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广受欢迎的历史著作引发的争议，并非由他的此次访华而起，却因他此次仿佛当年杜威、罗素访华情景再现，堪比超级明星待遇的中国之行更趋激烈。争议的焦点在于他的讲述历史的方式。亦即史景迁以“说故事”的方式，是否讲述了真实的中国历史。

而从专业的角度看，种种争议正如中国历史研究专家郑培凯、鄢秀在为新版史景迁作品所做的题为《妙笔生花史景迁》的总序里所做的概括：作为一个“说故事的”史学家，史景迁不曾考据出前人未见的史实，也不曾专注某一桩历史事件，成为特定历史题材的“权威专家”。同时，史景迁著述虽多，但提不出一套理论架构，对历史研究的科学性毫无贡献。他也不曾努力把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纳入普世性社会科学里去，而只是激发了读者对中国历史的兴趣和阅读热情。

史景迁未必在意，也未必理会这些争议，他不曾刻意强调自己在史学研究领域的成就。早在十年前，他就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会长，这项殊荣也意味着，他获得了整个美国历史学界的认可。他甚至为自己在中国受到明星般的礼遇感到困惑不解。1974年，也就是中美建交后的第二年，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包括他在内的15位耶鲁大学教授，只有一位数学教授受到了异乎寻常的隆重的接待。如今，他自己成了读者争相追逐的对象。在不同场合，他都不禁问到同样一个问题：“我不明白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人们对我这么感兴趣？”

无可否认，史景迁是位历史学家，也是位故事高手。他在以兼具文学性的笔调讲了好看的故事的同时，在义理、考证和词章等方面都经得起推敲。他的著作，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归入“后现代”的主观虚构历史书写的行列，因为他写每一本书，都如郑培凯所说，恪遵传统史学的规律，尽量使用存世的史料，从中国史书方志档案到西方史志档案，几乎做到“无字无来历”。他在连接史料罅隙，推理可能历史情况时，也明白告诉读者，文献材料是什么，作者解读的历史“能”是什么。

切实的问题在于，在依靠文献证据的基础上，可不可以运用书写想象去重新构筑历史场景？真实的情况是，完全排斥主观想象的历史或许并不存在。正如历史哲学论者、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在他的《元史学》中所说，所有的史料，包括第一手材料与档案，都是具体的个人记录下来的，一牵涉具体的人，就有主观的思想感情倾向，就不可避免有“人”的历史局限，就不可能完全科学客观，做到巨细无遗地记录人与事的复杂情况，而不掺入运用修辞逻辑的历史想象。

以此看，所有的历史，究其实都只是渗透了主观思想情感的特定的“我”的书写，而对于严肃的历史书写而言，合理的想象与原创性的史学见解之间也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史景迁并不讳言想象的重要性。他坦言，自己有很强的能力去“想象”中国，虽然往往后来会惊讶于最初的想象有那么多不正确的地方。但研究中国历史，对他来说，就是一场习得知识继而自我修正的持久战。在他写过的书里，有一本叫《西方想象中的中国》，直到现在，依然是他最爱的书之一。

显而易见，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恰如其分地运用想象。郑培凯表示，史景迁治学的特点与价值，并非在于他占有了大量一手的、独家的材料，而在于他对材料的眼光与感觉。“史景迁运用的很多文献材料，大家基本上都能接触到。他选择题材的视角总是非常独特的，这既使他的研究有别于他人，也保证了他对这一题材深入‘开拓’与‘掘进’的可能性。在一些人的眼里，正史是不容置疑的权威，但从另外的角度看，它又何尝不可以作为材料来运用，来构建自己的理解。”

正是在这一点上，史景迁给出了最重要的启示。在3月24日晚复旦大学举行的题为“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的巡回演讲会上，史景迁简要回顾了他结缘中国历史的过程。他在英国长大，在剑桥大学学的英国史，特别是宪法史。之后，他得到一笔奖学金，去耶鲁大学读书，像很多面对未来举棋不定的年轻人一样，他决定换个专业，一度想去学物理或者美国文学，但最终转而研习中国史。期间他有幸得到研究佛教史和隋唐史的芮沃寿、专攻近代史的芮玛丽，及来自中国的历史学家房兆楹等名师的指点，而“史景迁”这个名字，正是房兆楹给他取的。

最早激发他研究兴趣的历史人物是康熙。因缘巧合，他后来有机会到了台北的故宫，也就是现在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看到康熙的朱批奏折。那时，他就很想了解康熙这个人，还有其中一个特殊的人物曹寅。他在琢磨他们之间是何种关系，他们和其他人之间又是何种关系。而对人物之间关系的描绘，也恰恰是他历史书写的重心所在。某种程度上讲，他所有的作品，都可以理解为一个或多个人物的传记。匹兹堡大学教授许倬云曾这样形容他选人物“编”故事的能力：给史景迁一本电话簿，他可以从第一页的人名编故事，一直编到最后一页。

当然，史景迁是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进入历史人物关系研究的。“最重要的就是先要掌握这些人物的心理状态。比如康熙，他是在什么样的历史环境当中做出什么样的一些决定，这些决定又怎样影响到整个帝国的发展跟走向。” 自出版第一部中国历史研究著作《曹寅与康熙》起，他所有的研究，基本上都遵循了这样的过程：通常是他接触到很多材料，然后发现更多的问题，从这一个问题又引发出另外一个问题，正是这些枝叶交缠、旁根错节的问题，让他理解到整个中国发展的复杂性，而他持续不断的研究，就是一个充满意味的解疑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史景迁写《胡若望的疑问》，何尝不是呈现他自己的疑问。而他的《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又何尝不是他自己苦心经营的记忆宫殿。史景迁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把他发现和触摸到的问题，巧妙地融入到真切生动的历史叙事当中。他讲述了很多的故事，他讲述那些试图改变中国的外国人与中国现实的冲突，他们彼此的偏见、傲慢与顽固。而作为一个西方历史学家，他毕生的写作，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都像在维护这架跨文化天平的平衡。“而故事就是最好的砝码，增进彼此的自知之明。”

史景迁坦言，作为一个西方人，他对高度流动的中国人的了解其实是很有限的，中国人的生活也有很多晦暗不明之处。但正如郑培凯所言，史景迁的著作，并不是要提供有关中国的“信史”，而是和读者一起回顾、反省中国的历史，以及中国文化的传承。“我也相信，如果更好地注意那些中国历史上的见证人，我们和未来的历史学者就可以对那个时代有更好的，更清晰的认识。”史景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