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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班维尔一贯以小说的艺术性自诩。2005年，凭借小说《海》力挫获奖热门朱利安·巴恩斯与“宿敌”石黑一雄赢得布克奖之际，这位被认为在作品里有着乔伊斯和贝克特的影子的爱尔兰作家在伦敦市政厅举行的颁奖典礼上，就带着一脸严肃和孤傲称：“真棒，布克奖终于颁给了一部艺术作品！”

    当然，英国布克奖评委会之所以把奖颁给《海》，也正因为其体现出来的无与伦比的“艺术性”。颁奖词称，《海》对悲痛、记忆和冷静的爱进行了精妙的探讨。“班维尔精准而优美的散文体语言，既包含着对人生缺失的妥协，也有对记忆和认知的非同寻常的反思。它完全令人信服、又有着深刻的感动和阐述，毫无疑问，是伟大的语言大师最好的作品之一。”

    时隔四年，班维尔继《海》之后的又一部“严肃小说”《无限》问世。不久便为他赢得卡夫卡奖，理由同样是出于小说“高超的艺术性”。在彼时的颁奖会上，班维尔“直言”这个奖就是为他而准备的。“它好适合我。我打青春期起就纠结于卡夫卡，我觉得他是个大格言家、大书信家、大日记家、大短篇家，也是大小说家。”自称“在写作上是个天才”的班维尔，不出意外地把卡夫卡作为一个“大小说家”的身份放到了最后，是对小说的致敬，还是一种戏谑的表达？这并不妨碍他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期待。既然得了被认为是诺奖“前奏”的卡夫卡奖，他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要是再有电话响，那一定是斯德哥尔摩打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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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获卡夫卡奖让自视甚高的班维尔也着实“激动”了一把，某种意义上不是因为这个奖本身，而是因为卡夫卡。班维尔欣赏卡夫卡特有的描写细节的功力。他还把《卡夫卡日记》里的一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艺术家是一个无话可说之人”。而“无话可说”只是因为有些“话”尽在“不说”之中，艺术家在作品中无需发表什么评论，他只管去书写，去见证就足够了。

    “见证”。确乎没有比这个词更能准确定义班维尔的叙事了。《海》讲述的就是见证一个人的成长，同时也见证他的衰老的故事。小说中，遥远的过去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给中年艺术史学家马克斯·莫顿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痛楚，最近的过去痛丧配偶又给他带来了无法消弭的创伤，这两种伤痛经历以一种独特的形式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以忧伤为基调、以爱情为主线、以往事回忆与现实杂糅的风俗图画。班维尔在叙述中不仅帮助叙述者重新找回自己的童年，也让他在讲述人生成熟经历时给人以深层的思索。半个世纪夹杂着情与爱、欢乐和哀愁倏然而去，亘古不变的只有无尽的海。唯有它见证了一切，承载了一切。

    在据称是向德国戏剧家海因里希·克莱斯特的剧作《安菲特律翁》致敬的《无限》里，见证者让位给了古希腊神话里众神的使者赫耳墨斯。他怀着困惑与嫉妒的心情默默观察和记录戈德利一家的滑稽表演。老亚当毕生投身科学研究，中风后处于弥留之际仍然有许多未实现的愿望；他的现任妻子乌尔苏拉精神孤独，酗酒成瘾；小亚当忧心忡忡，担心漂亮的妻子海伦会离他而去；海伦怀揣远大抱负，希望有朝一日成为大红大紫的明星，但她似乎注定了只能演无足轻重的配角……

这些“处于困境中之人” 即使有众神的“庇护”，也不曾获得一寸的灵光。他们终究只是平凡中人。甚至是主神宙斯，也免不了俗世的纠缠。长生不老的他也时时渴望着死，渴望着凡人间的情爱。然而班维尔的超绝之处，正在于他擅长从平凡生活中挖掘出其不平凡之处。他说，艺术要表现的是：“平凡根本就不平凡，不存在平凡，一切都很奇特，一切都很神秘，并给我们卑微的生存带来一抹神圣色彩。”

    如是，你才能理解何以在《无限》中，老亚当虽然功成名就，但对他而言，“真正神秘莫测的人是那些他最熟悉的人——他那伤心的妻子，被忽视的儿女，还有他梦寐以求的儿媳”。小说的结尾，尽管结局圆满，但世界的神秘性却依然如故：“这就是凡人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什么都没有失去，一切都得到了解释，同时，一切都神秘如初。”

    正因为此，相对于虚构一个故事，班维尔更看重细节的刻划，并将之认定为写作的第一要义，“因为大到浩瀚宇宙，小到微末尘埃，凡事凡物都包含了平静而惊人的细节。我要做的就是在庸常事物的细枝末节之处抓住他们的光芒。”也正是于细微和平凡之处，班维尔的小说呈现出一种诗一般的特质。它们有着诗一般的凝练与厚重，也有着为诗一般的语言和意象照亮的丰富内涵。虽然“艺术是一个表层”班维尔说，“但它就是我们唯一能看见的东西……是真正的深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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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维尔“唯一能看见”的“表层”，并不总是遮着如《海》和《无限》这般严肃的纱幕。

尽管他自称写严肃的“班维尔小说”，一天能写二百字，四五年能写完一部就足够幸运。写化名“本杰明·布莱克”的犯罪小说，一天能写两千五百字，三四个月就可以完稿。尽管他说布莱克是一位匠人，“他”写的小说只需要自然流畅，班维尔是一位艺术家，更需要专注。但苛刻如班维尔，信奉贝克特的名言：“再失败一次，但要失败得更好”，把每次写作都当成是自我挑战。如此，他以“布莱克”之名写下的小说，与其说是“手艺活”，倒不如说是另一种“艺术品”。

    此言不虚。不论是班维尔小说，还是“布莱克”小说；也不论是《无法企及》中的艺术史学家维克多·麦斯凯尔研究的是艺术，还是《哥白尼博士》等“科学四部曲”中的几个科学家，看似与艺术无关。相同的是，他们都有一种卓然不群的艺术气质。在班维尔看来，科学与艺术同源。“二者具有相同的过程和相同的愿望。科学家的愿望是强加给世界一个体系，艺术亦是如此”。

    与此相仿，班维尔的小说里总是闪耀着神圣的艺术之光。由《证词》《幽灵》和《雅典娜》三部关系紧密的小说构成的“框架三部曲”，贯穿始终的是一个犯罪的故事，但构成小说的中心主题却是绘画。三部小说中的每一部都以相当的篇幅描绘了各种绘画作品，而故事都是由一位同时也是绘画爱好者的罪犯娓娓道来。班维尔的贡献就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观者驻足画前，任思想遁入虚拟的画框，随后走出，回到现实世界，而画中人似乎也能幻化成真人，从画框中跨步而出。藉此，班维尔想告诉我们，“不要过分确信我们所看到的事实。也许我们也只是画框中的小人物，有人正透过画框窥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画框的譬喻里，有着班维尔“无限的海”。他为写作而生，同时也是为艺术而生。十五岁时，他曾学习绘画，虽然后来他发现自己缺乏这方面的天赋，但学习绘画教会了他“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去审视世界”。而以艺术天然地标示着个人的独立和自由而言，他违背父母希望他成为一名建筑师的意愿，故意在高考中失误，与大学失之交臂，亦可谓响应了艺术的召唤。

    确乎如此。对班维尔而言，“艺术是一种新的宗教”，创作似乎是他能够达到神圣境界的一个途径。或许正因为此，他创造的一个个主人公，某种意义上都可视为他自己，而即使是关于第三人的作品，他都近乎执拗地使用第一人称叙事。这就不难理解何以班维尔说，如果他的所有作品汇集成一大部，可以被称为被他用作其中一部作品书名的《证据之书》。“因为我认为那就是艺术的本质。它是关于一个人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