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以成故居——天津历史风貌建筑

赵以成故居至今仍为私家住宅，二层小楼里面居住着他的两个儿子。

　　英格兰别墅式二层小楼。拱券形大门入口处十分新颖别致。楼体墙面为部分清水砖墙，部分水泥断块。原建筑楼下设计为饭厅、客厅；楼上为卧室、起居室和书房等。室内铺菲律宾木地板，中世纪的拱券形砖砌壁炉也很精美。后院宽敞，有甬道、花坛和葡萄架，环境幽雅宁静。

赵以成(1908-1974)，字泽如，福建漳州人。1929年获北京燕京大学学士学位，1934年毕业于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留院任普通外科住院医师、神经精神科研究员及脑系外科住院医师。

1938年到加拿大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深造。1940年回国后任协和医学院讲师。抗日战争时期在京津私人行医。新中国成立后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在天津和北京医院建立脑系科、神经外科和北京神经外科研究所，为全国培养了大批神经外科创业骨干人才。被国内外誉为“中国神经外科奠基人”，“文革”中遭受迫害因癌症去世。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赵以成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医疗大队，负责救治脑外科伤员。从朝鲜战场回来不久，赵以成主动放弃了私人门诊，到朱宪彝创办的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去担任了脑系科主任。

多年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创办中国人自己的神经外科，终于在赵以成人到中年时，悄然起步了。他心情激动，表示一定要不遗余力地办好脑系科，使之成为全国第一流的医学机构。由此，天津也被医学界公认为时中国神经外科德“发源地”。

　　赵以成与周总理有一段不解之缘。他在世的时候常说：“知我者莫过于朱(宪彝)教授，识我者乃周总理也”。周恩来对赵以成的信任，不仅源于赵以成举世公认的精湛医术，更源于赵以成妻子汪培娲与邓大姐的一段同窗之谊，她们曾同为“五四”天安门的请愿代表。

　　“周总理很信任我父母，因为我母亲从很小的时候就跟着邓大姐一起搞革命，对于我父母的政治倾向和爱国热情，是毋庸置疑的。”赵克明告诉记者。天津解放时，解放军到部分市民家中休息，赵以成家客厅的木地板上曾经满满地坐着解放军战士。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抗美援朝决策期，李克农将军因为过度劳累晕倒造成重型脑外伤而昏迷，生命垂危，以至于将军的家属开始着手为他准备后事了。周总理点名让赵以成亲自为李克农救治，并且指示“一切听赵大夫的”。周总理的这句话给了赵以成无比的信心，在他的精心治疗下，李克农转危为安，两人因此结为友好。那次以后，赵以成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多次为元帅、将军、司令员、部长等领导治病，总理每次都是那句话：“一切听赵大夫的”，蕴含了无比的信任。

　　1965年海军战士麦贤得在一次海战中身负重伤，弹片击中头部，神志恍惚，但仍以惊人的毅力将舰艇安全驶回，中央军委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麦贤得虽然经抢救保住了生命，但是由于他脑部伤势过重，他的意识、语言及动作都未能恢复正常，并有脑脊液渗漏。中央派赵以成飞赴广州为麦贤得诊治，对他进行了颅内脑脊液渗漏修补术，后又把残留在麦贤得颅内深部的一块弹片取了出来。以后在医院医务人员的精心护理和治疗下，麦贤得病情得以明显恢复。

“文革”当中，赵以成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强迫在医院里劳动，打扫烟道。1969年他在强迫劳动中出现便血，医务室按照慢性肠炎治疗。

半年多的拖延，使他病情逐渐加重，通过造影确诊他患上的是直肠癌，并且已非早期。

汪培娲只好将赵的病情汇报给邓大姐和周总理。在总理的直接过问下，赵以成住进了北京日坛医院，在李冰院长(李克农女儿)的精心安排下，为赵以成做了手术。

天妒英才，1974年9月，赵以成病情恶化，新中国神经外科奠基人走完了他66岁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