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到来的2018年，是徐迟报告文学作品《哥德巴赫猜想》面世四十年。诚如评论家李敬泽在日前于北京鲁迅文学院举行的“想象力的空间结构——黄孝阳作品研讨会”上所言，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中国的文学和科学之间发生的一次最为绚烂的碰撞或对接，并且在这种对接中强有力地迸发出那个时代精神的光芒。

也是在这一维度上，李敬泽肯定和赞赏青年作家黄孝阳的创作。在他看来，黄孝阳以他的创作，让量子力学与小说也做了一次类似的对撞，让人隐约感觉到对于文学、对于小说来说，还有一个巨大的新世界就在前方，还有一种变革的巨大的可能性也在前方等待着我们。他这么说，自然是基于他对当下文学的一个基本观感和判断。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小说虽说经历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但总得来说比较缺乏艺术上的探索精神。“我们确实高度关注写什么，也高度关注怎么写，但是无论是写什么还是怎么写，应该说我们还是在一个既有的文学经验的轨道上往前走，新的探索、革命性的变革动力并不是很充分。”

李敬泽批评的“不是很充分”，确乎有充分的现实理由：作家的创作越来越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了。“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互联网的时代，一个被媒体和自媒体所支配的时代，人的想象方式、自我认知的方式、与他人相处的方式，包括对诸如速度、时间、空间等一些基本价值的感受方式，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些变化是不可逆的、是根本性的。这些都在我们日常经验中不知不觉发生了，但我们的小说家对这个时代研究不够，也更是表现不够。”

言下之意，就像评论家、《锺山》杂志主编贾梦玮说的，年轻作家要单纯靠传统文学手法来表现时代是不够的，只有把其他各种学科先进的研究成果吸收到文学表现、文学表达中来，跟我们这个时代、跟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才相匹配。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李敬泽同意黄孝阳的一个判断，即我们这个时代的小说家很大程度上还是用十九世纪的方式去想象人、表现人，但“人”已经远远超出我们所习惯的那个范式。因此作家有必要直面这个时代“人在哪里，人何以为人”。

然而，要说作家没能很好地直面这个时代，某种意义上也因为他们的探索激情被抽空了，正如评论家吴义勤所说，相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审美趣味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时，所有形式的、心理的、意识的实验都得到热情的追捧，那时的读者有着很大的胃口，似乎能消化所有类型的东西。但在今天，各种各样的探索很难得到掌声。我们这个时代读者已经越来越向轻阅读和浅阅读走，已经没有能力去阅读那种有探索性的、有深度的文本。”

而事情的另一面在于，先锋精神或探索精神的退潮，使得黄孝阳作为如评论家阎晶明所说的“先锋小说的后来者”，成了评论家贺绍俊眼里的“辨识度极高的作家”。黄孝阳也的确如李敬泽所言，以强烈的、尖锐的、执着的探索精神，在努力建构一种新的小说美学、小说诗学。他努力把那些可能的、新的或者在我们过去的视野里认为不可能的东西打开。“对于黄孝阳来说，量子力学给他提供了一个提出问题的方式和角度，甚至也给他提供了一套展开问题，使得问题变得极具问题意识、极具尖锐的修辞方法。”

以李敬泽的理解，要当真黄孝阳宣称的量子力学，给搞现代物理学的人看，或许可能被认为是在胡说，但黄孝阳从量子力学的角度延伸出来的，对小说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诸如时间问题、空间问题，想象与虚构的问题等等的思考，则是有启示性意义的。“他的努力让我们看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或新世纪以来都很少见到，在一定程度上被我们遮蔽和忽略的小说的精神向度。他这一套理论以及实践，对我们如何以及从何处找到参照系来把握当下现实，是有参照性意义的。”

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如李敬泽所说，无论是时代还是历史也好，都不是抽象的，对于文学写作而言，抽象的思辨，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在我们所处时代的具体经验中人性的变化，人的具体的想象方式和精神方式的展开的变化上来。而这正是黄孝阳写作面临的考验，也是他的创作值得探讨的价值所在。

评论家阎晶明直言，但凡是探索，有成功，也自然会失败，而且失败的可能性是最大的，换言之，暴露出来的失败和留下的问题，或许比取得的成就还要多。“以《众生：设计师》而论，黄孝阳把一些非文学的因素，比如说科学的，甚至是物理的，还有量子力学等我们很多人完全不懂的东西带入到小说里，他把小说的写作过程也带到小说里，这是有新意的。但探索不一定是求最新的东西，倒是需要用一个东西去整合它，去把它笼罩起来，找到自己的阐释的角度和说法。”

阎晶明表示，中国通常意义上只存在两种小说，要么是严肃的，要么是通俗的；要么张承志，要么琼瑶。但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把两者融为了一体。“像《我的名字叫红》这样的作品之所以成功，不在于它怎么新，也不在于它追求现代派、后现代派，而在于它把严肃小说、流行小说，把很沉重的文化的、历史的故事和凶杀、谋杀、侦破、爱情、言情这些故事都整合到了一部作品里。”

与此对照，黄孝阳的创作固然在充斥缺乏新意的，重复制造的小说的背景下，会给读者带来一种清新之气，但其形式上的意义可能还大于内容。“我想，如果有了突破性的小说理念，再融入实实在在的，具有烟火气的当代生活，用自己的升华能力，把这些东西整合在一起，无疑或让创作更具力量感。从这个角度看，如果要让想小说有更深层的力量和更大爆发的话，黄孝阳还需要做更多的努力。”

当然，黄孝阳的小说，诚如评论家吴义勤所说也包含了对现实的批判与关怀。“他的小说表面上看是纯探索性的，但实际上还是有现实的指向的。比如《众生：设计师》，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反腐小说，其中穿插了一个腐败的案件，黄孝阳通过小说叙事，把现实层面的东西，还有人的心理探索等等都打碎了放在里面。”

但总体而言，黄孝阳的创作显然偏重知识和想象。在评论家丁帆看来，这样的偏重在突出其创作特色的同时，也凸显了它的弊端。他以《众生：迷宫》为例表示，小说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对量子力学、数理逻辑，尤其是十九世纪物理学的理论的阐述，占了很大的比重，这在一定程度上让整个作品的文学想象力受到遏制与削弱，这对于快阅读时代读者的阅读也带来了瓶颈和障碍。”

由此延伸出来的问题是，该怎样把科学的想象力、知识的想象力，转化为文学的想象力。在贺绍俊看来，读黄孝阳的作品，能看到他怎样努力在知识基础上展开想象力，但具体到小说创作，科学和知识的想象力并不能替代文学的想象力，而需要经过一个转化的过程。“我读‘众生’系列有一个感觉，就是在黄孝阳的文学实验里，他的情商被他的高智商给压抑了。”

无论如何，文学如贺绍俊所说，最终是关于人性、关于情感的一种叙述，文学还跟人性、跟情感发生实质性的联系，不管把文学拓展到什么新的宇宙去，但它的落脚点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科技再怎么发展，人类的情感也无法数字化，也无法用逻辑推理出来，而这恰恰是文学要做的事情，黄孝阳在实践量子文学观的同时，或许可以在小说里融入情感的、人性的方面做出进一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