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底层文学的写作视角

陈思和最早将社会学的概念：“底层”引入到了文学层面，指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等都处于社会最下层的人群。五四时期，鲁迅开创了“乡土小说”的传统，对底层人物生活的关照由此生发。此后三十年代茅盾的“农村三部曲”与《林家铺子》等，四十年代巴金的《寒夜》与萧红的《呼兰河传》等，再到新时期的高晓声、阎连科等人对农村社会的描绘，池莉、刘震云等人对市民生活的展示，都属于底层文学的写作。底层主要集中在农村社会以及城市贫民窟，作家在文学作品中书写着底层社会的生计问题与时代焦虑，同时也描绘了底层人民的物质与精神困境问题。

“平视、介入、设身处地的写作才能造就出真正的底层叙述——指向底层，为了底层、呈现底层自身的文学。”在地域文化与亲身经历的共同作用下，路遥与海波将目光更多地专注于西北地区农村生活的现实状况，反映底层人民的生存境遇、关注他们的生活困境。“我们都生活在非常贫寒的家庭，在很长时间除过尊严什么都没有，我们能走到这一步很不容易，父老乡亲抬举我们，我们更有责任反映他们的生活……”这句话正是对路遥与海波身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集中体现。路遥出生在陕北一个一贫如洗的农民家庭，在其成长历程中，周围聚集着形形色色的社会底层人物，路遥敬佩那些凭借体力劳动来获取物质资源的人们，并时刻关注着他们的生活状况与内心体验。与路遥过从甚密的同乡诗人远村曾感叹到：“想不到一个作家跟他生活繁荣土地上的人民有如此深的交情”，路遥时常关注着陕北农民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并和他们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情感联系，因此，路遥对作品中底层人物的塑造充满了真实感与典型性。很长时期在底层农村辗转生活的海波，面对着沉重的家庭负担，只能独自承受着生活的苦难，并努力挣扎着。他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陕北底层农民早出晚归、拼命劳作却依然难以解决温饱问题的痛苦而心酸的生活。为了改变艰辛的生活状况，海波竭尽全力想要在城市中找到立足之地，在体制内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与收入。在这一过程中，他也看到了社会转型时期底层人民经过不懈奋斗，却只能徘徊、挣扎在城市边缘的无奈命运。海波从中感受到了来自社会底层人物内心的呐喊，愿意站在底层人民的立场上继续为他们发声。

陕北这片黄土地需要质朴的语言文字表达，底层人民需要有人站出来为他们发声、呐喊。在路遥与海波的内心世界里，他们时刻关注着底层人物的命运走向，并毫无保留地在作品中传递出他们对底层人物生存困境的关照。在时代浪潮的挤压下，城市青年能够以一种傲然的高姿态享受着他人钦羡的目光。而农村青年人只能一辈子沤在偏僻、落后的农村，无法挣脱社会底层对他们的禁锢与束缚，他们几乎没有未来和出路，父母的命运定式也就意味着他们的人生走向。路遥塑造的孙少安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陕北底层农民形象，他善良敦厚、勤劳朴实，靠自强不息的奋斗开办了砖厂，带领全村农民走上了发家致富的道路。弟弟孙少平作为接受过现代知识教育的新型农民，依靠着永不服输的劲头到黄原市揽工，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名体制内的煤矿工人，获得了与城里人平等的地位与尊严。《人生》中的高加林也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期盼着能够走出农村，成为体面的城里人。在马占胜等人的帮助下，终于成了县城的一名通讯干事，然而却在风光了一段时日后被举报后退回到农村，爱他的巧珍也已经嫁为人妇。路遥以为底层人民发声的“人民作家”的写作姿态，向读者们展示了在社会改革进程中陕北农民真实的生存境况，以及底层人物生活的困顿与无奈。海波也在作品中展现出了中国社会各式各样的人物百态，描绘着底层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在《陕北：1982》中，海波刻画了农民子弟贺金亮，他在二叔的帮助下成为了一名民办教师。那些拿着国家工资的公办教师，清闲安逸、浑噩度日；而贺金亮尽职尽责、辛辛苦苦，却只能换来一点微薄的工分。其父被公家车撞死后，用自己的命为贺金亮换来了“转正”的机会。《农民儿子》中的素花，热情善良、勤劳踏实，她从小就到悬崖边上的荆棘丛里采药材，用卖来的钱贴补家用。当她与铁牛陷入爱河时，家长式的包办婚姻却将他们强制分开，素花伤心、颓废了很长时间。

路遥与海波作品中的底层人物，不仅深陷物质困顿的泥淖里，同时还面临着精神困境问题。“贫困”与“苦难”成为了他们的生命符号，生活中的“贫”和精神上的“苦”，使得低头弯腰、谨小慎微成了他们立足的基本。但他们即使头破血流地向前挣扎，却始终在城市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无可奈何之下只能再次回到农村，落入“跋前疐后”的地步。路遥笔下的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海波作品中的高良、贺金亮、高建群等，他们没有足够的物质资源来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更谈不上参与任何形式的精神活动；他们是处于社会底层卑微无助的“小人物”，没有任何的社会关系，难以靠政治力量和权力武器来保护自己。但路遥、海波作品中塑造的底层人物，不是受人压迫、任人践踏的懦弱无能的人物形象，他们实际上是生活中的“强者”，即使身处社会底层却依然进行不屈不挠、锐意进取的奋斗。《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中的高广厚考上大学却因文革的爆发只能回到村里当民办教师，文革结束后考上地区师范学校，毕业后也仅仅是一个农村小学的公办教师。他的妻子刘丽英聪明伶俐、美丽多情，因贪图名利攀上了教育局副局长卢若华而抛夫弃子。但即使面对生活的愚弄、妻子的背叛，高广厚也不曾有过怨言，依然带着儿子兵兵努力生活着。《在困难的日子里》中家境贫寒、敏感自尊的马建强，期盼着能够顺利进入县城中学求学。面对着身体上的饥饿，同学们的欺凌，他凭借着顽强的毅力与苦难进行着抗争，并以出色的人品与优异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为乡下人赢得了“尊严”。海波中篇小说《陕北：1982》中的贺桂花，长篇小说《小城欲望》中的杜灵芝等人，生存环境的苦难并未摧毁她们的信心，她们不甘平庸、努力进取，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堂堂正正的城里人，最终却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即使作为失败的奋斗者形象，《农民儿子》中的高良一直致力于摆脱底层生活的束缚，改变高家河贫穷落后的社会面貌。然而他的努力并未扭转命运的齿轮，最终在命运面前无奈地低下了头。

路遥和海波受到农村文化的浸染，他们关注那些身陷泥淖的底层人物的生存命运，并思考着底层农民的苦难哲学，在作品中塑造出一系列不甘平庸、顽强拼搏的底层奋斗者形象。路遥与海波不仅目睹了底层人物在生活上的坚忍和不屈，同时也关注到了底层农民甘愿为理想奋斗、献身的精神。路遥、海波在诉说底层农民的故事时，将底层人物放置在真实的历史场域中，呈现出真实的心理状态和情感态度。

（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对于人和人的生活环境做真实的、不加粉饰的描写的，谓之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传统的创作手法，侧重如实地反映社会生活，要求人物刻画要极具真实感与形象性，环境的渲染也要基于社会现实。在恩格斯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现实主义提倡客观、冷静地看待生活，力求人物塑造的典型性。因此，客观地反映当下社会的时代特质与人物的精神面貌是现实主义文学不容推辞的责任。

同为从陕北农村走出来的作家，柳青是路遥与海波文学道路上的榜样，他们两人的文学创作都离不开柳青的影响，他们对柳青现实主义文学进行了继承与延续。新时期以来，在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外国现代主义文学潮流涌入中国后，引发了“现实主义过时论”的说法，路遥却坚持认为，“即使有一天现实主义真的‘过时’，更伟大的‘主义’君临我们的头顶，现实主义作为一定历史范畴的文学现象，它的辉煌也是永远的。”路遥承继了十七年时期柳青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并将其与新时期以来的社会现实相结合，创造出了“城乡结合的交叉地带”这一独特的文学景观。为了全景式地展现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生活面貌，塑造具有真实感、形象性的人物形象，路遥曾几次深入到煤矿体察生活，积累文学写作的素材。路遥选择投身于现实主义的创作，不仅来自柳青的影响，更在于他对底层劳动者的关怀。传统的封建文化禁锢了底层农民的思想，在他们看来，遭遇委屈、遭受折磨、承受不公平待遇可能是人生的必然过程，没有人会在意他们的感受，更不会注意到他们的存在。然而，路遥等现当代作家借助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揭露了他们生活的苦难，给予了他们生命的价值与意义。除此之外，对文学审美“真实性”的追求使得路遥在创作中务实求真，在他的作品中，或多或少地都可以折射出底层人物的影子，引起广泛的时代共鸣。海波也将柳青与路遥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纳入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用现实主义“老老实实说些人话，抒些人情，真正地把自己的体验化为艺术”就成了海波毕生的文学追求。为了维持全家的生计，海波在十三岁时便退学回家，将自己彻底地投身到农村的劳作生活当中。他亲眼目睹了底层群众寒耕暑耘的生活，并清晰地洞察了中国底层农民的苦难命运，由此建构起了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到了现代主义肆行的80、90年代，中国大部分作家都放弃了对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坚守，投身到现代主义的创作洪流中去。在如此激烈的文学形势下，海波经过了慎重的文学判断和价值思考后，带着对底层人物生存困境的关照，依然选择用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来揭示底层人物真实的处境。

路遥、海波作为村生泊长的农民作家，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揭橥了底层人民艰难困苦的生存环境，反映了改革开放前后时代的精神特质。路遥将目光集中在了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用现实主义手法记录着那些在“城乡结合的交叉地带”挣扎着的人物，描述着陕北劳动人民艰难而真实的生存状况。《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是接受过文化知识教育的农村青年，他独立要强，却又自尊自爱，在经过坚持不懈的奋斗后，他依靠自己的努力在城市里获得一份正式的工作。孙少平的人生经历是改革开放前后广大农村青年的真实写照，而这一人物的写作原型就是路遥的弟弟王天乐。路遥在《惊心动魄的一幕》中真实地再现了文革时期城市与乡村的动荡不安，两派组织武斗的惨烈场面，刻画了心系群众的县委书记马延雄这一人物形象，他宁愿被审讯批斗、遭毒打折磨，也要制止两派的激烈交锋。马延雄的人物原型来自于文革时期在延川担任县委书记的张史杰，而这一写作背景也来源于路遥在延川县文革两派武斗的亲身经历。真实的人物形象与真实的社会场景，使得路遥的作品常常能够直击读者的心灵，让读者产生强烈的代入感。海波坚定不移地进行着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他让人物置身于时代发展的浪潮中，将苦难生活中的人性加以展现，借人物的真实心理显现出物欲社会的现实。海波在《农民儿子》中，以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描述了底层农民高良跌宕起伏的命运，反映了高家村农民为了改变现状所付出的惨重代价，以此揭露了当代中国农村的真实现状。高良一波三折的命运是海波现实人生的写照，而高家村农民的生活也是他所亲身经历过的。在《民办教师》中，苟玉春通过耍手段、玩心计成了民办教师，而朱文忠、吉凤仙等人不惜一切代价争取转正的机会，公办教师与民办教师之间所存在的巨大悬殊，这些人事纠葛，都是海波，甚至包括路遥他们这一代人所亲身经历过的。路遥当过一年的民办教师，海波做民办教师的时间更长，他们见证了农村知识分子的思想价值取向在现实社会中的扭曲：荒唐的行为举止，林林总总的“权色交易”、人格的异化，使人们迷失了自我，忘却了生存的尊严，这场考验人性的闹剧就在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与海波的《民办教师》《陕北：1982》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呈现出来了。

“作家的劳动绝不仅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在现代主义来势汹汹的冲击波下，一些作家在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中夹杂着现代主义的文学元素，然而那些始终坚守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作家仍在努力地展现着中国的社会现实，反映着时代的特性。作为时代的见证者和记录官，路遥、海波以他们熟悉的农村生活为依托，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将底层农民的真实生活面貌展现在大众视野中，同时将自身经历融入到小说写作当中，借此表达出他们的真实感受，增强了作品的“艺术真实性”，从而让读者深刻体会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

（四）民间文化的吸收杂糅

陕北高原地处中原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文明的中间地带，闭塞的地理环境、原始的生产方式，使得陕北地区保留着传统的文化底蕴，孕育着纯正深厚的民间文化。民间文化渗透在陕北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最突出的表现形式为：陕北民歌信天游、陕北大秧歌、盲人说书等，这些民间艺术形式不仅娱乐了陕北的民众，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了色彩，更为陕北作家群体注入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元素。

“山花”作家出身的路遥与海波在很长时间生活于延川，是陕北地域文化滋养下的“黄土之子”，他们自然而然地受到了陕北地区传统民俗文化的浸润。陕北的民歌民谣、秧歌唱词成为了路遥与海波最早的“艺术探索”，他们深知民俗文化的价值，将民间的艺术形式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借以凸显出陕北文化的深厚底蕴。路遥无比喜爱脚下的这片土地，他的文学创作也热衷于记载这片黄土地上的民俗风情。路遥认为，“只有在我们民族伟大历史文化的土壤上产生出真正具有我们自己特性的新文化成果……我们的现代表现形式的作品也许才会趋向成熟”。路遥从小便受到家乡民间文化氛围的熏陶，父亲每日嘴里哼着的秧歌唱词，村民们上山劳作休息时的民歌对唱，这些都深深地影响到了路遥，使他对陕北民间文化有着执着的追求与偏爱。作为土生土长的陕北人，海波也毫无例外地得到了陕北民间文化艺术的感染，他是在陕北民间文化中自由徜徉的作家，在作品中书写着这里的民风民俗。在海波看来，“历朝历代庙堂文艺之侧总有民间文艺存在。前者声嘶力竭，后者娓娓道来；前者竭尽全力欲以流传而不得，后者口耳相传竟不绝。”海波曾在村里当过伞头，脱口而出的秧歌唱词算得上是他最初的文学写作实践，他参与在陕北闹秧歌的热闹场面中，并深爱着传统的秧歌艺术。与此同时，海波也对陕北的民间说书艺人满怀着崇高的敬意，肯定他们口中塑造出来的鲜活的人物形象。海波笔耕不辍地记录着陕北的民俗风情，并孜孜不倦地书写着陕北的民间文化。

在陕北农村，农民借助着信天游的民歌形式来打发枯燥无味的日常生活，唱出了内心的烦闷与苦楚。出生在培植陕北民歌的黄土地上，生活在这群每日以民歌为乐的群众当中，路遥和海波的身体里沾染着信天游的血液，而他们也将这份耳濡目染的民间形式带入到文学创作中。在《平凡的世界》中，金波在周末回家的路上，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欢快地唱起了信天游：“提起我的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州三十里铺村……”在田润叶与孙少安在河边谈心时，远处也传来女子的歌声，“水呀上漂来想起我的哥！想起我的哥哥你等一等我”。《人生》中刘巧珍与高加林陷入热恋时，为了避嫌，两人只能依靠信天游来传情。当高加林抛弃了巧珍后，却遭到了城市生活的排挤，当他再次回到农村时，路遥借小孩子口中的信天游：“哥哥你不成材，卖了良心才回来”，对高加林的行为进行了谴责。路遥在作品中对信天游的引用与改编，使得信天游中所吟唱的内容与小说的故事情节水乳交融、相得益彰，民歌艺术在路遥的笔下也更加地传神。海波在《山花》上发表的第一首诗歌《祝福祖国永远年青》，便带有陕北民歌信天游的艺术特征。海波在此后的小说创作中，也常常加入一些陕北民歌元素借以传达人物的情绪与心境。在《陕北：1982》中，耿玉华准备将自己的身体献给贺金亮时，她的心底飞出了一首民歌，“孩儿怀在了正月正，雪花儿飘上身”，这首民歌表达出了耿玉华渴望拥有贺金亮，但同时又心疼石桂兰的处境，因而产生了复杂、纠结的情绪。《民办教师》中的别元勋，本想就自己检举考试舞弊成员一事与老局长对质，却听到老局长表扬其仗义执法的行为，深受感动的别元勋在回家的路上哼起了民歌：“凤英一十四，猛然记起个事……”，这首民歌虽然是别元勋随口哼唱的，但由此可见，民歌时时浸透在陕北人民日常生活中。

除此之外，清涧、延川属于陕北民间文化的核心区域，路遥老家的秧歌更是远近闻名，路遥从小跟着父亲学习了一些秧歌唱词。因此，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用大量的篇幅描绘了双水村丰富多样的“打灯彩”“转九曲”“伞头对唱”等秧歌形式，以及与罐子村人闹秧歌时锣鼓喧天、手舞足蹈的场面。在成为专职作家之前，海波曾做过村里的秧歌“伞头”，熟练秧歌的程序、套话。在《农民儿子》中，海波借高良之口，唱响了高家河与柳河之间的秧歌对唱：“我们的工作不够硬，公社领导常批评……”，在伞头对唱的秧歌模式中，高良的才华让高家河的人刮目相看，也因此找到了发挥自己才华的第一个舞台。海波还在随笔散文《烧叶望天笔记》中记录了陕北正月时节闹秧歌的场景，从“转院子”“请秧歌”“进彩门”“转九曲”到“点伞”，“初八十八二十八……还有些玩意耍一耍”，“秧歌伞头”的经历使得海波对秧歌的描写真实、生动，字里行间充满了陕北民间秧歌的热闹、喜庆，陕北人民的淳朴、可爱跃然纸上。

除此之外，路遥、海波也极其欣赏陕北民间说书艺人。路遥赞扬陕北说书艺人张俊功对于人物形象塑造得生动，在其《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中，路遥也曾几次提到陕北人百听不厌的韩起祥说书，可见陕北说书艺术对于路遥的影响颇深。海波对陕北说书艺人的外貌、神态描摹得出神入化，说书人书里有故事，听书者心里有故事，每个人身上都装满了故事。海波在散文《延川城里去赶集》中介绍了盲艺人在文革后生存处境的艰难，而他们曾经赖以生存的说书艺术越来越不被人们所接受和认可，同时也表现出了海波对陕北传统民间文化发展前途的担忧。海波的新作《万韵怀乡》，也记载了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生活以及陕北地区的一些民风民俗。得益于地理环境的熏陶，路遥与海波在文学作品中致力于对陕北风俗民情的呈现，试图通过自己的创作将时代的风貌再现出来，以此填补文明陡转的缝隙。

  路遥与海波同属于延川《山花》一脉，在他们的创作中体现出了浓厚的陕北地域文化色彩，随口而出的民歌民谣、信手拈来的秧歌唱词、司空见惯的盲人说书……渗入到他们的生命体验中，成为他们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从中汲取了陕北乡风民情的养料，将民间文化杂糅在自己的创作体系之中，展现了陕北闭塞的文化语境中的传统因子，将陕北民俗描摹映现，使得读者对陕北民俗产生了更加深入的兴趣，感受到民俗文化的魅力之所在。

陕北地域文化滋养了作家的创作，民俗文化的独特价值又丰富了作家的创作实践。人生经历的坎坷、成长环境的复杂，成为拉近路遥与海波心灵交流的纽带；师承柳青的他们，又在《山花》上进行文学交流，这便成为路遥与海波文学相似的机缘。他们将陕北民间文化糅杂在文本写作中，借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描绘底层群众在乡土世界中的生存困境。然而，海波深知对于路遥文学观念上的效仿，终究会失去自我文学的独特价值，于是他将这种独特的审美认知贯彻到文学创作当中，实现了对路遥文学观的裂变与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