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把路遥的出生日写为“1949年12月3日”，包括一些很权威的出版物和文献，这样写的根据是路遥档案中自己填写的表格。但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至少也是值得考证的。有人一定会说，难道路遥还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吗？在如此“私人”的事情上，还没别人清楚吗？你这样说是不是太武断了呢？

不是武断，我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同样来自路遥填写的表格。

1973年，路遥报考大学时，在申请表“出生年月”栏中填写出生日期就不是1949年12月3日，而是“1949年10月13日”，同时加括号注明为“阴历”。阴历就是农历，农历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三日，是公历1949年12月2日，而不是3日。由此可见，就他的出生日，自己就说了两个日期，一个为公历，一个为农历，且时间相差一天，我们应该相信他的那一种说法呢？

我认为应该相信他的“农历说”，这和当时陕北农村人文化水平和生活习惯有关，也和当时穷困程度有关。

当时的陕北农村人文化程度普及低下，可以说是文盲占绝大多数，当时的农村既没有广播，又没有报纸，许多农民不知公历为何物、有何用。具体到记孩子生日这个事上，不敢说全部，至少能说绝大部分记得是农历，因为农历和传统的“相属”有关。按照当时人的说法，“相属”和“时分八字”（年、月、日、时对应的天干、地支，共八个字，如：甲丑、乙卯、丙寅、丁未之类）直接关系着一人的“命相”，关系着一个人婚配等终身大事，因此，记农历不仅是传统习俗，也是实际的需要。

那么路遥会不会把自己的农历生日记错呢？也断无可能。因为父母强调的次数多，自己主动记的动力强。

路遥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自然十分宠爱。按照当时陕北风俗，孩子生下后，要庆“满月”，要过“百晬”（孩子诞生满百日举行的仪式），要“完生”（孩子12岁时的生日庆贺）。而这些日子都是以农历生日为基础推算的，每过一次，他父母都会重复强调这个日子。

说起孩子自己记的动力那就有点心酸了，现在孩子能记住自己的生日也许为了搞个聚餐，为了收点礼物，为了得到家长和小朋友的祝福，等等。但路遥小时候却不同，不懂事前不说，打从懂事，家里就人口多，生活困难，只有在过生日这天才能相对地吃点好的。年景好时，平时吃杂粮，过生日吃一顿白面；年景不好时，平时吃糠窝头，过生日时吃一顿玉米团子。就是全家吃不起，给他一个人也会单另做点好的，这是一年中少有的能吃上好饭的日子，他怎么能会记不住呢？

路遥农历生日还有一个旁证，据路遥三弟王天云介绍，延川县马家店村人“桃生”说，他和路遥同年同月同日生，都是一九四九年农历十月十三。马家店距路遥家所在的郭家沟只有二里路，当年他们在一个学校上初小，不但是同学还是玩伴，他的话可信度极高，且曹谷溪和他的助理张艳（静书）还亲自问过“桃生”本人，证明确是如此（见静书著《啼鸟集》146页《路遥生日再调查》，载其）。由此可见，路遥记农历生日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贯的。

那么路遥自己填写的“12月3日”又是从那里来的呢？这个错误是怎么形成的呢？我推测这是他自己或托人查《万年历》中公历和农历对照表时产生的失误。

《万年历》又称“老黄历”，除了“干支记时”外，还有许多宣扬迷信的东西，如“阴阳生克”“嫁娶吉忌”“良辰凶时”等等。这东西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在延川农村是有的，成册的主要在看风水的“阴阳先生”和极个别老年识字人的手里，分散的则将其中与农时有关的部分选载于过春节时出售的“历书”中，“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全面“破四旧”，就没有了。我们这一代人在年轻时大多没见过这东西，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见到，且开初这东西并不普及，算是冷僻书一类，公历和农历对照更是以后的事了，要查还是很不容易的。路遥将自己的生日填为“12月3日”是在参加工作之后，查的依据还应该是农历生日，只是在查录时，误将“2日”看成“3日”了。

据此，我认为路遥生日是“1949年12月2日”，现在的普遍说的“1949年12月3日”是错误的。

                    2017-3-13 识于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