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新“意外”缺席了为自己的长篇小说《安魂》举行的新书发布会。这并不是因为他在图博会期间抽不出时间来参加活动，而是出于大家都能欣然明白的理由：这部用生命写成的与逝去的爱子的“对话”， 沉淀了他太多难以抚平的爱与痛，他不忍在公众场合与读者面对。

四年前的8月3日，是周大新此生“最黑暗的日子”。独子周宁在忍受了长达3年病痛折磨之后与他告别，离开了这个世界。两个多月后，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揭晓，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与贾平凹的《秦腔》等作品一同获奖。领奖台上，他神情平静，很少有人知道当时他深藏于心的苦痛。

儿子离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周大新神思飘忽，什么事情都无心干，也干不成，常常一个人坐在书桌前，眼望着窗外发呆。本就性格内向的他，变得更加沉郁。朋友们劝他出去走走，但无论走到哪里，都感到儿子就站在眼前。他意识到，若不把窝在心里的痛楚倾倒出来，他可能无法再正常生活了。“怎样倾倒？找人诉说？这会干扰朋友们的生活。还是来写吧，用文字来诉说。”于是，他就萌生了写一部书的愿望，为儿子，为自己，也为其他失去儿女的父母。

这注定是一次漫长的煎熬。只有等到下笔写作，周大新才意识到，倾倒痛楚的过程其实更痛楚。“你不能不忆起那些痛楚的时刻，不能不回眸那些痛楚的场景。”他从儿子出生、养育、小学、中学、大学，到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及恋爱絮絮叨叨展开回忆；他通过回忆探寻反思儿子得病的原因，表达自己的深切爱意；他详细记述了儿子得病后所承受的痛苦磨难，为自己没能尽到所有的责任而歉疚、追悔。当他得知儿子这种病可能是由于小时候脑部受过外伤引起时，他痛苦地责备自己，为何那时不能早早请假回家，要求医生剖腹产。“那样，就不会对你使用产钳呀！我好后悔！”搬到北京，儿子出现青春期的叛逆心理。他对儿子不断地呵斥。他追悔自己只知道用强力压服，“为什么把你当成什么都不懂的孩子，不知道尊重你？！”

他自觉这些都无法安慰自己，也无法安慰儿子的灵魂，就想像和虚构了儿子离世飞升至天国的情景。在天国里，儿子向他讲述了他的见闻和对精英们的访谈，并借天国里的庄子、王阳明、魏源、李叔同、达尔文、爱因斯坦等之口，表达着对“社会、人生、死亡”等问题理性而深刻的理解，“只有这样，才会让我和儿子得到解脱。”

在这样想像和虚构的过程中，周大新渐渐相信了自己想像和虚构的东西，觉得它们是可能存在的。“想一想，如果真有一个天国享域那该多好！为何不能给天下将死的人们创造一个使他们的灵魂得到安慰的世界？让我们相信这个世界存在吧，这会让我们不再以死为苦，不再被死亡压倒。”而他之所以这样想，也只是想让人们在死亡面前减少压力和苦感。“死亡是现世人间最令人感到惧怕和痛苦的事情，所有减轻这种痛苦的努力都应该是允许的。”

或许，这只是同样作为普通人的作家面对死亡的一种自我慰藉，但周大新毕竟直面了死亡。在评论家胡平看来，生和死是文学的命题，也是哲学的命题。但能够直面死亡的中国作家太少太少了。他们总是更专注于对于生的考察，因为死亡毕竟是沉甸甸的。“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重视这部书，这是一部写了伟大父爱的著作。它可以被看成是纪实，前半部分关于父子间相处的经历都非常地详实和真切，也没有人会否认这是小说，后半部分儿子在天国和父亲的对话，把小说的虚幻性推到了极致。小说开辟了当代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的领域。”

胡平所谓的“创新”，在周大新自己是自然而然达到的。小说分为三十章。以干支次序表的第五十六位“己未”开篇，逐渐循环到第二十五位的“戊子”结束，占据了六十甲子的一半。这种结构安排，就暗示着儿子周宁是己未年（1979年）出生、戊子年（2008年）去世，从而寄寓了他的拳拳爱子之情。这也构成了父子在不同时间、不同角度上的对话关系，体现了对传统小说模式的超越。

事实上，总有一些作品，它更期待你的全心投入，而非惯常的理性解析。作家李佩甫清楚地记得，他有时候到北京开会，总要去看一看周大新。他没有听周大新说过关于儿子的任何一句话。“我特别理解大新在儿子生病这个过程当中所能体会到的苦痛，他的心在流血！他心中的苦和痛，通过《安魂》这部小说吐出来了，实际上，这已经体现了小说最大的价值和意义。”

周大新，总后政治部创作室主任。1952年出生于河南邓州，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从事专业创作。已发表《湖光山色》等七部长篇，《银饰》等三十余部中篇，《汉家女》等七十余篇短篇，另有散文、剧本和报告文学作品，计六百余万字，曾获人民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等奖项。作品被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捷克文、日文等多国文字。多部作品被改编为戏剧、电影、电视剧和广播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