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麻将” 
   麻将是中国人智慧的结晶之一，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游戏形式。麻将的起源，说法不一，有的说起源于先秦，有的说起源于太平天国，还有的说是郑和所发明，“郑和发明说”挺有意思：据说当年郑和下西洋，将士在海上生活单调，思乡心切，久之精神萎靡不振，于是郑和就用船上的毛竹做成竹牌供人娱乐，为迎合将士的心理，便用“红中”代表中原大地，航海的目的是经商，故造出了“发”字，郑和是用竹牌来麻痹将士的思乡之情，就将竹牌起了个名字——麻将。
毛泽东的遗物中就有两副麻将牌。他对麻将不止一次地评价。在延安时，毛泽东曾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第三是麻将牌”。
在近代的文人、名人中，徐志摩的牌打得最漂亮，形容为“目送飞鸿，手挥五弦，谈笑用兵，出牌如飞，牌技超群，十战胜”。名家雅士将麻将作为生活的装点，赢者不饱人私囊，趋餐馆做东宴饮，对“方城战”的壁上观者，亦来者不拒。国学大师梁启超提倡趣味主义的人生观，视麻将为趣味的游戏，认为玩麻将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终”。他曾为了“四人功课”而推掉了演讲。以“慢、稳、刚”著称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寡言、慎言、严肃、沉默，很难让人将它与麻将联系起来，但在出版的《梅贻琦文集》中披露，梅氏的爱好就是玩麻将。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认为麻将的最大特点就是“各自为战性”所以中国是“人自为战之国，绝端个人主义之国”。柏杨认为每个人的气质和品德在牌桌上都会彻底曝光！他讲：“一个人的气质平时很难看出来，一旦到了牌桌上，原形便毕露无遗……”。
胡适先生曾写过一篇《麻将》。认为麻将是中国的四大害之一，甚至认为是明亡清兴的祸首！文中写道：“麻将平均每四圈费时约两点钟。少说一点, 全国每日只有一百万桌麻将,每桌只打八圈,就得费四百万点钟，就是损失十六万七千日的光阴，金钱的输赢，精力的消磨，都还在其外。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见那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吗?一个留学日本朋友对我说：“日本人的勤苦真不可及！到了晚上，登高一望，家家板屋里都是灯光；灯光之下，不是少年跪着读书，便是老年人跪着翻书，或是老妇人跪着做活计。到了天明，满街上，满电车上都是上学去的儿童。单只这一点勤苦就可以征服我们了。其实何止日本？凡是长进的民族都是这样的。只有咱们这种不长进的民族以“闲”为幸福，以“消闲”为急务，男人以打麻将为消闲，女人以打麻将为家常，老太婆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
胡适把麻将列为鸦片、八股、小脚之后的中国“第四害”。多少年来，麻将都是被声讨的对象。但在2008的奥运会的开幕式上，麻将还是尤抱琵琶的风光了一回。为何方城之内有如此大的魅力，让不少人沉迷于此，则必有其令人着迷的原因。

作为一般的形式，方城就是社会，打牌就是生活，麻将面前，无分尊卑。可能因为是麻将代表着一种认可的生存规则，所以绵延至今，久盛不衰：

1，麻将之道，在顺牌理，臻于和牌，136张牌没有大小，每人起手的的13张牌，机会均等，这是中国社会的逻辑。

2，麻将是讲“势”的，势必人强，在很多时候，中国人宁愿相信个人的运气。

3，麻将的关键是“舍得”任何一个人的和牌，就意味着一局的结束，所以，个人作战的麻将，很讲究“内圣外王”，是以理顺关系达到和牌为目的。

4，一局输赢不说明问题，洗完牌以后，又是一个新希望的开始，不让别人成事就是最大的胜利，流不流局无所谓，游戏如此，生活也是如此。

5，条条大路通和牌，麻局的玩法也就不尽相同，故麻将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成了令人愉悦的艺术欣赏。

6，人们选择麻将或沉迷于麻将，很多时候是在麻局而不在赌，在于组局人之间的互动过程，在于嬉笑怒骂和勾心斗角，以达心理的宣泄和莫名的满足，

   我不懂牌，也不会打牌，更没有兴趣学牌、玩牌。但麻将有足够的悠久历史和诱人力量，而且喜爱者遍布城市乡村，作为一种娱乐形式（巨额输赢的豪赌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有如此大的受众，并不多见。也许因势利导，对丰富人们的娱乐生活将会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健康引导，将会对人们精神生活的改善有补益的作用。但是，凡事都要有“度”的标准，凡事过度则得不偿失，连续麻桌鏖战，筋疲力尽可就划不来了，若再衍生出一些节外之枝，那就更是因小失大了。

                竹香榭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