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升入高中，教我们俄文的，是黄老师。黄老师个子不高，也不胖，很干练，活力十足，有精气神。他在篮球场上投篮的专注神情，眼镜片后的瞄准时的眼神，至今我记的是那样的清晰。

我从初中到高中，学了六年俄语，到高三时，简单的俄语对话和利用字典阅读俄文书籍，都能独立操作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全国乱了套，学校首先乱了套。高考无望，不久，我就被批准到北大荒下乡插队了。到家里给我送喜报的，是教我俄语的黄老师。大红喜报贴在我家院外的墙上。大红喜报的对面墙上，贴着批判、打倒我父亲的白色大字报，我父亲的名字上，赫然画了三个大大的红叉，红叉比我的红喜报还要红。这个定格的镜头，吞噬了我曾有活力的、年轻的心。别离了诞生我的老屋，一跺脚，一咬牙，头没有再回，踏上了去4000里外北大荒的路程。送我们去北大荒的，也是教我俄文的黄老师。到了北大荒偏僻的山沟里，黄老师领着我们这些知青，挨门串户看望当地的老乡，送上最高指示的红宝书，送上毛主席的画像和老人家像章……斗转星移，知青大返城后，我们又和母校七中的老师们重续上了联系。每次相聚，我们都邀请老师们参加。在我的印象里，这些年，黄老师参加我们的聚会不下20次。师生同聚，感慨万千。

有位朋友，有一次告诉我，你们的黄老师病了，而且是绝症，快不行了。我闻讯，当晚就邀了几位学友，赶到了黄老师的家中。黄老师已经卧床，消瘦的厉害，见我们到来，不听劝，挣扎还是起来了（他当时已经没有体力了），让他的老伴叶老师给我们沏茶（叶老师也是我们母校的老师）还拿出保存的好烟，让我们抽。这种场景，我们怎能再吸烟，黄老师说，我也吸，他自己先点燃了一支，然后分发我们每人一只，也都要燃上。坐了一会儿，我们起身告辞，黄老师竟然挣扎站起来要送我们，我们忙说，不行，使不得，他仍然坚持送到屋门口，挤出了一丝笑容，向我们挥了挥手。这一定格的挥手，就是我们和亲爱黄老师的诀别！没过几天，他就离我们而去了……。

清明时节雨纷纷，在这特殊的日子里，我面向西方，为在天堂里安息的，和我们相处近半个世纪的黄老师，送上我默默的祈祷，学生愿您在清净的天国里安静地休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