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先生走了，很多同道都写了纪念文章。我读着感动、激动，不由得眼眶润湿。老实说，以雷达先生的德高望重和卓有成就，他当得起如许的追忆与赞誉。我也当然以为，唯有由让人景仰的前辈来写“不可忘却的纪念”，才是适宜的。因此，虽然对他的辞世感到意外和惋惜，作为晚辈，我竟至于保持了沉默，或说是用沉默来“写”下我的纪念。但我又分明觉得歉疚，以他生前的言行做派，他不是那么重身份名位，且无论于人于文，都主张打破代际区隔，是很能与晚辈打成一片的。如此，写一点纪念他的文字，也就稍感心安了。

我想起唯一的一次与他同行，是在几年前三伏天里的广东东莞。他作为东莞文学院名誉院长应邀授课及主持其他事宜，我则是去东莞文联做相关报道。活动结束后，主办方安排我与他同车返程。我向来是少言寡语，也不擅于与人交谈，尤其是与前辈在一起就会拘谨，生怕不会说话的嘴一张就唐突了，话就尤其少。但那次与他同行，虽然是在那样一个大热天里，我却是从上车开始就特别放松，我大概都没想到他是前辈，我理当格外表现出对他的尊敬。也因此，当时一定说了很多话，虽然大部分时间是他说我听。以我不太好的记性，很多话我都记不真切了，以当时文学报的艰难处境，他该是谈到了怎样摆脱困境。他也该是讲到了对当时引起关注，他认真细读过，而我却只是听闻而已的某个青年作家的观感，也该是讲到了自己文学创作与批评生涯里的点点滴滴。我确切记得的是他的叹息，他说，自己兼的社会事务多了，参加文学活动也多了，能静下心来认真作批评的时间少了。他说的时候，像是包含了一份歉意的，或许是对他真心热爱的文学的歉意。随后他又一声叹息说，我是真心想多做一些事，何况很多都是义不容辞要做的事。我就尽我的力，能做多少是多少吧。

有目共睹的是，雷达先生做了很多文学的事。他会不时出现在一些文学活动中，不遗余力为同辈及更年轻的作家鼓劲，往往是说着说着就动情了，到了却不吝于说出自己真切的批评意见，似乎唯有这样，他才觉得能托得住前面的赞语似的。他还写了那么多神采飞扬，包含真知灼见的文章，再是讲到理论，都是透着真性情的。他更是写了许许多多的散文、美文，在这些文章里，有他对历史的钩沉，对往事的缅怀，对老友的纪念，对故乡的深情。每每有得意之作，他也会转来链接。遗憾的是，我即使当时读了觉得很好，回应也是淡淡的，我总觉得他一定会听到很多的赞许，我这一份实属多余。而有时因为正好忙其他事情，没能及时读他发来的文章，回应也迟迟，现在想来，心里真是充满了愧疚。我终于醒悟到，他未必觉得年轻人的话多余，也未必以为晚辈就得对他毕恭毕敬，他是真心希望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哪怕是批评的声音。我不由想起第九次作代会期间，我到他的房间里采访他，请他谈谈“让写作重新发现传统文化”的话题，虽然看得出他的疲惫，他端坐在凳子上，像是压着一股子气，要时不时喘上来，才能把他的话说畅快了。但他意犹未尽地谈了很多，原定一刻钟延到了三刻钟，要不是因为分派了采访多位前辈，不得不打断他的谈话，他会谈得更多。而因为是编辑部策划的专题，分给每个嘉宾的篇幅并不多，加上赶时间，我没能把他的话都转化为文字，至今觉得遗憾。

我不能不想到雷达先生能做那么多事，能在当代文学上留下他不可磨灭的印记，着实是因为他终其一生的勤奋执着，虽然从一个晚辈的口里，说出这样的词汇未必合适，且因为我不曾追踪过他的创作与批评，在这方面也着实没有说话资格，好在熟悉他创作的文学同道，都为他的勤奋执着做了见证。王蒙先生道他是一个扎扎实实的文学耕耘者；高洪波先生说，他勤奋、多思、善学，目光四射且穿透力极强，更难得的是他有一颗童心，较真、倔强，一旦认准的事，肯定做到底；张炜先生道他的一支笔清晰、执着，直接言说自己的心声，不应付不草率；潘凯雄先生说，他能够脱颖而出且卓尔不凡，其秘诀不外乎勤奋、执著两字。恕我不能一一列举，几乎所有的怀念文章，都不约而同写到了他的这个特点。可见，作为一个懂生活的性情中人，在尽情地享受生活之余，他一定是格外勤奋执着的。而我自觉或许能说说的是，他对文学的信与爱。

这么说，是因为一段我从来不曾与雷达先生谈到，却关乎我切身经验的机缘。今年年初，应文学报编辑部策划的选题，写了一篇《故乡的书房》，我谈到年少时，长我十岁的大哥“造”了一个书架，放上了《红与黑》《简·爱》等世界文学名著，但我没写到的是，雷达先生那本单从封面设计看就特有时代感的《文学活着》，是一直与它们并排放着的。我那曾经当过一阵子文学发烧友的哥哥从大学里带回了它，他一定阅读了，且从中受了感染和教益。这也该是我接触的第一本评论著作，但那时的我，脑子里并没有文学评论的概念，我一定是把它当和那些名著一样的文学作品的。事实上，我也没有错看它。等日后读到雷达先生的批评文章，我就知道，即便是他写的评论，也确乎可以当文学作品读。他兼具了作家的审美敏悟与评论家的理论素养，倘是对照眼下创作与批评如此之大异其趣，我们很可以为我们时代曾拥有过雷达先生而倍感庆幸。

其实，我都不记得那时是否读了里面的文章，想必即使读了也一知半解，而因休学在家沉浸在文学里，觉得文学不仅活着，而且活得很崇高，崇高到值得我用一生去孜孜以求。直到多年后趋近文学圈，不时听闻“文学边缘化了”“传统文学终结了”“小说已经死了”之类的唱衰之语，才真真切切感受到雷达先生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能喊出这样坚定的声音，是多么难能可贵。而他的呼喊从来都不是空洞的，虚无的，而是建立在扎扎实实的论证的基础上，仿佛是一个苦行者在旷野上发出的呼告，不由不让人肃然起敬。倘是再联想到，作为从文学异常热闹和风光的八十年代走来，且享受过那个时代福利的评论家，却不曾为此后巨大的落差摧折，也不曾为潮来潮往的各式怀疑论淹没，而是努力探出头来，坚定地说出自己对文学无比的信与爱，则足以让我们啧啧称叹了。

但雷达先生信守文学的一些基本的信念，却又分明不是把它们当了教条，更不是为了维护某种权威性和话语权，奉行自己都不见得坚信不疑的僵化的立场的。2015年，我主持了一期话题《现实主义与当下中国》，邀请雷达先生参与。我的预想是他可能会“现实主义至上”的，他的答问却大大出乎了我的预料。他为自己曾倾注很多心血奔走呼告的《平凡的世界》终于得到评论界的高度重视，且同名电视剧引起热烈反响感到由衷的高兴，但话题一转就说，不能因此得出要独尊现实主义的结论。他反而是提醒我们，要同时看到还有许许多多并不是用传统的现实主义，而是用魔幻的、狂野的、心理的、变形的、浪漫的现实主义，或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融合而成的好作品。

他也清醒地意识到，方法论不能与世界观混为一谈。他说，上世纪初由苏联传入中国的，是指的所谓现实主义“方法”。而真正的现实主义，是人类艺术地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的创作精神。虽然，方法对创作有极大影响，但终究方法不是决定性的，根本性的。所以，重要的不在于你采用了什么方法，而在于作品思想艺术的深度和高度。而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它的艺术目的只能指向人，为了人，且以人物刻画的深度和反映在人身上的矛盾的深度来衡量其艺术质量。这也恰恰印证了李敬泽先生说得极好的话：“对雷达来说，现实主义是信念，但信念不是教条，而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推动变革和创造的实践活动，它不是为了规范世界，而是为了认识和改造世界。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的巨大转型中，雷达执着而雄辩的论证，为现实主义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而从私心里，我其实还想“补充”一句，在我们所处的转型时代里，回到人之为人的根本，雷达先生辩证的答问，也为我，或许也不只是我，深化对人的认知拓展了空间。我们确乎是喜欢给人贴标签的，我们总是会非常教条地去理解一个人，乃至一个群体。我们会因为他或者他们某一个被媒体或公众放大的形象或观念而一叶障目，却缺乏还原到具体的情境里去走近他们、理解他们的耐心、勇气与智慧。从此意义上说，我从雷达先生身上获益的不只是学问文章，还有做人。诚如张燕玲老师所说，他的内心住着一个不会长大的孩子，他的深厚博大、才情超凡与倔强自信，是以童真为底色的，其实他是个多情的人。

我想起我是对他还做过一次没能完成的书面采访的。那是2015年中国小说学会小说排行榜发布，雷达先生找到编辑部，希望我能给他做个采访。我明白他是想扩大排行榜的影响力，他也真心认为，那次排行榜体现了高水准。而对他的看重，我自然是格外郑重的，所以急忙放下手头正在做的事，稍作准备，当天下午晚些时就给他发去了提纲。大约是傍晚时分，我接到了他的电话，他说是这次不能做了。他说了很多话，其实就表达了一个意思，他思虑再三，不能因为一次采访，影响到别人。而在我虽然听他一说，心里不由一沉，却也未尝不感到欣慰。毕竟按事先的约定发去提纲却未能回复的采访经历，我都碰到过两三回了，受访对象不做解释我都能明白，他们是怕影响到自己。而且他们也的确懒得做解释，以他们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解释看起来也确乎多余。但我想，以雷达先生的资历，他也大可以冷冷地道一声：对不起，我不能回答你了。但他没有，而是反复解释，希望得到我的理解。我记得也是在那次电话里，他谈到了怎样的不喜欢代际这个概念，他的不喜欢也并不完全是个人喜好使然，而是与他的为人处世，或更宽泛意义上的世界观有关的，他的确能和晚辈开诚布公，我记得他在文章里引用过我的观点，也是郑重其事地写上了我的名字。

在那次通话中，他谈到以后要和我好好谈谈，并且是严肃认真地谈谈基本的文学问题。有一次在北京去某个会场的大巴车上碰到，他也谈到等他的新书出版，我们一定要好好谈谈。但我还没机会谈他的创作，他倒是先谈起我的来了。那是在两年前北京举行的“江苏当代作家与中国当代文学研讨会”上，他早早步入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会场，走到靠近主席台的前排位置，一转身远远地看到了站在后排角落里的我。他竖着大拇指说，四分之三，好！我明白他指的是我那时出版的，由出版社寄他的对话录《四分之三的沉默》，他像是生怕我听不到似的又大声说了一遍：四分之三，好！虽然我心知这是他对我的鼓励，也不免受宠若惊，但他的“隔空喊话”，打断了几位前辈正在热烈进行中的会前交谈，使得他们也把目光转向了我所在的“被遗忘的角落”，我不由感到惴惴不安。我不记得我当时怎么回应了，以我的心性，想来是满脸通红、语无伦次。我不免想到这“四分之三”，像是包含了某种寓意的，与雷达先生有过三次颇为正式的采访，这早已约定的第四次是再也不能有了。

雷达先生走了，他生动鲜明的形象活在我的心中，想必，他也以别的更为动人的形象，活在他的文学同道与亲朋好友的心中。而我们的阅读和追忆，诚可谓他文学生命的另一种延续。文学活着，雷达先生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