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 忆 父 亲

今年12月3日是我父亲高维荣去世二十九周年的纪念日。我到“天津干部骨灰堂”拜祭了他和我已去世四十七年的母亲。我翻出了当时的《天津统一战线》，该刊物登载了当时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刘瑞明先生的一篇回忆文章《我所知道的高维荣》〔文章附后，并做了删节〕我又忆读了一遍，再次缅怀先父和先母。我觉得这是晚辈应当做的。

我所知道的高维荣

刘瑞明

高维荣生前是天津市纺织工业局高级工程师。民革天津市委会副主任委员，市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多次被评为市先进工作者，全国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1978年应邀参加全国科学大会，获“全国有重大贡献先进工作者”称号。1991年起，享受国家给予的“在工程技术事业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特殊津贴。1994年12月病故。最近，高维荣的家属根据他的遗嘱将他多年收藏，现在仍然用得着的机电、空调、纺织、印染、污水处理等方面的中、外文科技书籍1100多本无偿捐赠给天津市纺织技术研究所。

听到这个消息，我想起有关高维荣的一些往事。

高维荣早年在天津北洋工学院(抗战期间随校迁陕西)学电机工程。解放初期，在纺织局工作。五十年代中期，人民经济生产状况大有好转，在衣服被褥的面料方面，不再满足于蓝黑灰的简单色调，要求布匹的质量更好些，花色品种更多些，纺织局适应市场需要，抓了纺织机械的改造和新产品开发，高维荣接受了这项工作。在以后十多年的时间里，他深人基层进行调查，和有关工厂的技术人员共同研究试验，改造或创制了清花滤尘机，高效漂炼设备，八色印花机等关键机械，为争取天津纺织品名列全国前茅贡献了一份力量。

六十年代中期，化纤织物产量增长很快. 为防止这种织物缩水和变形，要求在染色之后进 20O的高温处理。当时这种工艺还是一项新技术，国内是空白，国外也在处于摸索阶段。高维荣服从组织分配，接受了任务。他查阅了英、美、德、日等国的有关技术资料，经过研究，取各家之长，弃各家之短，在一年的时间里设计制造了具有独创特色的化纤织物高温定型机、热溶染色机等多项发明，填补了国内的空白。

高难荣喜欢读书，他经常在下班后赶到新华书店外文部去找资料，他家书架上是书，书桌上是书，一个双人床的外半边睡觉，靠墻的半边也是书。不少书被他在工作过程中当场送人，我这里也有他赠给的关于市场经济理论，恢复关贸总协定论文集等书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高维荣说，人不读书，会做出许多违背科学道理的蠢事。我是个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也是有的。只有与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相结合，才能能做好工作，变革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工人打成一片。车间安装机器，要破掉旧水泥地面打基础，高维荣就参加打风镐；热天脱掉工作服光着膀子干，雨天户外淋着干，汗流在一起，雨淋在一处。他觉得才能和工人有共同语言。他把行李搬到现场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通过劳动发现设计上的缺点、错误并进行修改，通过实践进一步提高认识，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

他退休后没有接受任何单位的高薪聘请，他比以前的工作量并不少。他仍然是布衣，布鞋，布口袋（当口袋），一张月票全市跑。哪里有问题，他就到哪里去。他帮天津‘二印，进行扩建设计，为“三染整”制定空调方案，帮“四染整”设计燃煤载热加热炉，对围巾厂远红外线定型机的设计提出修改意见，为纺织行业的节能，外汇使用提出合理的建议。每次去厂里，他都是自带一张烙饼，让食堂给烩烩，就解决了自己的中午饭。得了一个“老烩饼”绰号。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他在77岁高龄，体弱多病，脚腿不好，行路不便的情况下，为原棉的生产供应奔波。从政协的职责范围来说，参政议政，已经完成任务。可是高维荣并不满足，1991年春节刚过，他就多方奔走，得到市妇联、棉纺一厂、武清县领导、植棉专家和农民的支持，在武清县东马圈乡建立了1.4万亩高产优质棉花生产基地。高维荣的家属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20多张当时去武清没有报销的火车票。

1991年12月，纺织局以“全国政协委员高维荣退而不休，继续为振兴天津纺织业献计出力”为题，报道了他的事迹(见1991年《工业统战动态》第21期)当时的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王旭东在这份材料上的批示是;“这样的反映材料很好，要调查了解一些，有的可以公开宣传报道。对退下来的一些老工程技术人员、老同志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仍然是个大课题，可配合市总工会、知识分子工作部门共同做好。”

高维荣走了。在他弥留之际念念不忘的一是开辟棉花生产基地；二是要把纺织品染整改造搞上去；三是要搞好“三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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