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2016年相关研究领域论文摘要。

 

 

政治关联与经济增长——基于卫星灯光数据的研究

《经济研究》，2016年第1期

范子英（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湘潭大学商学院）

彭飞（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刘冲（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自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部委集中了大量的财政资源和项目审批权限，因此地方与中央的政治关联会显著影响地方获得的资源和发展机会，进而影响到地方的经济增长。本文采用校准后的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度量了地方的经济增长，基于2003年部长更换的自然实验，利用倍差法研究了1998—2007年期间政治关联的变化对部长来源地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新任部长对其出生地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相当于在平均水平上增加27%，而对其籍贯地和工作地的影响则不明显；上任部长和卸任部长的政治关联效应是非对称的，部长的卸任在短期内没有产生“人走茶凉”的效应；部长主要是通过增加其来源地的投资水平来促进增长，政治关联效应使得投资平均增加20.1%。

 

 

《物权法》的实施与供应链金融——来自应收账款质押融资的经验证据

《经济研究》，2016年第1期

江伟（暨南大学会计学系）

姚文韬（暨南大学会计学系）

 

摘要：利用中国上市公司对质押贷款披露的独特数据，本文以2007年我国《物权法》的实施为切入点，具体从应收账款质押融资的角度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的供应链金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2007年《物权法》实施之后，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上市公司，其利用应收账款质押融资的行为都有所增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国有公司和所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公司会更多的利用应收账款质押融资；应收账款客户集中度会弱化公司利用应收账款质押融资的行为，客户为民营性质的上市公司更容易获得应收账款质押融资。本文的研究不仅在供应链金融、债权人保护以及商业信用融资三个方面弥补了国内外现有研究的不足，而且对于完善我国《物权法》和更好的推广供应链金融服务，尤其在发挥应收账款质押融资在解决我国企业融资难问题中的作用方面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偏向性政策、资源配置与国有企业效率

《经济研究》，2016年第2期

张天华（华南师范大学）

张少华（浙江理工大学）

 

摘要：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在经营中享受了各种偏向性政策，是中国微观企业运行的典型特征之一。本文首先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为国有企业构造各种特征相似的非国有企业对照样本，通过反事实分析测算对国有企业的偏向性政策造成的扭曲，然后在Hsieh & Klenow（2009）的框架下估算这一扭曲带来的经济效率损失。研究发现，偏向性政策主要通过产出扭曲和大型企业两种渠道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使得国有企业的资本和劳动过度配置。偏向性政策影响了企业分布，导致国有企业盲目扩张，这是造成中国产能过剩的原因之一。偏向性政策造成的效率损失已经显著下降，国有企业数量的减少和单个国有企业的效率损失不断下降是两个主要原因。产权问题的解决会缓解国有企业造成效率损失的问题，非国有注册资本占比达到一定幅度（50%以上），国有企业资源误置效率损失显著下降，但继续增加非国有注册资本，对国有企业资源误置效率损失的影响不大。

 

 

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宏观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创新的影响

《经济研究》，2016年第4期

黎文靖（暨南大学管理学院）

郑曼妮（暨南大学管理学院）

 

摘要：本文采用2001—201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专利数据，分析中国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及其内部机理。研究发现，受产业政策激励的公司，专利申请显著增加，但只是非发明专利显著增加，追求“数量”而忽略“质量”；当公司预期将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时，其专利申请、特别是非发明专利申请显著增加，选择性产业政策的财税手段使企业为“寻扶持”而创新。进一步对企业分组分析发现，上述现象只在国企组、非高新技术行业组中显著。这说明选择性产业政策只激励企业策略性创新，企业为“寻扶持”而增加创新“数量”，创新“质量”并没有显著提高。发明专利申请的增加才能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推动技术进步和获取竞争优势的实质性创新才能促进企业发展。

 

 

经理人异质性与大股东掏空抑制

《经济研究》，2016年第4期

刘少波（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马超（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对经理人能否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现有文献鲜有研究。本文基于经理人异质性的分析视角，按照独立性将经理分为一体型、依附型和独立型三种类型，在此基础上构建博弈模型分析不同类型的经理对大股东掏空行为以及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并以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独立型经理能够对大股东掏空产生有效的抑制，依附型经理对掏空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一体型经理则会激励大股东掏空。同时，通过将掏空和非正常在职消费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分析发现，经理人的非正常在职消费程度随着其独立性的提高而降低，经理人追逐非正常在职消费的动机越强越有可能与大股东形成合谋进而加剧掏空。本文还发现，公司价值与经理人独立性呈正相关关系。因此，经理人的独立性可能是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可在抑制大股东掏空及提升公司价值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地方官员变更与企业风险——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经济研究》，2016年第5期

罗党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廖俊平（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王珏（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官员变更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会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影响当地企业的正常经营投资活动。本文研究这样的问题：地方官员的变更是否会加剧当地企业面临的市场风险，以及有哪些因素会加剧或减弱这种作用机制？本文以1999—2012年在沪深A股上市的企业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官员变更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将显著加剧当地企业面临的市场风险；同时，若新任官员与省级官员存在“老乡”关系时会降低这种政策不确定性程度。进一步，本文还发现当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较低时，企业风险受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的程度更大，但由官员变更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处于不同行业管制的企业以及产权不同的企业风险影响并没有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风险方面的文献，同时有助于明晰政策不确定性的具体传导机制及其引起的经济后果。

 

 

中国式融资融券制度安排与股价崩盘风险的恶化

《经济研究》，2016年第5期

褚剑（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

方军雄（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

 

摘要：2010年开始实施的融资融券制度是中国资本市场重要的制度创新，旨在引入卖空机制以提高资本市场运行效率，本文从股价崩盘风险的角度采用双重差分法系统检验了该项政策对资本市场的影响。研究发现，与政策制定者的初衷相反，整体上，融资融券制度的实施不仅没有降低相关标的股票的股价崩盘风险，反而恶化了其崩盘风险。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这种负面效应，主要源自融资融券政策设计的两个特征：融资融券标的选择标准以及融资和融券两种机制的同时实施。标的选择标准使得标的股票本身股价崩盘风险较小，这导致卖空机制很难发挥作用，相反，对称性融资融券机制中的融资机制则为投资者提供了跟风追涨的渠道，最终，融资交易的杠杆效应和去杠杆效应加剧了崩盘风险的上升。

 

 

独立董事“政商旋转门”之考察：一项基于自然实验的研究

《经济研究》，2016年第6期

叶青（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赵良玉（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刘思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摘要：本文利用2013年中组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下称“禁令”）引发的上市公司“官员独董”辞职潮这一自然实验，来探讨离退休官员到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的“政商旋转门”现象这一问题。研究发现：第一，与一般独董辞职相比，官员独董因禁令辞职导致公司市值在公告日前后5天下跌超过2%；第二，负面市场反应随着官员政治级别提高而增大；第三，公司既有的政治关系，无论是国企背景还是高管政治关系，都不足以抵消官员独董辞职带来的市值下跌；第四，官员独董的价值至少部分来源于给公司带来的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公共资源；第五，无论监督还是咨询，官员独董的表现均不优于（甚至差于）一般独董。综合这些证据，意味着官员独董的价值主要来自于官员身份所带来的资源获取和寻租功能，而不是更好的监督和咨询作用。本文不仅从寻租的新视角补充和拓展了独立董事的现有研究，而且从政策效果（市场反应）上为政府部门在其他领域规范官员兼职以及通过遏制“政商旋转门”从制度层面抑制官员腐败提供了可行性和有效性论证。

 

 

要素市场扭曲与创新效率——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经验分析

《经济研究》，2016年第7期

戴魁早（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刘友金（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

 

摘要：作为创新要素流动和配置的平台，要素市场的扭曲状况对创新资源的利用效率产生直接且重要的影响。本文建立理论模型分析了要素市场扭曲如何影响创新效率，并利用中国高技术产业1997—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的结论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要素市场扭曲显著地抑制了企业或产业创新效率的提高，而要素市场扭曲对创新效率产生的抑制效应存在边际贡献递减规律。当扭曲程度较高时，要素市场改善对创新效率的边际效应较小；而随着扭曲程度的逐渐下降，要素市场改善对创新效率的边际效应则不断上升。进一步的经验研究还发现，要素市场扭曲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着企业差异，而且企业特征的适当改变可以规避要素市场扭曲对创新效率产生的抑制效应。

 

 

中国式风险披露、披露水平与市场反应

《经济研究》，2016年第7期

姚颐（南开大学商学院）

赵梅（南开大学商学院）

 

摘要：风险要素披露是资产有效定价的前提，本文研究了我国发行新股时《招股说明书》中风险因素的披露状况以及市场反应。研究发现：第一，在控制相关变量后，公司所披露的总风险越多、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越多，IPO抑价越低、流动性越强。第二，从公司披露意愿来看，未来业绩差的公司较业绩好的公司有更强的披露意愿，这并不是因为业绩差的公司更为诚实或是更为聪明，而是为了规避未来业绩下降所带来的行政处罚。第三，从市场反应来看，面临诚信危机的证券市场，坦诚披露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会收获更多的市场奖励，即公司的新股发行效率提高。最后，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创造性地构建“模糊指数”，对含糊其辞的风险披露予以甄别，检验结果与前文一致。本文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跳出了以往的计算机文本搜索方式，首次以人工阅读方式度量风险。本文的结论对我国即将推行的注册制新股发行具有重要的预测及指导作用。

 

 

公平竞争与投资增长

《经济研究》，2016年第7期

龙小宁（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与经济学院）

黄小勇（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公平竞争的经营环境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而现阶段影响我国企业公平竞争的两个重要问题是官员清廉度与政府规制繁冗。本文使用我国地级市2013年1月至2015年8月的月度数据，实证分析了消除这两种障碍对地级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影响，并得出建立公平的市场环境需要提高清廉度并减少政府规制的结论。具体来说，我们发现在政府管理制度化程度较差的地区，官员清廉度越高则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越快；而在政府管理制度化水平高的地区，官员清廉度则对该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些结果表明，官员清廉度不高和地方政府管理制度化的缺失是阻碍我国地级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重要因素，而提高清廉度并同时提高政府管理制度化水平有利于投资的稳定增长。

 

 

制造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效率提高

《经济研究》，2016年第8期

傅元海（广州大学经济与统计学院，广州发展研究院）

叶祥松（广州大学经济与统计学院）

王展祥（江西财经大学《当代财经》 杂志社）

 

摘要：从长期看，制造业结构变迁促进经济增长效率提高，但是短期内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制造业结构变迁不一定伴随高端制造业的高附加值，经济增长效率不一定提高。本文基于OECD制造业分类方法将制造业分为3类，从总产值、增加值、固定资产净值等多维度测度制造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合理化，构建制造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效率的计量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负面作用，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正面作用。经济增长效率采用经济增长集约化和投入产出率衡量，每个维度的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分别采用两种方法测度，不同方法测度变量的估计结果一致。本文进一步分析认为，制造业结构高度化抑制经济增长效率提高，与中国制造业不断升级却一直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事实吻合，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却没有伴随高附加值化是重要原因。

 

 

股市谣言与股价波动：来自行为实验的证据

《经济研究》，2016年第9期

雷震（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杨明高（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田森（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张安全（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信息是引起股票价格波动的核心因素，谣言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如何影响投资者的风险决策至今仍然是一个谜。由于利用真实股票市场数据来检验谣言与股价的关系无法控制预期等因素的影响，本文采用了行为实验方法，首先建立一个包括情绪因子的行为风险决策模型，然后设计了一个2×3×3的风险决策实验，考察仅包括虚假信息的谣言对股票市场买卖双方风险决策的影响。我们利用双重差分计量模型检验发现，与有效市场理论不同，买卖双方面对负面谣言冲击时会显著降低风险资产比例，面对正面谣言冲击时卖方显著提高风险资产比例，但买方不显著。除买方负面谣言组外，谣言影响风险资产比例不具有持续性或外部性。本文首次证实了谣言会直接影响人们的风险投资行为进而导致股价过度波动，为监管部门打击造谣、传谣提供了有力的经验证据。

 

 

风险投资、创新能力与公司IPO的市场表现

《经济研究》，2016年第10期

张学勇（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张叶青（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本文以公司创新能力作为研究视角，基于2003—2012年的中国A股市场数据，实证分析了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在IPO时点的创新能力对公司上市之后市场表现的影响，进而印证了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较好的IPO市场表现是受内在创新能力所驱动。研究发现：（1）首先，在IPO之前风险投资会帮助公司提高创新能力；（2）同样接受了风险投资，在IPO之前拥有专利的公司相对于那些缺乏创新能力的公司，IPO的抑价率更低，长期回报率更高；（3）缺乏创新能力的公司与没有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相比，在市场表现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总体而言，创新能力对风险投资支持的IPO公司的市场表现具有显著的驱动作用，创新能力的建立才是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获得更好的IPO市场表现的关键。

 

 

“不作为”或“急于表现”：企业投资中的政治动机

《经济研究》，2016年第10期

金宇超（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靳庆鲁（上海财经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

宣扬（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摘要：国企高管的政治动机如何作用于企业的投资行为，取决于追求政治晋升与规避政治风险的相对强弱。反腐败作为一种国家治理机制，极大地改变了国有企业面临的政治环境。本文发现：（1）在反腐过程中，国企高管避免政治风险的动机（或追求政治晋升的动机）导致的“不作为”（“急于表现”）倾向，带来更多的投资不足（过度投资）；（2）“不作为”与“急于表现”都会削弱企业捕捉投资机会的能力；（3）相对于反腐前，反腐后相同程度的投资不足对企业价值的损害程度更大；（4）部分国企的“不作为”与“急于表现”导致反腐整体上对国企投资效率的提升不明显。本文的发现丰富了高管政治动机影响国有企业投资决策的相关文献，也为整顿国企高管“不作为”和“乱作为”风气提供了理论借鉴。

 

 

软预算约束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来自金融市场的证据

《经济研究》，2016年第11期

王永钦

陈映辉

杜巨澜

 

摘要：债务市场的违约是近年来各类金融危机的根源，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违约风险近来也成为国内外关注的重要问题。由于中国体制的复杂性和地方政府债务数据的不透明性，直接估算地方政府债务的违约风险比较困难。本文则选取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即从交易城投债的金融市场的角度，将城投债的收益率价差分解成流动性风险价差部分和违约风险价差部分，利用（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外生的冲击通过双重差分的方法来进一步识别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违约风险。本文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的违约风险并没有在城投债的收益率价差中得到反映，而中国的整体违约风险则在其中得到了有效的定价;整体违约风险价差在2012年后大幅飙升。这表明，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存在普遍的软预算约束问题。本文的发现为中国未来全面开展地方政府债券的制度设计提供了参考；本文的方法也同样适用于其他中央—地方关系复杂、制度不完善的新兴市场经济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