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1月2日帕索里尼被一个年仅17岁的同性恋少年杀死在一个僻静的小森林里。这也许是帕索里尼最好的死亡方式。这个“寓言”式的天才，同性恋者以极端的方式表明对人性“邪恶”的厌恶，而自己也死的“与众不同”。这一代的“知识分子”经历了战争和动荡不宁的生活的洗礼，绝望和虚无的色彩从来就没有像在他们的语言中显示出如此的惊心动魄。而像卡夫卡浓重的阴霾之下的阴冷已经无法再反映出他们这一代对生命、对社会深刻的绝望。美国“跨掉一代”的诗人金斯堡用“嚎叫”来表达对社会的抗议，而“嬉皮士”的运动已经彻底的粉碎了以“上帝”最为最终精神寄托的生活信念，不信任，不合作和无所事事的流浪仿佛又回到了人类生活本初的状态。

    萨德，这个在法国被看成是恶魔般的作家又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中来，就像诺查丹玛斯的预言一样，这个“幽灵”般的预言家总是在人们困顿于现实中的时候，来启示心灵。也许这种启示并没有什么答案，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人的智力所能达到的领域，但哄骗心灵，让纷乱的内心平静下来正是人们生活下去的勇气。

    萨德可以说是一个非凡的人物，他仿佛就是魔鬼“撒旦”的化身，他那些邪恶的小说对神经脆弱的人来说几乎难以承受，但对于帕索里尼这样的天才来说，他仿佛像甜蜜的甘露一般启示着自己的灵魂。

    我不想再去描述帕索里尼最杰出的影片《萨罗、或索多玛的120天》中的情节，电影的灵感直接来自于萨德。每一个有着正常理智和感情的人，看了以后都会禁不住呕吐，但影片的震撼力是强大的，这是我至今为止看过的最惊心动魄的电影，是波德莱尔《恶之花》的再现。在帕索里尼面前，也许现在备受赞誉的导演斯皮伯格显得渺小和才气不足，而国内的导演充其量才小学毕业。

    帕索里尼像那些毁灭性的天才一样，魔鬼般的智力和普罗米修斯般的勇气使他成为那一代人中“文化英雄”，他对人性深处的绝望显得那么深切，他毁灭了正常人的理智，他让那些受不起“惊吓”的人深感恶心。

    死亡不是美丽的，诗人普拉丝希望自己死的辉煌，死的壮丽，这也许不适合帕索里尼，他不是一个通常性质上的“知识分子”，就像他的“同性恋”一样，他喜欢选择另一扇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