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我从旧居河东凤竹巷搬出，迁到了南开区鞍山西道光湖里。天津的城区范围共有三个环路；内环、中环、外环。我的旧居在内环附近，新居鞍山西道是在中环附近，比邻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如果按老天津的城域划分，新居是在“卫津河”之外了，要按过去的观念，等于说是“二次下乡”。当时新楼刚刚建成，道路还没有修好，刚搬过去的时候，远没有如今的繁华。

其实在那里，我也居住了十四年之久（1987—2001）说是搬迁，实际是换房，是用凤竹巷旧居与我父亲单位的房对换。要说改善了一些，就是有了暖气，冬天不用生火炉了；有了上下水道；特别是有了厕所和恭桶，可使老人方便了一些。在不大的卫生间引进热水，再按个莲蓬头，就可以淋浴洗澡了。楼道很窄小，又是一楼，下水道堵塞，暖气管不热是常有的事，时不时要疏通，尤其是冬日里暖气不热最烦人，需要放水，所放出的水都要从一楼排出楼外，有时水暖工太忙，晚间才挤时间来修，放水要一直到夜里，也睡不了觉。住惯了平房，特别不习惯楼上的响动，再加之有些“芳邻”素质偏低，不考虑别人，难免邻里之间会产生一些矛盾。我搬新居后，被推为“楼长”，为调解邻里关系，沟通楼上楼下的一致，卖了不少的力气。

在光湖里居住的十四年里，使我印象深的“家”事也有不少：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了一场风波，在天津师大课堂上，有的课仅剩了几个学生，还上不上课？我想来想去，即便只有一个学生，仍要坚守。

在这十四年里，历经了香港回归、澳门回归，还经历了首次申奥的失败。也迎来了北京亚运会的成功。

父亲走完了他八十二年的路程，在我妈妈离世十八年后，1994年底他也离开了我们。光湖里的居住地，是我父亲人生最后的驿站。

我的儿子在香港回归的1997年完婚，建立了他自己的小家庭。孙伙计1998年10月降生在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我1976年送走了母亲，1994年又送走了父亲；1998年迎来了我的孙伙计。我和慎行也由此“升级”成了爷爷和奶奶，深深感到了岁月的飞逝和时代的变迁。

在这十四年中，我的众多亲人和亲属、朋友相继离世：我的岳父，我的三姑，学义姐夫，我的大姑，我的嫂子，我的大姑父，金夫姐夫，我的岳母，我的大舅，还有张伯父、张伯母，我的大姨和大姨夫，还有下乡一起插队的阎秀芬以及我同事的亲属…… 这些走了的人，有好多是在最后，由我为其清洗了遗体、整理好遗容、告别而上路的。

说到和逝者告别，勾起我的思忆。我从1968年下乡后，首次接触遗体的清理到现在，我算了算，大约给20余位逝者做了穿衣和遗体的清理。在他（她）们告别红尘上路之前，还为他（她）们叨叨几句，为逝者上路“开光”，也是为存者的情感做一些抚平、沟通和安慰。记得有一次校党委开会，由各学院总支书记汇报学院如何进行思想工作。我把职工家属故去，我们如何清洗遗体，如何情感抚慰作了汇报，而且把“开光”词在会上念叨了一遍：“开眼光，看四方、开嘴光，吃八方、开心光，亮堂堂、开脚光，西方大道奔前方……”感动了与会的每一个人。

这和“房”有什么联系呢？有！在我的情结里，家是以“房”为载体的。记得我上了小学以后，家长管孩子不像现在这样，天天没玩没了地学习，除了学习之外还是学习。我印象里，家长没过问过我的学习，玩些什么家长也不管。那时家门口要有死人的，入殓时（还没普及火化）我肯定要挤到棺材旁边去看（现在的家长肯定是不让孩子去看的）正是有了近距离的观看，所以模仿会了好多程序，至今还记得。这大概也是另一种“学习”吧。有些学习是“非家教的”，这对我是有潜移默化影响的，甚至有人开玩笑称我是“民俗专业研究生”。正像我也记不清给多少位职工、同事搬过家一样（当时没有搬家公司），被大家冠我为“搬家专业户”的道理是一样的。我认可大家评价我是“一个热心肠的人”。我想这和《家》的影响有关系，和“家教”和“非家教”都有扯不断的关系。

在光湖里的十四年，是我40岁——54岁的时光，这对我来说，是我人生中重要的十四年。和我21岁——25岁在北大荒的时期一样重要。我难忘我人生路上的这两个时期。光湖里的十四年，我完成了讲师—副教授—教授的职务晋升。在这十四年中，作为教师编制的我，从办公室主任，系主任助理，副系主任，常务副系主任，系主任，教科院院长，兼任一届系党总支书记，还兼任了天津市教育学研究会理事长一职，并被评为了“天津市教学楷模”。自己的“爬坡”、尽职、奉献、服务社会也和“家”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家的这幢“房”，靠窗写字台上柔和的灯光，常常是熄灭较晚的。每当熄灭灯光后，舒展一下腰背，才体会到夜的谧静和满天繁星的明亮。

但不知是为什么，我对这个新搬且居住了十四年的地方，至今也没有任何留恋的感觉。2001年我又从光湖里搬出，至今也已有十年了，但我再也没有回去探望过那里。

                       竹香榭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