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丹·布朗的小说，总是伴随着纷纷扰扰的雅俗之争。他的小说一般被归为通俗文学，正如《The Dan Brown Craze》著者之一，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教授、美国文学研究专家张爱平在日前于上海师范大学举行的“《丹·布朗现象诠释》新书发布会暨丹·布朗小说在中国研讨会”上所说，像丹·布朗这样的作家难以进入美国大学的课堂，如果他上丹·布朗的课的话，会引起美国同事的讥笑。“因为在美国，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有严格的划分，两者之间可谓壁垒森严。”

但丹·布朗小说的畅销乃至常销，却不能不引发研究者的关注。迄今为止，丹·布朗的小说已经被翻译成十四种语言，出版了将近两亿册。以张爱平的观察，从图书销量上看，当下唯有丹·布朗的小说，堪与《哈利• 波特》媲美。而在活着的外国作家当中，恐怕他是唯一可以和J.K.罗琳比肩的。“他的作品全部译成中文，一本比一本畅销，这是前所未有的，就连获诺奖的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都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这是绝无仅有的，可见他的影响力之广。”

丹·布朗的小说令人着迷之处，还在于即使以严肃文学的研究者自居，也很难不对他产生兴趣。张爱平坦言，自己刚开始对他并没有学术研究的兴趣，但读了其小说主要中文译者朱振武的翻译作品以及他的系列研究文章之后，他们在交流过程中都觉得有必要在丹·布朗的创作上进行共同探讨。因为在张爱平看来，不同于一般的类型小说，丹·布朗极力把严肃小说和通俗小说的界限与隔阂越挪越近。他的小说在叙事体、语言应用等方面又受过类型小说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他的小说也极具研究价值。为此，他和朱振武在三年前就列了提纲，他回到美国后就定了一些细节，并且一起争取和有关出版社联系。“一些出版社对我和朱振武联袂写一本以中国为出发点的研究专著很感兴趣。他们知道丹·布朗在中国很畅销，所以想了解中国对他的介绍和研究，中国的读者和学界对他的反映。”

如其所言，两位著者的初衷是想至少能让国际上的学者和读者了解丹·布朗在中国是怎么被接受、被欣赏、被研究，这样使得对他的研究融入了中国的理念和视野。在具体的写作当中，他们对丹·布朗每一部小说都从命题、人物塑造、语言运用、密码的运用、修辞等方面都做了详细的文本分析，他们还将其小说的叙述体和人物塑造与古典文学中的名著，甚至是现当代小说进行对比，来彰显中国学者的见解和研究方法。同时他们还用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法来研究欣赏丹·布朗的小说。如此，可谓填补了丹·布朗研究的一项空白。

正是在对丹·布朗的一系列研究中，朱振武对其创作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他没有按国内读书界的惯例，称丹·布朗的小说为“通俗小说”，他将其命名为“文化悬疑小说”。“因为布朗的小说从不是以炫耀博学为目的，而是充满了对人类的过去的反思，对人类现状的忧思和对未来的愿景。而他的小说之所以受欢迎，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其娱乐性。要知道，小说的娱乐功能正是小说这种文学样式得以兴起和光大的原因之一。丹·布朗然深谙大众的文化消费心理，读他的小说，既收获快感，又收获知识，还能获得美的享受，同时也赶了时髦。何乐而不为呢？”

要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丹·布朗之所以取得空前成功，在朱振武看来，还在于他的作品对传统观念的消解和对经典文化的解构，是他对人们的生存焦虑的关怀和纠缠于当下人们心中的疑点的诠释，是其雅俗相融的创作手法和雅俗共赏的审美旨归对接受群体的阅读期待的多重满足。“他的小说中的知识像是百科全书，但他不是呆板机械地灌输知识，而是把这些知识化成一个个道具。他的每一部小说都像他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出戏，观众全神贯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那看似无意、实则精心设计的每一个动作，注视着他手上不断翻新的每一个道具，这也是他的作品打动全球无数读者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这也是像丹· 布朗这样的畅销作家，会经常进入文化研究学者的视野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是在他们眼里，这些作家的作品，就像评论家王宏图说的，往往被当成一个背景，而不会去关注其文学性。这并不是说，这些作品在文学研究上就没有价值。在王宏图看来，惯常的纯文学模式当然汇集了人类的智慧，但很多时候呈现为一种很僵化的形式，有丰富文学经验的作家看一些纯文学作品，看几段就知道它的风格，而没有受过系统文学训练的读者，又不适应得不到应有的娱乐。“所以，一种形式通常是盛极而衰的。没有永恒存在的形式。当纯文学陷入僵化模式的时候，它需要从表面上看似粗俗，实则很有活力的形式中汲取营养。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创作过分精致化以后，一些通俗小说可能会给它提供新的更新与突围的途径。通俗文学貌似没有什么新意，但是其中与当代生活密切相关的活力、智慧，却会成为将来文学，尤其是纯文学发展的催化剂。”

相比而言，评论家王鸿生对朱振武与张爱平由这本书开启的合作模式，表现出更为浓厚的兴趣。以他的观察，且不说国外读者对中国的文学作品缺乏了解，他们对于中国对他们国家作品的翻译与研究，也是很不了解的。这里面存在文化贸易的逆差。“所以，我们出去留学，留在国外大学机构或科研机构工作的这些学者，能够携手和国内学者来共同做一些事情，并以外文的方式，把他们的研究成果推介出去，可谓意义重大，这个合作模式很有推广价值。”而其推广价值用朱振武的话说，是因为这部书不是中国的外国文学学者的自说自话，自娱自乐，而是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足以为外人道也，是直接与西方学界对话。

    而这一对话的重要性，归根到底源于丹·布朗小说本身的价值。诚如王鸿生所说，像丹·布朗那样的作家出现，使我们在获得阅读愉悦的同时，能思考一些阅读背后的问题，也能更多了解西方的文化、历史。“在这样一个模拟文化、虚拟文化越来越占据精神生活位置的时代，我们怎么能使文学研究、文化研究和这样一个趋势做抗争，给我们的内在生活，给人类的精神世界保留一个不能被异化的领域，从有着相当强的当代性的丹·布朗现象里，我们能得出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