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由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日本日中关系学会主办，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院日本研究中心协办的“亚洲的未来与中日关系”学术会议在三元桥日本驻华使馆正对面的二十一世纪饭店召开。

    一段时间以来，受日本政府“购买”中国钓鱼岛事件的影响，不仅中日政府间官方的交流陷于停滞，包括商业、学术在内的中日民间交流也陷入低潮。新闻可查，国内多家旅行社暂停赴日旅游业务，余秋雨因钓鱼岛问题拒绝道日本参会，日本企业在中国的一些商业赞助被喊停。筹备近一年的“亚洲的未来与中日关系”研讨会本是作为两周后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在当前中日关系降至冰点的背景下却一度面临被取消的危险，中日关系史学会也为此做了两套预案，所幸最终没有像其他近期被取消的中日学术会议一样惨遭夭折。

    此次“亚洲的未来与中日关系”研讨会参会者多为包括国内日本问题专家刘江永教授、冯昭奎教授、高洪教授等在内的中日方面的知名学者、包括日本大使馆工作人员、前日本驻中国大使宫本雄二等中日政府官员。原本参加其他学术会议的学者官员因为会议被取消而转而参加这次会议，使得这次研讨会规模大大超过预期，最终有超过100名中日学者官员出席了这次会议，发言或参加讨论。

会场

    会议分上下午两场。上午是大会，由中日知名学者官员做报告演讲。日方发言多强调日中友好，而中方发言多表达对钓鱼岛的主权诉求和维护决心，批判野田政府对中日关系的愚蠢破坏。下午为分科讨论，分设政治、经济、文化三个会场。而三个分科会场学者官员们的参与热情直观的反映了当前中日关系的重点。即使没有座位，也约有60名以上的学者官员在政治会场发言或讨论，而经济会场的参与者约不到30人，文化会场则更加冷清，一度因为只有5、6名学者到场而迟迟不能开始讨论，参与者到最后也没有超过20人。可见当下中日关系中的重点是政治问题，且这个重点被赋予了极大的关注热情。

    因为政治会场十分拥挤，笔者只听到第一个发言的刘江永教授从历史和法理角度全面阐述了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拥有。在文化会场，学者们自我调侃，越是在政治关系冰冷的时候，民间和文化交流越是重要，可是这一尝试已经明显的被忽视了。给笔者印象较深的是经济会场中，一位中国学者指出，中日关系要想有所缓和，日方必须认可中方在钓鱼岛海域常态化的官方存在，且日方承诺不在钓鱼岛增加人工存在。日方学者对此回应时只提到，该中国学者的一系列建议都很有道理，但若要落实必须建立在双方互信之上。然而中日在最需要互信的现在，却恰恰可能是彼此最不信任的时候。也许日本面对中国的强力反制，也有妥协的意愿，但因为不知道中国的真实意图，担心日本妥协后中国得寸进尺，所以只能咬牙坚持，使事态不断升级。这又是一个难解的囚徒困境。此外有中国学者要求日本政府必须约束石原等右翼势力而非一直为借口，否则将严重损害国际社会对日本政府的信任，使今后日本对外关系更加艰难。而日本经济官员则强调WTO的自由贸易精神，论述政治不应过多干预经济，担心中国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

    整体而言，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中国学者和官员的发言和讨论多涉及对钓鱼岛主权的维护和对日本政府错误政策和战略的批评；日本学者和官员则尽量回避当下的政治问题，强调中日共赢合作，以及希望政治不要影响到经济。

晚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