽管脚手架一踩上去就颤悠，苇席墙一刮风就呼扇，但本人照样能刷出漂亮的美术字。能迅速进入状态的第二个原因是在大学里认真研习了段玉裁的《说文解字》。裘锡圭先生的“古文字常识”是中文系文献专业的必修课，其他专业的选修课，但我们班去选修的只有我一个人。在这段时间里，班上其他同学都去选修哲学系叶朗先生的“小说美学”。有古文字学的基础，才使我在操刀时能够知道怎样去体现文字的神韵，特别是象形文字的神韵。

石章质地不同，刻出来的效果就不同。冻石质地细密柔软，行刀很有点切豆腐的感觉，用来刻细朱文，能精准、充分地表现线条的弹性，但柔软中一定不能失去金石韵味，要是真齐刷刷地当豆腐切，就全毁了。我比较满意的细朱文印是“知天命以后作”、“澹怡室”“郭恒玉藏书”和“管士光”、“刘文忠印”“左阳”。巴林石质地松脆，很容易出现崩裂效果，仿白文汉印，效果

  

    

  

        

二十八岁开始学习治印，一直以来刻章都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看到石面在刀下“咔咔”崩裂，总会有一种征服者的回肠荡气、志得意满。即便心情抑郁的时候刻章，也会在镌刻中得到释放和宣泄。刻“南山”章的时候心情就比较压抑，但因为刻得用心，反而取得了很好的金石效果。

比较有金石韵味的朱文印是“林水流”“梦樵王先生手泽”。精心镌刻的印章还有“褚氏藏书”——为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褚斌杰先生镌；“高贤均”——为我的校友兼同事镌，他入学低我一届，职场高我两级，最后的官衔是出版社的副总编辑，而我不思进取，始终一介白衣；“陶良华”——为我的同事兼邻居镌，他的最后官衔是当代文学编辑室主任，但他携夫人在我家小酌时说：“我愿用头上的所有虚衔，换你头上的一个编审（当时他是副编审）。”我相信那是他的肺腑之言；“王卉申申”——为外文部王央乐的孙女镌。求我篆印的王央乐本名王寿鹏，英语、西班牙语都非常了得，在复旦大学读外文系时是王运熙先生的室友兼挚友，在出版社是我的翻译老师，一个风趣幽默、风流俊赏的上海老头。

  

   

——只可惜印蜕还在，几位持印（或求印）人却已经驾鹤西归了，睹物思人，令我徒生“城郭人民”之慨。

二十四年来，治印大约近三百方，留下印蜕百数十枚。如今目力衰退，治印变成了一件很痛苦的事。最后一枚印章是为业师林东海先生镌刻的“年逾古稀”，印章他已用了两年，我却没有留下印蜕，因为感到已经大失水准。想到齐白石、邓散木等金石大家耄耋之年仍然宝刀不老，非常感佩。不知本人能否活到那个年纪，到了那个年纪能否重操旧业。目前可是准备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因此将印蜕博于网上，以嗣知音与同好，并留雪泥鸿爪之迹。

更多印谱及释文见新浪相册之“玉麈轻麾印蜕”一、二、三。

                  二〇〇九年初夏于北京天然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