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西周列王

周朝的历史分为两段，前期以镐京为都城，叫做西周；后期以洛邑为都城，叫做东周。周朝到东周时也是天下大乱，周的领地已沦落成为一般诸侯邦国，不再有能力掌控天下，但在名义上仍为天下宗主，仅偶尔有个别邦国为了特定的目的前来朝拜。因此，周朝真正统一中国的历史是在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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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成王继位的时候年纪还小，他是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小孩继承王位。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与武王死后是否以嫡长子为嗣有关。以前王位或者爵位是可以传位给兄弟的，但是由于兄弟众多，岂良莠不齐，为争夺王位兄弟开战时有发生，比如传说周文王就有一百个儿子。夏朝自启以后，王位就不再由诸侯选举，而成了宗主国家族内部的事情，于是就一直存在着由谁接任宗族宗主位置的争论。武王的哥哥伯邑考没有后人，王位依次传给了武王。到了武王就不一样了，他的兄弟众多，而在众兄弟之中，要数周公的威望和功劳最大。据说武王想照例把王位传给周公，但是周公不干。周文王虽说有百子，但是真正得到考证的儿子只有十七个，其中由原配夫人太姒生的有十个，周公排行第四，在他的前面还有管叔，所以周公坚持要由武王的儿子诵为王。到成王即位后，他担心天下刚刚安定，诸侯不服幼小的成王统治，就代行摄政。周武王的弟弟管叔和蔡叔等怀疑周公的忠诚，就和纣王的儿子武庚一起作乱，向周公挑畔，史称“三监之乱”。周公奉成王的号令，镇压了武庚和管叔，流放了蔡叔。并以微子开接管殷族人，封国于宋。任武王的小弟封为卫康叔治理殷国其它遗民。

周公旦摄政七年，待成王长大了，他就还政于成王，仍去作他的周公（爵号）。从此以后，周公立下的宗主位置由嫡长子继承就成了一条不可动摇的宗法。至今流行于中国民间的族谱，也是遵循这条原则。

成王在丰地（周早期都城）的时候，曾派遣召公去中原建设洛邑，以完成武王的遗愿。周公经过占卜观看，认为洛邑处于天下的中心，可以在那里建筑王城，置放九鼎，派兵驻守，以方便四方诸侯朝贡，于是周公将这件事情布告天下知道。成王又把归顺的殷人迁徙安置在成周（在洛邑王城东边），以便于监管他们的行为。然后，周成王以周公为军师，召公为太保，率领大军向东去讨伐追随三监作乱的淮夷和奄国，最后赶走了薄姑氏，平定了东方。成王胜利回到镐京后，北方的息慎也来朝贺，自此成王方才彻底废除了殷制，在周公的辅佐下，重新确定了周的官制和礼乐制度，并把立下的新规矩颁行天下，让诸侯小邦参照执行。

周成王快要死的时候，担心太子钊继位后不能巩固，就命令召公、毕公及诸侯辅佐钊即位。这就是后来所谓顾命大臣的出处。接着成王就死了，召公和毕公率领诸侯，遵照成王的遗命，带着太子钊到先王庙举行了拜祭天地神灵和历代祖宗的继位大典，重申周朝为了江山稳固，王道兴旺的体制，告诫太子务必遵从文、武先王节俭，寡欲的宗旨效命于天。于是太子登基，叫做康王。康王继位后，立即昭告天下，重申文王、武王立下的规矩，名叫《康诰》。在成王和康王在位的四十余年里，没有发生过大的诉讼和战争。康王不像武王，不设国防，他吸取了殷人反叛的教训，担心成周在身边作乱，就重建六军，又命毕公去驻守成周。这样一来，天下安定，史称“成康之治”。

康王死后，由儿子昭王瑕继位。周昭王在位时有点稀里糊涂，据说他在南巡时，过汉水船沉落水死了。按理，他也应该算是因公循职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周人都不愿提起他来。

昭王死后，由他的儿子满即位，叫做穆王。周朝到这时，王道开始衰弱，大家都有点不守规矩了，特别是周王身边的人，时常仗势欺人，自作主张。于是穆王命伯臩（冏音jiǒng）任太仆，专门监察朝中大臣。伯臩按旨制定了规章制度，用以约束周穆王身边的那些佞臣及各级官吏。这些制度都得到了很好的执行，从此以后，朝廷的统治又恢复了过去的秩序，周朝的国力从此得到大大增强。

凭借强大的国力，周穆王就准备发动对犬戎的战争，祭公谋父劝告他说：“不行！先王过去的做法是以理服人，而不使用武力威胁。战争是迫不得以的手段，不动则以，一动就得有威势，师出有名。如果仅仅是做个样子，就没有必要了。以前周公歌颂武王说：‘我们大动干戈兴兵伐纣，求的是道义大德。武王昭明了这种做法，天下人都歌颂他。’先王兴兵的目的，是为了民众，他们提倡道德，这是民众的最大利益所在。只有对那些不讲道德，不分善恶，不辨是非的人，方才施以惩罚。照着这样去做，王道的统治方才繁荣昌盛。过去周的祖先后稷以务农为虞、夏服务。到夏衰弱的时候，不再重视农业，先祖宗不窋（zhú）被罢官，只好流亡在戎狄族人居住的地方。但是他们也没有忘记以农业为根本，始终勤劳耕种，忠信待人。到了文、武王时，他们更加把农耕的传统发扬光大，天下人无不向往周国的繁荣。而商王帝辛则劳民伤财，人民才抛弃了他，拥戴武王君临天下，然后才有了牧野大战的胜利。所以说，先王从来没有以武立国，干的都是对老百姓有利的好事。这就是先王的传统，不用武力，却使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外宾服，宾外要服，要外戎翟荒服。各服或祭、或祀、或享、或贡、或王，全都遵从天命。有不遵的，区别对待。于是有了刑罚和军队，对不遵天守制的才加以惩戒。即使这样，在用刑或是用兵之前，也必先通告，晓之以理，改过则免。因此远近诸服皆从。现在犬戎的大毕、伯士原在荒服之例，他们也尽了王事，你却说：‘我一定要以他们不遵从宾服之礼享讨伐他们，要让他们知道我军的利害。’这不是违背了先王的教诲，似此该置先王于何地呢？犬戎向来敦厚守德，他们不知道犯了什么过失，无端向他们索礼，以后必然和我们疏远对抗，这有什么好处。”周穆王不听，仍发兵去征收享礼，得到四只白狼和四只白鹿方才收兵回国。

有关这次周穆王对外扩张的记载，历史上相关记叙很带有文学传奇色彩。说是周穆王驾着八骏去拜见西王母，情节相当生动。但太史公没有把关于周穆王的传说故事选进《史记》，但却把祭公谋父劝告周穆王不要张扬武力的长篇大论记了下来，并作出结论说：从此以后，处于边疆各荒服之地的邦国和部族都不再与周交往，再也不象以往那样去尽王室的义务了。显而易见，太史公想告诉后人，所谓周穆王拜见西王母的故事是不可信的，即使有，也没安什么好心。

还要说明的是，关于荒服一说起于大禹对天下九洲的认识。大禹认为，距宗主国二千五百里外的荒服邦国，可以任由他们自主管理，不必向宗主国朝贡。而周穆王打破了祖先订下的这条规矩，这是太史公所不能赞成的。

周穆王伐戎以后，接着又发生了诸侯间的争端，甫侯把这事告诉了周穆王，要他对他们施以惩戒。王说：“唉！你们都过来，让我告诉你们怎样做才叫做善用刑罚。现在要安抚那里的民众，我该派谁去才适当，不就是选拔贤人吗？要谨慎对待什么，不就是核实量刑吗？

“现在诉讼的双方都来了，我要你们知道应该如何做到五听来断案。五听就是指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如果经过五听的考察核实没有问题，就可按五刑量刑。如果五听有问题，就得改五刑为五罚；如果五罚还不适当，就得按过失处理，赦免释放。总之得刑罚相当，如果有出入，量刑执罚不当，不该赦免的赦免了；不该处罚的处罚了；不该判刑的判刑了；那就叫做徇私枉法，罪过危害并不亚于触犯五刑。总之，五刑有疑可从轻，五罚有疑可从赦，样样都得详加考察。遇到审判都这样做了，就能体现上帝设立威罚的意义。”

穆王说完，就命令甫侯作《甫刑》。《甫刑》，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法律文件，也可说是周穆王的主要贡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