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铎与方岩书院

谢昭光

 

明代文学家谢铎乡居时曾创办方岩书院。

方岩，本名方城山，位于温岭与乐清的交界处，早在晋代王羲之的《游西郡记》中就有记载：“临海南界有方城山，绝巘壁立如城。”相传越王失国尝保此山，唐天宝六年（公元747）易名王城山。因山略呈方形，顶平如台，崖陡犹削，故又称方山，俗称方岩。旁边还有一块“剑岩”，倚天而立，气贯长虹。

从地质地貌上说，方山是中国最大的火山平台。

倘沿方山北麓山门拾级而上，梅雨瀑下、峭斗洞旁，一座古朴而亮丽的方岩书院掩映在绿荫丛中。传说谢铎年少时曾在这洞里读过书。

 

源出书香门第

 

谢铎（1435-1510），字鸣治，号方山、方岩。

明宣德十年正月二十二日，谢铎出生于浙江黄岩县方岩乡桃夏村（后辖太平县，今温岭市大溪镇兆岙村）一个注重诗礼儒学的耕读之家，可谓“书香门第”。高祖谢温良，字伯逊，桃溪谢氏兆岙派始祖。曾为元末昌国知州幕僚。他是个有名的孝子。父早亡，与母相依为命，甚至山匪作乱侵占昌国，仍不离寸步而逃匿。明代时母亲瘫痪，十多年他“扶持眠食起居”。此事感动了皇上，“洪武中，以孝廉应召且授官”。曾祖谢本雍，传说也是以忠孝节廉而名噪朝野。

祖父谢廷乾，字性端，赠礼部侍郎。青年时他以文会友，广结名士，其中不乏家贫者，遂“置塾礼于终身”。祖母赵欣，忠贞贤淑，生二女一男，但其夫君在儿子刚满周岁即去世，此时她才二十九岁，守志弗二，有人欲逼之改嫁，她便断发自誓，并遂散其财，厚赀嫁姑，养子成人。

父亲谢宗胤，字世衍，国朝封翰林编修，学识渊博，重视教育，赠礼部侍郎。母亲高氏，端庄娴淑，知书达礼，育有五子：振铎（即谢铎）、振铙、振鏄、振鑑和振锐，“以子铎贵”。

小谢铎“生而姿性澄明，机神警语”，被家人视为掌上明珠。

聪明好学的他，“幼苦学，常悬髻读书，至夜分不辍”，童时即学会韵语，而且“性介特，力学慕古，讲求经世务”。到了十四岁，族叔谢省“授以《四子书》、《毛诗》，辄通大义”。十九岁入县学，成绩优异，与乡友黄孔昭“服膺儒素，日相砥砺，以古人自期，乃并有时名”。二十五岁举乡试第二，三十岁中进士。此前他一直在家乡谢氏族塾“会缌庵”就读。

谢铎称他的老师是自己的两位族叔谢省和谢绩。

谢省，字世修，“景泰五年进士。授兵部员外郎，任湖南宝庆知府。政尚仁恕，尝书真德秀四事十害为僚属戒，上言民隐十事”。著有《逸老堂诗集》，且常与“茶陵诗派”的重要人物李东阳等吟诗作赋，声望很高。

谢绩，字世懋，省之弟，少与其兄“自相师友，读书务穷极底里”，才华横溢。但他英年早逝，死后诗文亦散失殆尽，是谢铎替他收集、整理和刊刻的，题为《王城山人诗集》，共有169篇。李东阳为之作序：“山人之诗，始规仿盛唐，得宛转流丽之妙。晚独爱杜少陵，则尽变其故格，益为清激悲壮之词，思极其所欲言者”，评价甚高。

两叔父均为当时著名诗人，对谢铎的人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谢铎走上仕途后三次在朝为官、三次辞官还乡，这与谢省五十四岁请辞宝庆知府归隐之举相似。他为官清廉，关心民间疾苦，无畏强势，一身浩然正气，亦如谢省。他崇尚程朱理学，传播理学思想，与谢省一脉相承，且叔侄两人均为“雁山七贤”之一。他作诗提倡复古，学陶渊明、杜甫、苏轼、黄庭坚，这与谢绩的文学才华和诗风又何尝不似。

再说谢铎是“茶陵诗派”的重要作家，而谢省与李东阳交往甚密，常有诗歌吟和，李东阳又对谢省、谢绩的人品和学识深为敬重，因此他们的学术思想和诗歌创作对“茶陵诗派”诗歌理论和诗风的形成必有影响。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会缌庵是方岩书院的前身。

它原是一所墓庵，亦称佛宫。在离桃夏二里路的杜山上，葬有“始迁祖孝子府君（谢温良）之墓”，成化九年（1473）开始由谢宗胤与谢省在墓侧“作亭以祭，因更堂为亭，曰‘会缌亭’，盖取四世而缌之义”，后扩建为“佛氏宫，有道人陈觉显，以私田五亩为香火”，主要奉祀谢氏先祖，故名“会缌庵”。

是年，谢省主动请辞宝庆知府官职，乡居期间他与堂兄谢宗胤在会缌庵创办家学，谢家子弟及邻家少年均从中受益。

 

诚国家之急务

 

谢铎是明代成化至正德年间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他不仅是“茶陵诗派”的重要作家，同时又是著名的史学家、理学家和教育家。就人生理想而言，早年谢铎发愤读书，满怀报国之心，入仕后即“诚国家之急务”，锐意改革，励精图治，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

天顺八年（1464）谢铎“登进士第”，为“二甲三十一名”。

于是，他与好友、“二甲第一名”的李东阳以及倪岳、陈音、焦芳等同被选入翰林，为庶吉士。翰林院是中国明清时一个带有浓厚学术色彩的官署。“庶吉士”则是翰林院的短期职位，目的是让他们先在资深的翰林官指导下学习，之后再授以各种官职，有如今天的见习生或研究生。其职责是给皇帝讲解经史书籍、起草诏书。这是谢铎第一次出仕。第二年，即成化元年（1465）八月与李东阳等又同被授为翰林编修，预修《英宗实录》。

两年后，谢铎成功地完成了《英宗实录》，升从六品俸。由于他“力学慕古”，成化九年（1473）奉旨校勘《通鉴纲目》，并在此任上呈《记西北备边事宜状》、《癸已封事》等奏折。成化十一年（1475）官期满，因其表现突出，遂被升为侍讲，并加从五品俸，值经筵。“经筵”是指中国古代皇帝研读经史而举行的御前讲席。这似乎说明谢铎的仕途正趋于平步青云之际。

然而，犹如晴天霹雳，成化十六年（1480）五月谢铎的父亲不幸去世，他急忙告假奔丧。古代的交通不像现在的高铁，从南京到台州最快也得数月半载，因此他心急如焚，星夜兼程，长途跋涉。岂料途中才抵杭州又闻母亲突然病故，这使谢铎的身心创伤雪上加霜。

一回到家门，他就以泪洗面，“守礼如古”。

按规定，谢铎本应到成化十八年（1482）八月底服孝期满，闰八月初一即可启程返京，但他坚决“谢病不出”。学而优则士，是中国古代读书人最高的追求，谢铎也为之奋斗过，这在封建时代是光宗耀祖的事。可是他为什么偏偏要辞去官职而乡居呢？

其实，谢铎是有苦衷的。他中进士那年正是英宗死后不久之际，18岁的太子朱见深即位，是为宪宗。宪宗是个昏庸的君主。在他的纵容下，宦官肆意奸欺国政，以致朝纲混乱，忠奸颠倒。这对谢铎打击很大。作为一位理学家，他以天下为己任，刚正不阿，直言敢谏，对朝中官员时有得罪，因此他和挚友黄孔昭在朝廷中与同僚的关系并非十分融洽，落落寡合，且常遭人攻击而感到心寒。

当然，父母双亡使他悲伤过度、心力不济，也是辞官的重要原因之一。

乡居期间，谢铎就在他父亲和叔父创办的会缌庵亲自给本族弟子授课，以继父辈之教育事业。人生的命运就是这样跌宕起伏。

成化二十三年（1487）八月，宪宗驾崩，孝宗即位，次年改年号为弘治元年。为了治理好江山，孝宗皇帝求贤若渴，于是言官们推荐了一批在成化年间以多种原因离职、又以种种借口滞留家中的官员复职。

这当中就有“谢病不出”的翰林侍讲谢铎。

弘治元年（1488）八月，谢铎几经推辞不准，遂“扶病赴京”。这是谢铎第二次出仕。进京后他官复原职，开始预修《宪宗实录》，两年后被任命为南京国子监祭酒。“祭酒”为明代最高学府主事。

任期间，谢铎“以身为教”，积极推行改革，上奏《论教化六事疏》：“教化学校所自出，诚国家之急务，而不可一日忽焉者也。故我太祖皇帝定鼎金陵，首建国学，以司教化，以式四方，所以为天下国家虑者，至深远矣。……一曰择师儒以重教化之职，二曰慎科贡以清教化之源，三曰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四曰广载籍以永教化之基，五曰复会馔以严教化之地，六曰均拨历以拯教化之弊”。

然而，他的改革举措屡屡受挫。尤其是“正祀典”，弘治四年（1491）三月谢铎提出要进宋儒杨时而罢免吴澄，结果由于礼部傅瀚从中作梗，罢澄无果，发生冲突，愤而辞官。屋漏偏遭连夜雨。此时不幸传来次子兴义的噩耗（长子兴仁、妻孔氏已分别于成化十八年、弘治二年六月先后故世），谢铎因此受到身心的数重打击。

从另一角度说，谢铎这次致仕还乡，恰好顺理成章，使之全身心地投入民间的书院教育事业。但是由于会缌庵形制局促，加上“台南之士仰其风徽，愿得先生以为师”的求学者日渐增多，难以容纳，谢氏方决定成立书院。

李东阳的《方岩书院记》曰：杜家“山之旁有狮子、虎头诸岩，文笔诸峰，仙人迹、月岭、桃溪诸境，其外则环以大海，浩淼无际，其后则天台、雁宕诸山，竦立乎霄汉之表，委灵毓秀，至是而极，则结为方岩，巉耸峭拔，为一方之胜。故院以是名。”这就是后来的方岩书院。

 

匡治天下风教

 

谢铎第二次致仕回乡时，方岩书院已初具规模。

包括照壁、泮池、讲堂、斋舍、祠堂、明伦堂等，方岩书院“为堂四楹，左右翼为相观、恐闻二斋，以居学徒。置田三十亩，以资教事，而仰高、望海、采藻三亭，及桃溪书屋、方石山房皆在”，均符合礼制规格。并且依山傍水，气清景幽，实为一处读书圣地。

这时，谢铎正当壮年。叔父谢省要求他接替自己主持书院事务工作，谢铎义不容辞并亲自执教其中。除此外，他在方岩书院还做了三件大事：一是整理乡邦文献，二是厘清台学源流，三是促进理学传播。

弘治六年（1493），谢省去世，谢铎作《缌山伤感十咏》纪念，其一《会缌庵》曰：“服缌强登山，泪湿缌如雨。庵空瓦砾初，谁辟兹山土。”其十《方岩书院》云：“乡祠故有尊，吾院敢言尔。生作方岩师，死作方岩主。”

诗中既有慎终追远之怀，又有乡党教化表率的责任感，尤其是“生死句”，表明谢铎感念父辈倾箧经营、呕心沥血，已将方岩书院视同生命一样重要。谢氏一家在建设书院过程中真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谢铎晚年虽体弱多病却精神矍铄，还经常去浙东其他著名的书院游历，像金华的丽泽书院、温州的云津书院等。在人才培养方面，他当过挚友黄孔昭之孙、后嘉靖年间擢升为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黄绾的老师，他告诉黄绾：做学问“必有真实心地，刻苦工夫而后可”，这对黄绾“艮止说”的形成有着深远的意义。

弘治十二年（1499）八月，谢铎年届六十五了，孝宗皇帝下诏重新起用谢铎担任礼部右侍郎兼国子监祭酒。但是，谢铎因病无心复出，便多次上疏辞免，均未准。终生挚友、礼部侍郎兼文学阁大学士李东阳也写信来劝他。

于是，早已致仕乡居十年的谢铎只好在翌年即弘治十三年（1500）四月动身赴任。五月到绍兴，旧病复发，又辞职还乡。七月下旬再奉旨，至十一月抵京正式上任。这是他第三次出仕。当时谢铎为北祭酒，章懋为南祭酒，“两人皆人师，诸生交相庆”。

上任后，谢铎看到教育方面存在很多问题。

这时，傅瀚已任礼部尚书。谢铎提出考官设置改革意见，但“时未能从”。又呈《维持风教疏》，提出四条改革措施：一是“正祀典以究明伦之实”，二是“重科贡以清入仕之途”，三是“革冗员以从京府之制”，四是“塞捷径以澄国学之源”，对照十年前他在南京任上提出的六条改革内容，是一脉相承的。

不言而喻，“匡治天下风教”是谢铎一生的主调。

实际上，它已远远超出教育范畴，成为国之大道，成为振兴明朝政治文化之希望所在，成为历代知识分子的理想王国和价值标本。

然而，傅瀚却“力诋铎言为谬”，因而谢铎与他发生了激烈的矛盾。身为礼部右侍郎兼国子监祭酒的谢铎，自己所陈之事俱以廷议不合而止，这给谢铎以极大的挫折。另外，谢铎此次赴任不久曾被推荐作为教育皇储的第一人选，这可能又给他造成很大的压力。

孝宗有二子，长子即武宗厚照，十一岁，次子三岁就死了，因此这个惟一能继位的皇太子已被孝宗溺爱得荒嬉无度。要想教育他成才一般难度很大。而谢铎是位严谨的理学家、教育家，现在让他来担任太子的老师，既不能得罪皇帝和太子，又不想敷衍塞责，这除了辞职恐怕没有更合适的选择了。

因此，谢铎便提出辞职，但未准。

后来，傅瀚只做了三年不到的礼部尚书，就去世了。

但是谢铎仍把他视为“吾友”，并为之作《傅文穆公谥议》，说明谢铎作为翰林官所具有的宽阔胸怀和崇高境界。

弘治十六年（1503）夏，孝宗皇帝要修《历代通鉴纂要》，任命谢铎为“润色官”，原职务依旧不变。三年后，或许是身体真的不好，皇帝命谢铎“回家养疾”，并一再下诏不准致仕。应该说，孝宗对谢铎还是十分器重，希望他能继续回朝任职，为国出力。从武宗正德元年（1506）疗养至正德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故世，谢铎在方岩书院执经讲诵，尽瘁乃已。“死后赠礼部尚书谥文肃”。

如今五个世纪过去了。

方岩书院新址则建在方山峭斗洞旁、峭斗寺遗址，这是为纪念少年谢铎在峭斗洞读过书而建的，历时三载，2005年建成，2008年开馆，建筑面积达2000余平方米，系仿明清建筑。书院门前，清代李鸿章所书的楹联：“每怀古人自知不足，既生斯世岂能无情”，亦发人深省。

今天我们在谢铎故里的方岩书院，可以通过这位高瞻远瞩的教育家看到中国教育改革的一脉。谢铎认为：教育要投入，“国有不足，亦当别为节缩区处。”用现在的话来说，国家最穷也不能穷教育。

谢铎在500多年前就说出这样的话，无疑是个奇才。

 

 2011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