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不是纳博科夫那样的语言杂技家，也并非博尔赫斯那样想象力任意翱翔的寓言家，甚至算不上是一位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比如布罗茨基、比如索尔仁尼琴，理查德·耶茨还是被蹊跷地归入了受人尊敬而又悲哀的少数一族:作家中的作家。他生前倍受褒扬，同时代的美国作家斯蒂伦、冯内古特和罗伯特·斯通称赞他“为一代人代言”；他所著书的封面上，罗列着田纳西·威廉斯、多萝西·帕克等人的赞扬；在小长篇《女人男人在一起》中的谢辞中，理查德·福特说得更为直接:我希望记下我对耶茨的长篇与短篇小说的感激之情。
       就是这样一位作家，耶茨好像从一开始就获得了足够的尊敬。1961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革命之路》一炮而红，和《第22条军规》及《看电影的人》一起进入国家图书奖的决赛名单。作为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后期美国主流生活的编年史记录者，能跟他匹敌的唯有约翰·契弗。并不短暂的写作生涯中，在所有主要报刊上，他的作品一直受到好评，四部长篇均被“每月一书”读书会选中。但诡异的是，耶茨的这些书中，没有一本的精装本销量超过12000册。
      这似乎仅是“遗忘”的开始。如果说他在世时，作品无人问津，那么他去世后，则几乎完全消失。在挤进大型超市的成千上万本书中，没有一本是他的。偶尔在二手书店，会找到一本《复活节游行》的读书会版或者《好学校》的品相不好的第一版，他的中期作品，如《天意》或者《扰乱平静》，更是难觅踪迹。
       历史终于和耶茨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他去世七年后，美国知名作家斯图尔特·奥南在《波士顿评论》上发表长篇评论《理查德·耶茨的失落世界》，此后，文化界掀起了一次小小的耶茨高潮；紧接着，布莱克·贝利写了颇有深度的传记《耶茨:悲剧性的诚实》；2008年12月，由曾获奥斯卡金像奖的导演山姆·文德斯根据其同名长篇改编的电影《革命之路》公映。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与凯特·温斯莱特这对“银幕恋人”于《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后的再度合作，让成功来得如此自然。
      在电影背后，一桩文学事件发生了:耶茨一夜之间成了美国家喻户晓的作家。这足以让人感到欣慰，却未尝不包含更大的辛酸与悲凉。一个在同辈中如此深受尊敬，一个能如此打动读者的作家，他的书却完全绝版，而且消失得如此之快，这是为什么？一位影响了诸如雷蒙德·卡佛、安德烈·杜波依斯这样的美国文学偶像的作家，一位在行文和角色选择上如此直截了当、毫不含糊的作家，人们怎么会对他一无所知？又怎么能对此无所作为？

                                                               2

       原因或许没想象的复杂。没有人喜欢失败，即使是经历暂时的失败，最终也期望着收获精神上的胜利，就像海明威《老人与海》中载着鲨鱼骨架回到海岸的圣地亚哥；也没有人喜欢无望的孤独，并在彻底的孤独和绝望时，让人在自己的伤疤上再撒上一把盐。然而，耶茨不屑于回避现实的困窘，更无意用虚假、甜腻的糖果讨好读者，只是一如既往用他平缓、清冷的调子来完成自己对生活的终极定义，一如他在接受采访时所说，我想我对成功的人士不太感兴趣，我想我对失败更感兴趣。
       《革命之路》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关于失败的，让人极度不开心的故事。上世纪50年代，一对普普通通的中产阶级夫妇。丈夫弗兰克大学毕业后做了公司里的小职员，整天为生计忙碌；妻子爱波相夫教子，是业余剧团不成功的演员。革命山庄的生活看似圆满平静，实则波涛汹涌。仍有些浪漫梦想的爱波不满足于现状，建议全家迁往巴黎。弗兰克知道后很是兴奋。但恰在此时，他得到宝贵的晋升机会，爱波也再次怀孕。大好前途当前，弗兰克背叛了当初的想法，并设法要妻子留下。但他的计划被戳穿，爱波与其大吵一番后，决定流产。因为私自堕胎引发大出血，她孤独地死于某个清晨。深受打击的弗兰克搬到城里，成了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却仍然逃不出革命山庄邻居们无数双势利眼的包围。
       这就是典型的耶茨风格:故事如此的惨淡，有的只是平常人生的“无望的空虚”，其中容不下半点的温情脉脉。如果说，《革命之路》中还出现过威勒夫妇对去巴黎开始新生活的憧憬，而到了《复活节游行》中，耶茨则连一点虚幻的希望也不给，除了现实还是现实，平淡而无情。
      小说主要将视点聚焦在两姐妹的人生命运和婚姻生活上，姐姐萨拉在父母安排下早早结婚，但妹妹爱米莉却以优异成绩考上大学，并追求个人精神自由。看似两人生活轨道截然不同，但最终却殊途同归，萨拉的婚姻看似牢固安稳，却最终被妹妹知晓她一直屈服于拳头和暴力；爱米莉有过一段短暂婚姻，但随后却只和一些心仪的男性周旋，对婚姻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如此灰暗的基调，在《十一种孤独》中达到了高潮。十一种孤独，十一种失败的人生。这些生活的局外人，他们想要进入某个世界，却总是遭到拒绝。《万事如意》却事事不如意，新嫁娘的吸引力甚至比不过老友送的一只旅行包，女孩子只能哀怨地独守空房。《自讨苦吃》里的小职员害怕被解雇、终日惶惶不安、冷汗淋淋，只能在记忆中可怜巴巴地回味着曾经美好的初恋时光。《旧的不去》里，老病号回到离开多时的家，却发现那里不过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耶茨的作品总有着一种契诃夫式的忧伤和宿命论，散发出一种卡佛式的绝望和动人。与契诃夫一样，他对凡庸生活有着深刻的洞察。人物的塑造，看似极为轻描淡写的几笔，却隐含着心理动机和情节推动的内在关联。但与契诃夫不同，他绝不在介绍人物身份或环境气氛上浪费笔墨，而且在场景转换中自如地展现他超凡的艺术功力。同样，他笔下的故事几乎与卡佛的小说如出一辙，却没有卡佛小说中意想不到的冷幽默，也没有卡佛小说结尾留给人的一线希望。

 


                                                            3

       仿佛他笔下那些心怀梦想、对生活迷茫的人物，决绝地体认了孤独，却不放弃微薄的希望，在贫瘠的生命里仍不忘做“体面的失败者”。没有人像耶茨那样出色地定义了美国焦虑时代的失落感，但这注定了他的落寞。酗酒、抽烟、疾病缠身、穷困潦倒，生前从未大红大紫，死后难逃被遗忘的命运，耶茨的一生正是他文学创作的最佳写照。
       1926年，耶茨生于纽约的扬克斯市，三岁那年父母离异，适逢经济萧条，艰困中陪伴他的除了母亲的酗酒恶习与歇斯底里的咆哮之外，还有她高声朗读的《远大前程》。这一切似乎提前告知了耶茨的一生，自始至终的贫困，自始至终与文学难分难解。他参军去了法国，像许多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作家一样，经历过战争，但不幸在军队中染上肺炎，治疗康复后，从德国退役，回到纽约，并在此结婚。
      自此，他开始持续写作，但从未成功。《纽约客》拒绝了他的所有投稿，唯一一次例外是其逝世八周年后为纪念他而发表的短篇小说《运河》。然而，正在他用文字建筑自己的文学之家时，现实中的家倒塌了，与妻子的关系破裂，妻子带着女儿从伦敦回到美国，暂时分居，1959年正式离婚，两个女儿的抚养权归了妻子。
       此后，耶茨都是孤单一人生活。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在波士顿，到过他家的学生、同事看到简陋的房间无不为之动容:一张桌子上放着台打字机，冰箱里只有咖啡、啤酒和波旁酒，墙上是女儿的照片。两盏微弱的小灯、到处是踩死的蟑螂，碗橱里还有脏兮兮没洗的锅。然而，就是在这样艰难的处境里，写作却从未停止，直到生命终了。1992年11月，耶茨死于肺气肿及并发症，年仅6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