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昇:中国孩子在起跑线上输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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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很多中国家长不约而同就能达成的共识。这主要是基于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韩昇在其日前由三联书店出版的《良训传家:中国文化的根基与传承》一书序言中提到的这样一个事实:家长们发现学校入学是越初级越难,孩子进什么小学,几乎决定了他们未来会有怎样的人生。
正因为小学入学竞争激烈,如韩昇所说,现在很多中国家庭让孩子从两岁就开始学习,有的学汉字,数以百计;有的学英语,开口便讲;有的学算术,运算飞快,乃至天文地理,不一而足。
由此带来的让人匪夷所思的现象是,不懂得几百个汉字,不会讲一口英语,不会运算加减乘除,中国的孩子就会被好学校拒之门外。而这又使得家长们不得不以各种方式提升孩子的知识储备。韩昇由此质问:“在起跑线上,我们看似没有输,反而是经常抢跑。可是,在成才的终点上,我们赢了吗?”
以惯常“知识改变命运”的思路来看,让孩子尽早多学知识能有什么错?这看起来是非常正确,但以韩昇的理解,这其实是有问题的,问题就在于很多家长不明白,教育首要一条,就是要适应人成长的自然规律。
在这一点上,韩昇以为,古人要比今人做得好。“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说过一句话,他说人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几句话几乎人人会背,但大多数人有意无意忽略了第一句‘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而司马迁也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自称,他是‘年十岁则诵古文’。”韩昇由此推断,十多岁才正式读书是古人的通例。
问题在于,生活在知识大爆炸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遵循这样的通例吗?生活在当下,我们确乎需要掌握比古人多得多的知识。但如韩昇所说,放眼世界,当今文明发达的国家,好多个立法规定不得对学龄前的儿童进行知识灌输。这又是什么道理呢?他们因为晚学习知识落伍了吗?事实的情况是,从长大成才的比例来看,这些国家占据了世界人才的高端,而他们并不急于让儿童学习知识。
这并不是说,发达国家疏于对孩子的培养,而是他们急于让孩子学习更为重要的另一样东西,简言之即为品质。在韩昇看来,学龄前是人成长中非常关键的时期。就像农民种田,播撒下什么种子,日后便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如果我们急于灌输知识,而疏于对其品质的培养。最终人文素养的不足往往会制约孩子悟性的发展,而孩子幼年时的品质,又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成长的方向。”
至于怎样培养品质,在韩昇看来,最为重要的便是家教,家教不但是人生的起点,而且伴随一生,时刻影响着我们的行为举止。“常常听人说到‘性格决定命运’,而性格不就是从小培养起来的吗?小时候没有受到品行的教育,不懂得规矩与分寸,不知‘止’便胆大妄为,随便侵犯他人的利益,任性而自私。见到这样的人,人们会说‘没有家教’。家教首先是教人基本的行为规范。”
正是在这一点上,韩昇表示,古代的家训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因为家训是经验之谈,它不同于一般说教的书籍,读起来觉得亲切,而且踏实可靠,融合了社会的行为准则和家族的处世经验,很少有大话虚饰,其中不少是秘不示人的独家心得。“我们无法想象祖辈会用虚伪的东西教育子孙,因此,家训首先具有高度的真实性特点,反映了千百年来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价值观和人才观。”
但实际的情况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家训就像韩昇指出的那样,已经很感陌生了。同时,因为“训”字在现代汉语里,往往具有强制性,诸如训斥、训话、训令、训诫、教训等等,“家训”两个字,也会让人不由生出望而生畏的印象。
在韩昇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太大的变化,维持了几千年的社会基础——家庭,在剧烈的社会变动和推行几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下,已经面貌皆非了。“现在的家庭基本上是由父母和独生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爷爷奶奶这一辈是经历过疾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后的老人,把千年传统破除的差不多了;父母这一辈在青少年阶段没有接受过多少传统教育,对于几千年传承下来的家教相当陌生。”
也因为此,韩昇认为首先有必要从词源学角度,还原人们对“训”的认知。韩昇表示,“言”是劝说,是讲故事,“川”便是宽广的河水。“训”字之所以由“言”字旁和“川”组成,无非是古人希望通过讲故事,引导人们走向大道。“由此可见,在古代,‘训’字并不令人畏惧。它是给人讲故事,导向美好,言者敦敦,让听者从善如流,倍感温暖。《论语·子罕》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家训便是如此,它通过讲透事理,循循善诱。”
以韩昇的理解,如果说中国历史上许多美好的道德,崇高的理想,要不能贯彻的话,便只是空中楼阁,停留于观念之中,甚至是伪善。家训则被古人用来切切实实地调教子孙,因此,它必须把美好的道德化为日常生活中可以做到,并且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从小做起,成为生活习惯后,就无须刻意也能自然而然遵守,如此达到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
正因如此,韩昇表示,古代的家训特别重视日常的行为规范,诸如一家人吃饭,大人没到,甚至家人没到齐,先到的人就不能先吃;长辈没有动筷子,孩子就不敢夹菜。这些规矩的背后要给孩子树立的第一个观念是懂得长幼有序,尊重父母。中国古代讲“孝”,它最朴实的含义是善待父母,在家有孝,在外才会敬业。“家训也让人培养协作精神,叫人要懂得关心别人。试想,一家人借着吃饭的机会相聚相亲,先到的人先吃了,后到的人只能吃到残羹剩饭,会是什么感觉呢?所以,家训实际上也让人学习分享与自律。”
而以中国文化的要义,没有家就没有国,没有民族。因此之故,韩昇认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几千年来未曾中断,靠的就是家的延续。家要怎么传下来?家训就是最重要的内容。从这个角度看,家训又有其特别重要的作用,它体现了韩昇眼里中国文化的精髓,即“仁义礼智信”五个字。韩昇对其做了颇具当代性的解释。在日前于上海图书馆举行的“中国古代世家教育的当代启示:《良训传家》新书演讲会”上,韩昇表示,所谓“仁”就是情商,如何团结人,包容人,舍得吃亏,学会忍让,尤其是现代社会将每个人都变成大链条上的一环,这种情商就显得尤其重要;“义”是做人的原则,没有原则就是一根随风倒的草;“礼”是秩序,社会要有秩序,人在团体中要有正确的定位;“智”是领悟力,也是一种学习能力;“信”则是做人的根本,人无信则不立。“围绕‘仁义礼智信’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流,这种文化的主流渗透到家庭里去,就有了家训。”
由此可见,家训并没有包含多少功利之心,就像如今很多成功学著作那样,“教”人怎么成功,而是让人学会怎么做人。韩昇举例表示,汉朝开国皇帝刘邦鄙视文化,善于驭人,临终留给儿子的遗书,却不是政治权谋的锦囊妙计,而是非常简练的一句话,告诫儿子好好读书,本分做人。“刘邦的家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这么反文化,却用自己的彻悟教导子孙后代要读书。如果没有这种转变,就不可能有我们现在看到的刘家,从汉惠帝开始,整个刘家出了一代又一代文化精英,到汉武帝时,给整个中国建立起一个至今仍在发生效用的主流文化体系。”
事实上,家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在于其可传承性。韩昇说,曾国藩家族,从曾国藩算起四代人,共出现了近290个文化精英,而且这个家族四代人里面没有一个败家子。还有梁启超这个家族,六个孩子里,就出了三个院士,其他三个不是院士的孩子,也是很著名的文化人。“这其中,家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一个家族是这样,推而广之,一个企业也是如此。韩昇表示,中国GDP已经走到世界第二,很多企业的规模在世界上也许已经到了最大了。但从长远看,要因此以为中国企业已经取得了成功,却言之过早。因为从世界范围看,如果一个企业没有经历三代就败亡,就不能说它已经成功了。“在这方面,日本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日本拥有最多的全世界最长寿的企业,其中最长寿的企业相当于从中国的隋朝开始创立,到今天历经了一千五百年了。在日本,一个企业要没到百年别奢谈什么成功。那是什么让一些日本企业生生不息,就在于其文化精神。”
正因为此,韩昇提请中国家长要注重培养孩子的品质。他举例说,宋朝史学家司马光在他写的《家范》里云:“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爱而不教,使沦于不肖,陷于大恶,入于刑辟,归于乱亡。”这段家训就是提醒做父母的人,不要一味溺爱子女,百依百顺往往会调教出孱弱任性的人格,养成一身孤傲戾气。
而司马光写的《资治通鉴》正是韩昇父亲,著名历史学家韩国磐给韩昇小时候的读本。“父亲的口头禅是儿孙自有儿孙福,他对子女没有太多管束,但言行举止皆是熏陶,比如饭桌上要讲规矩,早上不能贪睡,要早起,要朝气蓬勃,无形之中,这可能就是我们家的一种家训。”
当然,韩昇并不反对家长注重“早教”,但把教育的重点放在掌握知识上则有失偏颇。因为,这样的早学、早教往往成材率并不高。“只重知识,而知识之外有很大缺失,掌握的知识也是支离破碎、碎片化的,缺乏统领知识的能力”,以韩昇的观察,时下的教育往往将起点当终点追,“孩子们在童年时期,就把学习热情都耗尽了,等他们进了大学,就以为万事大吉,可以扔开书本了,殊不知这才刚站上了学习的起点。要改变这种状况,父母要努力,体制要改革。”
作为通识教育的支持者,韩昇认为,中国孩子就算在起跑线赢了知识,却不应该输了品质。让他感到担忧的是,如今的大学校园里,学生对分数越来越计较,课堂上也很少有人会发表不同意见,“大学应该是最好的试错的地方,但孩子们从小养成了‘看老师的脸,讲正确的话’的习惯,以后改变起来就难了。”
韩昇说,中国教育理当培养孩子“独立而健全的人格,理性的批判精神”,但现行教育离这两个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其实我们的古人是非常重视素质教育的,因为只有素质教育,才能培养出健全的性格与健康的体格,这是古代家训对当今教育最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