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坚守与突破”为名称的中原作家群文坛于2010年在河南郑州举行，“中原作家群”正式作为学术概念提出，并得到全国文学界的广泛认可。时隔两年，在日前于北京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行的第十九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李佩甫、张宇、邵丽、乔叶等河南作家及刘震云、阎连科、周大新、刘庆邦等在京河南籍作家集体亮相。中国作家馆以“中原崛起”为主题对这一群体加以深入探讨并做出新的阐释，其蕴含的意义或许并非简单地让国人认知这一群体所能涵盖。

作家出版社社长葛笑政对此颇有会心。他说，以往我国作家“走出去”或文学作品“走出去”，大都局限于普遍被国内外接受的极少数的作家或作品。而我国却还具有庞大的写作群体，他们通过不同的视角、写作手法以及不同的文体，表现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和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我们希望让更多的国家了解这一点，这是我国文学走出去的必由之路。”

他的这一看法，某种程度上在剑桥大学出版社总裁潘仕勋的表述里得到了呼应。潘仕勋谈到自己的理解，当西方人试图表达中国视角的时候，他们一再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幅员辽阔，民族多样，根本不可能有代表典型中国情况的视角。“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不妨将中国看作一个由不同文化的省份个体组成的国家，其个体文化通常只限制在自己省份的边界之内。每一个省份都有自己令人回味之处，都有着独特的民俗和饮食文化，都面临不同的社会政治问题。所有这一切，能为一段冒险、一场爱恋提供激动人心的背景，如果把这些放在中国这个复杂文化体的背景下，那么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这种显在或潜在的“可能发生”，体现在河南作家身上，就是纵使他们的创作有再大的个体差异，都会表现出某种不可忽视的整体性，这在当下全球化时代殊为难得。评论家贺绍俊表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日益加速，地域阻隔越来越打破，随之，地域文化带给文学的那种异质性，也越来越微弱。所以地域之间的差别已不是很明显。“中原作家群也一样，它给我们的感受是丰富多样的，在思维和叙述上是多元混杂的，很难用一种风格，一种写作方式将他们规范起来。”

无可否认的是，任何一个地方，自然环境、文化氛围、历史传统都会对作家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在他们的创作中表现出来，从而形成一种地域特色。由此，这种在很多时候具有政治或宣传意义的地域划分，也自有其合理之处。就像评论家李建军所说的，地域确实会影响作家的感觉、情感方式和行为方式。以他自己的经验看，他接触很多河南人，包括读河南人写的作品，都能感觉到这种强大的外在的影响力，有时即使不是很清晰，也能触摸到某种整体性。

事实上，河南因其难以被复制的特殊的历史与现实，天然地葆有这种整体感。在评论家阎晶明看来，河南可能是中国所有身份中最具中国特点的地域，它的生活是最中国的，它的“中国”也是最中国的。“中国语言那种最本真或是最纷繁的色彩，那种很难为人一语道出的色彩，也在河南这个地域表现得最为强烈。”

    从另外一方面看，如评论家梁鸿所言，作为中原文化的发源地和承载体，河南至今还保持着农业文明以来中国最原生态、最纯粹的村庄形式，积累和凝固呈现出中国文化的原型状态，这就难怪河南作家不约而同地对“村庄”进行文化考察并对中国文化传统形成进行全方位的再阐释。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河南作家的叙事能力、审美方式就一定传统而保守。梁鸿表示，恰恰相反，河南作家往往能以“先锋”的形式传达出“土地的根性”。 “阎连科的《日光流年》以一种‘索源体’的结构，把耙耧山脉深处一个‘活不过四十’的村庄的‘向死而生’写得悲壮酷烈；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以一种典雅、简约的白话体去探索中国生命的精神秘密；李洱在他的《石榴树上结樱桃》中一改其他作家作品中充满灵光的、神圣的、哀愁的乡村和充满人类与民族所有命运与主题的乡村，取而代之的是完全展览式的、世俗化的乡村，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通向乡村的道路。”

更重要的是，中原文化厚重的历史感，使得中原作家群的艺术创新，不致成为对形式实验的沉醉。评论家何弘表示，中原作家群的创作，无论是题材范围的拓展、作品主题的深化，还是表达方式的创新，基本是在保证作品内容厚度和思想深度的前提下进行的，是有限度的，保持了某种平衡的创新。“即使像李洱《花腔》这样在叙事探索上走得很远的作品，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意义追求和对现实关切的强烈愿望。”

当然，明显的地域特征也可能是一柄双刃剑。在邵丽看来，这会让河南作家习惯于立足河南看世界，而不是立足世界看河南。因此，河南作家需要改变以一种姿态发言的单一角度，使其人生观进入自我情感层面，进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文本表达方式。“我总感觉，我们的作家向‘内’走还不够，我们对内心的挖掘甚至还没有开始。我们一拿起笔，就感觉是在代表某一个层面说话，好像不狠狠说上几句，就没有尽到职责。以这样一种状态投入创作，很难有大作品出来。” 

对此，何弘也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地域定位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可以使作家因某处鲜明的特点为人所认知，从而迅速获得一个稳定的定位，并在对这种特点的强化中形成自己的风格。但也会使作家受到局限，影响其在风格特色的多样化上取得突破。“全球化背景下，熟悉的乡土经验与过往的经验存在很大差异，同时表达也面临新的挑战。因此，如何以人类的视野、用普适的价值观来观照历史经验？如何对当下的经验进行准确的书写并给予有见地的解释？这些都会影响作品的精神气势和思想力量，是河南作家也是当代作家应该重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