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于新疆阿勒泰的“70后”作家张好好来说，让“地方”更深刻地来到读者心中，确是她作为一个“地方作家”的使命。她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布尔津光谱》，即以光谱般迷离的视角和灵动的叙述方式，以一个汉族移民家庭的日常生活为核心，呈现了布尔津这样一个汉族和哈萨克族混居的边疆小镇的生存图景，再现了上世纪70年代新疆阿勒泰大地迷人的存在。

如此需要考量的是，张好好在多大程度上达成了自己的写作诉求。小说于2014年全文刊载于《人民文学》第六期，随后被《长篇小说选刊》转载，此后又于今年8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在日前于上海作协举行的“长篇小说《布尔津光谱》研讨会”上，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谢锦表示，该社之所以出版《布尔津光谱》，是看重这部小说的诗意特质，它以散点叙事和自由的时空跳跃手法，写出三个非常有意义的主题，家乡的主题，融合的主题，和自然的主题。“应该说，这是近年来比较好的一部叙述民族融合、自然生灵的诗性小说。”

而诗性书写最考验作者的地方在于，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小说的诗性。让《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李东华印象深刻的恰恰是小说中的日常性书写。李东华表示，人们关注新疆，首先就会为的传奇性吸引，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传奇的充满戏剧性的地方，但作者把这样一种传奇性变成了日常性。“小镇上每一个人都有着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作者却是写得非常克制，没有一点夸张。而小说写到时代变迁，也是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当小说里的人物，在面对不可改变的命运抉择时，作者也是在对日常生活的描述中，找到了那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对此，诗人胡弦表示赞同。在他看来，以诗化语言写散文或者写小说，要么很煽情，要么很唯美，这两种特质过于突出，都会造成叙事的陷阱。“张好好的语言很好地避开了这些东西，虽然诗性无处不在，总体感觉却很质朴。她没有痴迷于边地的神秘性，包括对人生大悲欢的处理，她都把惊涛骇浪压下来，让它变成潺潺流水。如此给我感觉，这是一部边地画卷和人的灵魂交织的长篇叙事诗。”

当然，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怎样在小说中维持这种诗性。评论家李鲁平表示，诗性小说一般采用散点叙事手法，多个视角随机的介入，不连贯的叙述，的确让作品体现出难能可贵的探索精神。但对长篇小说这样一种艺术形式来说，人物的出现、故事的展开、命运的走向等等，都需要一种完整的逻辑。如果这些经验和生活没有经过很好的整合，就很难让读者真实感受到作家要表达的世界。毕竟，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感知依赖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坐标，对事件的描述叙述展开也需要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我们不可能在混乱的时空中获得整体感、意义感。”

评论家刘绪源表示了相近的感受。他说，虽然小说开头非常抓人，但整个故事展开不够。“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到中国看了话剧《蔡文姬》后，提了一个意见。他说，一个不是很成熟的写作者，常容易犯一个错误，一开始就把所有的故事展开，使得后面缺少展开的余地。这部小说也存在这个问题。小说开头猫和我的出现非常抓人，但过了一段时间后，这个悬念就起不了大的作用了，读者看不到新的转折的出现，就多少会有阅读上的疲劳感。”

但在评论家周新民看来，这部诗化小说，并不缺乏有机的故事。贯穿小说的是一个时间线索，大的故事框架是亡灵的诞生、亡灵的游荡、亡灵的即将消失，围绕这个亡灵的视角，又建立起一些有价值上的思考。这些思考，以评论家王春林的理解，体现了作者特定的生命观、世界观。“由此，在这部表面的成长小说背后，我看到更多是一部思考生和死的生命小说。”

文学报副主编陆梅特别注意到小说叙述的语调。在她的阅读感觉里，这部小说有两个声音，一个是早夭的男孩的声音，一个是叙述者自己的声音。两种声音，在小说前半部分基本归于一体。而早夭的男孩，作为一个贯穿全篇的讲述者，同时又是一个观看者、倾听者，是小说内部的声音，读来感觉并不突兀。然而在小说后半部分，叙述者直接介入发言，让阅读有了一点割裂的感觉。“但从总体上看，《布尔津个光谱》称得上是一部安静之书，它舒缓、简洁、从容，充分调动了作者的童年和青少年的生活经验，充满布尔津生活的细节，也体现了作者叙事的耐心，更是充分展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现实生活的复杂性。”

这也正是张好好在写作中试图抵达的境界。她这样解释自己为何以诗化语言不断强化布尔津的纯真美好。“也许正因为我们生活在边陲小镇，对于人间真善美的追求更加迫不及待。”研讨会上，《布尔津光谱》被频频拿来与萧红的《呼兰河传》做比较，张好好感慨道：“正如东北大地有这么多人抒写，只有萧红让读者切实地摸到这片土地。对于地域的叙说，不能单纯地变成人文地理观光团。如果作家不能将地域的灵性和博大呈现出来，读者就无法走进这片土地、他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