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震亨的好友，常熟沈春泽在《长物志》序中说：“近来富贵家儿与一二庸奴、钝汉，沾沾以好事自命，每经鉴赏，出口便俗，入手便粗，纵极其摩娑护持之情状，其污辱弥甚，遂使真韵、真才、真情之士，相戒不谈风雅。”这幅场景是不是像当下之景。市井俗，是里巷风景，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如果文人俗，那真是“小的梅花接老爷”了。

风雅，是文人视野的延伸。苦守书斋的清寂，如果没有茶铛药臼、古董字画、花木禽鱼的陪伴，那只有形影相吊的凄苦了。所以，风雅其实是文人对日常庸碌生活的摆脱，如果真把风雅当一件炫耀的胜业来做，那真是无聊之极了，而时下的风景正如沈春泽所云！

文震亨是文徵明的曾孙，风雅自然是血液中的遗传。而在当时，有时之名士所谓贫而必焚香、必啜茗、必置玩好、必交游尽贵也的风气。所以，文震亨不醇古风流，是对不住他的身份的，何况他的风雅是出乎真性情，像倪云林的洁癖一样，并非装模作样的庸奴钝汉。

《长物志》是一本关于生活和品鉴的笔记体著作，全书共有十二卷，按条目分有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等等，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文人士大夫优雅的审美趣味。而所谓的“长物”，本意也是多余的事务，它不是平常人能够享用的，可以说是一种彰显身份的奢侈品。故此，它被当时追求修齐治平的人讥评为“所论皆闲适游戏之事”，言下之意是不足一观的。但喜欢的人却认为文震亨是“长身玉立，善自标置，所至必窗明几净，扫地焚香。”从这段文字看来，文震亨也是一个有洁癖的人，高洁而与世俗格格不入。

从文震亨的死，便能看出他绝非一般庸碌的，只会附庸风雅的纨绔子弟。在弘光元年，清军攻占苏州后，文震亨避居阳澄湖。当清军推行剃发令后，他自投于河，被家人救起后，绝食六日而亡。其性格如此刚烈，足见其品质上的磊落，让人想起同样酷爱园林，戏曲的绍兴祁彪佳，在清军攻陷杭州后，也是自沉殉国。

文震亨追求生活的情趣到了痴迷入神的地步，这一方面是他的癖好，一方面也是闲的发闷，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闲人只有把功夫做足了，方能显示他的与众不同。在《长物志·琴室》条中他说：“古人有于平屋中埋一缸，缸悬铜钟，以发琴声者。然不如层楼之下，盖上有板，则声不散。下空旷，则声透彻。或于乔松、修竹、岩洞、石室之下，地清境绝，更为雅称耳。”这种的癖好，显示了一个艺术家对事务品质精益求精的追求。说白了，这种追求并不过分，正如现在演奏家对声音的追求一样，好的演奏家都有类似的痴迷。

文震亨当然不只是一个有钱的玩家，他对时下的恶趣深恶痛绝。邓之诚《骨董琐记》恶道一条云：“王凤洲云：‘书画雅事，小一贪痴，便成商贾。’又云：‘画当重宋，三十年来，忽重倪元镇，以逮沈周，价增十倍。大抵是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俱可怪也。’沈德符云：‘京师成窑酒杯，每对至博百金，皆吴中儇薄，倡为雅谈，戚里大贾，浮慕效尤，澜倒至此。’文震亨云：‘心无真赏，以耳为目，手执卷轴，口论贵贱，真恶道也。’”这里可以看出当时造假，哄抬物价，轻薄之风盛行，和现在何其相似。而文震亨是极其鄙视这种只重贵贱，不讲艺术的商贾风气的。

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自称：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这种优越的家境，身份，赋予了他们对生活情趣艺术化的追求，但他们并非浮浪的轻薄子弟，喜欢美是没什么错误的，重要的是对美的品质的追求。而张岱、文震亨能成为晚明艺术大家，其原因正在于此。浪荡子只能成玩家，有慧心，有品质，有追求的人的才能成为艺术家。

沈春泽说文震亨家里婵娟为堂，玉局为斋，令人不胜描画。意思是说，你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为什么还要劳神笔墨把它记录下来，这不是多此一举吗？文震亨说，不是，我正是担心苏州人生活的意趣会逐渐生变，后人可能会不知道这种生活的源流，所以才编写了这本书。

但愿文震亨的良苦用心会对现在鄙薄的艺术趣味有所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