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0年第8期

    周桂银：《先发制人战争的道义限度--以2003年伊拉克战争为例》。作者通过研究认为，伊拉克战争从开战正义，战中正义和战后正义来说都是非正义的。以前对正义战争只知皮毛，读这篇文章使我对正义战争理论有更多的了解。
    下面是一组关于国际关系中的伦理问题的研究论文。这个选题还是很有眼光的。
 
    石斌：《有效制裁与正义制裁》。第一、二部分长了点儿，可以压缩。核心问题还是正义制裁。凡事涉伦理之处，必有normative意涵。对于实际操作者来说，操作空间太窄。实际生活中的制裁永远达不到正义的标准。
    戴颖等：《禁忌与军备控制》。这文章写得简洁明快、条分缕析，这是清华风格？禁忌对常规武器的限制作用那一段略有不足。我以为，人类并非习惯了小武器伤害生命的机理，而是小武器没有核武器那种在极短时间内大规模伤害生命的能力，或者像生物或化学武器那样以一种令他人恐惧的方式伤害生命的能力，故而国际社会没有塑造出小武器的恐惧和厌恶感。
    陈玉刚：《区域合作的国际道义与大国责任》。这文章看得让我有点儿摸不着头脑。好像没谈到国际道义问题，大国责任倒是谈了，但与国际道义的关联很弱。通常我一看与欧盟有关的文章就有点儿头晕，是不是我与搞欧盟研究的人学术风格相去甚远所致？
    熊文驰：《人权、援助与发展问题－－以非洲国家为例》。作者是想证明发达国家附加政治条件的对非援助比中国不附加援助的对非援助的效果差。数据处理上有点问题。比如，作者用发达国家从1960－2009年50年的发展援助额来证明1980－2004年25年的发展速度慢，这就成问题了。我们不知道1960－2004年间非洲的平均发展速度如何？或许只是1980－2004年间的发展速度降低了呢？另外，援助并非发展快慢的唯一指标，两者之间不一定是线性关系，甚至不一定有很强的相关性。由于中国始终没有公布历年来对非发展援助的数额，所以仅从中国与非洲的贸易数据和一些政策措施就很难与发达国家的对非援助效果进行对比。
　　有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如果评价和比较ODA的执行效果？发达国家为什么总是喋喋不休地强调饮用水、疾病防控和仪器供应，为什么不谈制造业和生产力？是它们不愿干，还是有其他原因？西方人自己有解释吗？
　　一个设想：如果西方声浪于非洲的法律、司法和公共管理能力，而中国等国专注于生产力发展，那合起来不就对非洲发展有益吗？至少我们在面对批评时，可以说，让东、西方各擅所长，并力帮助非洲。

    朱立群、聂文娟：《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实践转向”》。本文涉及很多哲学问题，故而发给北大哲学系的仰海峰教授，请他品评一番。仰兄与我在第四届社会科学前沿论坛上结识，有过一番探讨。仰兄回复曰：实践转向在哲学界有讨论，这篇文章的哲学引述和分析没有什么错误。但实践转向的探讨在哲学界也不是主流，而且他本人对这个说法不太认同。实践本体论最大的问题是逻辑不清，而且实践是一个可以任意定义的东西。所谓中国文化中的辩证思维，就是A中包括非A。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严格地说不是辩证法。简单地说，辩证法是研究A与B（非A）之间的整体结构问题，最重要的是要讲清楚A与B之间何以构成一个整体结构。A之中当然可以包括B，但在观察时两者应要分开，否则无法研究。总之，实践转向在哲学上为一家之言，但对国际关系研究最重要的是，如何把实践转向落实上对现实国际现象的分析当中。从哲学的高峰落到国关的平原（我一直认为国关是个极其形而下的学科）其实很困难。

    高尚涛：《关系主义与中国学派》。写得很哲学，让我看得半懂不懂。如果老高能在文中结合现实，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国际关系中的关系主义，就能使更多像我这样的人更好地理解。最后一部分关系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基本要素，看后觉得这种还未生成的理论是个normative theory。
    我猜亚青老师及其团队是不是有个三步走战略：首先由他提出一个宏观的理论框架，然后再由团队成员细化，最后建立理论并应用于解释现实问题。这篇文章大概属于第二步。我希望他们能尽快走到第三步，太哲学化、抽象化的东西让国关圈的人很难去真正地批评他们，而且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理论是不是有更强的解释力，能让我们发现新的事实。
    顺便说一句，这次参加第四届社会科学前沿论坛，也听到别的学科的人谈中国学派问题。大家都承认，学派的名字不是自定的，是你做出成果后别人给命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