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评论》2010年第4期
　　本期是中国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历史与前景专刊，名家云集，所论颇高。
　　秦亚青：《主体间认知差异与中国的外交决策》。提出三种认知差异：中外、纵向（国内精英与民众）以及横向（国内不同利益群体）。这个总结很精炼。由此想到晓宇同志研究中国的外交信号问题，大概就是认知差异导致外国人经常无法正确理解中国的信号，或者认为中国的信号混杂。中国人也奇怪，我的信号没问题啊，你为什么就理解不了？
　　潘维：《国际关系的新世纪与外交政策》。提出几个疑问，发了一通议论。疑问三是为什么而今“军事优势”的作用明显下降？问题是，没有军事优势可以当大国，但成不了超级大国？这大概就是美国老打败仗可依然是超级大国的原因。疑问四是为什么而今的“大战略”丧失了魅力？作者说是国内外政治焦点议题变幻莫测。学通师早就说过，历史上一切成功的大战略你都没法模仿，模仿必败，因为事易时移。大战略的精髓就是因时而变，所以创新是大战略设计的本质。作者把这一切疑问归因于全球化。记住这句话：在全球化的21世纪，孩子们在全球互联网的时代长大，对父辈认为重要的事情丧失了兴趣。以往的代沟至少是十年，而现在三、五年的差距就形成代沟。这让我想起了福山说的西方青少年胸无大志（hollow chest）。以后的国际关系有可能后现代化吗？这是一个疑问。
　　王栋、贾子方：《论中国外交研究的三大传统》。分别是：外交史研究、外交学与外交政策分析、地区与问题研究。文献梳理型文章，如果你想了解中国人都做了哪些中国外交研究工作，看此文即可。
　　张清敏：《对外政策分析理论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以官僚政治模式为例》
　　周琪：《官僚政治模式与美国对中国外交决策的研究》
　　宋伟：《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西方理论与方法的局限性》
　　这三篇可看作一类。前者提倡中国学者用官僚政治模式研究中国对外政策，我看这有点儿难，政治禁忌还在。第二篇是一篇文献梳理文章。第三篇也是文献梳理，但题目与篇幅有点不相称，文献内容少了点儿，纲目不错。
    沈志华：《试论1951年初中国拒绝联合国停火议案的决策》。该文核心观点就是太祖爷在志愿军打过三八线那会子有点儿膨胀，想着能一鼓作气，把美国人赶下海，结果拒绝了联合国的停火议案。如果中国当时接受了这个议案，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谈判时还有占上风。虽言之有理，但美国人肯定借停火而作文章，所以最后结果对中国有多大的利也未可知。
　　孙学峰：《崛起困境与冷战后中国的东亚政策》。崛起困境是他的一贯观点。值得一读，不过文末对中国东亚政策的转型写得模糊和笼统了一点儿。　
　　

　《东南亚研究》第4期
　　如果我们想了解东南亚国家的内政、经济状况，那么阅读这份杂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一期中，有几篇文章是缅甸政局，有几篇是华侨华人研究，皆值得一读。Utpala Raham的《缅甸与孟加拉国关系中的罗兴亚难民问题》使我们知道什么叫罗兴亚难民。刘国福在《华侨华人国籍法律问题新论》中提出逐步实行双重国籍制度，并指出了具体的实施步骤。姚奇志的《鸠山友爱思想的形成及其对日本新亚洲政策的影响》显然发晚了，鸠山哥都下台了。骆莉的《国族塑与族群认同－－二战后东南亚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华族身份认同变化》讨论东南亚华人的国家认同问题，了解到许多新鲜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