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佛：请你跳个简约之舞，好吗？

    海明威之后美国最重要的短篇小说家

    萧平

    据说，在美国，如果问普通读者，谁是继海明威之后最受推崇的短篇小说家，答案通常是不为国内读者熟知，却早在英美文坛“一石激起千层浪”的雷蒙德·卡佛。尽管读过卡佛的人众口一词说:比起海明威在巴黎“流动盛宴”般的放荡，卡佛的一生显得实在太过平淡。卡佛异域他乡的知音村上春树则称:卡佛的文学地位大概也就介于不算伟大却足够优秀的考德威尔和斯坦贝克之间。不过他的名字会在美国文学史上留下应有的位置，他留下的六十五篇短篇小说中，最少也有六篇被当作经典永远地阅读下去。
    刚刚过去的2008年，卡佛逝世二十周年。1988年8月2日清晨，卡佛因肺癌死于家中。据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称:卡佛临终前每天都静静地坐在家里的门廊上，望着院子里栽种的玫瑰花出神。弥留之际，他告诉第二任妻子、诗人苔丝·加拉赫说:自己是多么喜爱契诃夫的小说。同样被记录下来的还有他对妻子说的另一句话:宝贝儿，我们已经被载入史册。很多人为卡佛感到惋惜，苦苦奋斗半生，终于脱离贫困的生活，且已经开始在文坛上迎来盛名，却英年早逝。不过如果卡佛地下有知，或许并不引以为憾。直到现在，与他相伴度过晚年的苔丝依然让他的书房保持原来的样子，打字机里还夹着雪白的纸页，仿佛一直在等待谁来敲打出那最初的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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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鲜为人知的文坛轶事说的是，卡佛的小说《保鲜》发表以后，引来某评论家的笑话:主人公因为冰箱坏掉就惊惶失措实在太搞笑，打个电话找人修就行了嘛。卡佛回答:可能这个评论家没有注意到有人是花不起钱请人来修冰箱的……一百年前，契诃夫就开始写这类被生活淹没的人了。
    被生活淹没，对那些养尊处优的作家未免显得夸张；但对青年时期的卡佛，这不折不扣是每天都要面对的残酷现实。卡佛1938年出生于美国俄勒冈州一个锯木工人的家庭，高中毕业后就开始打工。他十九岁结婚，已经怀孕的妻子玛丽安·伯克当时只有十六岁。这对年轻夫妇在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他们因生活所迫不断搬家，居无定所。卡佛热爱文学，年轻时却未曾做过任何与写作有关系的工作。因为养家糊口压力很大，他和妻子靠一些七零八碎的工作挣钱。他曾替药房送货、在加油站给人加油、在医院里打扫卫生、在公寓小区打杂、甚至还替人摘过花。打工之余，也在大学里选修了一些写作课程，在此期间遇到了对他写作生涯有影响力的老师——作家约翰·加德纳。在沉重的生活压力下，他尝试写作，终于发表了几篇短篇小说，找到了一些在学校里教写作课的工作，并于1976年出版了第一本有影响力的小说集《请你安静些，好吗？》。
    多年后回忆写作生涯，卡佛曾说，自己大多时候的境遇与四十多岁写《北回归线》时的亨利·米勒相仿，在一个借来的房间里写作，随时都可能不得不停下手中的笔，因为自己坐着的那把椅子稍不留心就被人偷走。正是这种窘迫感，让他明白只有把书放下，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同样，也正是明白这个朴素真理，他才可能在写作的间隙，拼命挣得一份生活下去的可能性。
    这种窘迫境况下的写作，让他成为了美国平民话语的代言人:我自己就是这些劳动着的穷人中的一分子，他们是我的人们。他笔下的人物大部分是那些蓝领阶层的“穷白人”——推销员、侍者、理发师、清洁工等等。他们大多穷困潦倒，对生活充满困惑；他们总在担心房租，孩子，以及家庭生活上的问题……另外，时间的急促也导致他只能写短篇小说，而且大多数的篇章是那种简之又简的语言，淡淡几笔素描点缀成的无力的生活画面。
    躬于笔耕多年，且日益向成功迈进。不幸的是，卡佛却于上世纪60年代末染上了酗酒的恶习。随着写作上日渐成熟，他的酗酒问题却越来越严重，以至于最后整日与酒杯为伴，无法写作。家庭经济也同时出现问题，他本人的健康也受到威胁，曾因酒精中毒多次住院，卡佛的人生轨迹走到了最低点。
    直到1977年6月2日，卡佛终于停止酗酒，开始被他称作“第二次生命”的生活。他获得更多的经济资助，找到稳定的工作，与第一任妻子玛丽安正式分手，开始了和苔丝的共同生活。
    1983年，卡佛出版小说集《大教堂》，同样是在贫困和无聊状态中挣扎的人们:酗酒，烂醉，没完没了地开着电视，婚姻大多不幸的灰暗生活。但是相比早期作品的调子阴冷，语言枯瘦，而显出丰润饱满，一丝温情和亮色，以及令人动容的乐观。苔丝说:是生活境遇促成了我丈夫的“转向”，他的创作才达到了顶峰。过去他太累了，现在身心都得到了自由。而后来成为当地一名教师的玛丽安，终于站出来为自己辩解:没有我们曾经共同承担的家，雷蒙德单身的生活也许更颓废，我们的家不管好坏，至少给了他一个可以回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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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总喜欢对海明威和卡佛做这样的比较:语言如出一辙的简单、清晰、准确，有意为之的重复，近乎日常生活的节奏，善于留白的大师手笔。海明威更为浪漫，他对笔下的人物更“仁慈”:写一个身陷孤独的老人，他也会给他安排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让他喝上几杯；写一个即将被迫堕胎的年轻女子，他也会给她安排一个车站旁的小酒馆，让她坐着欣赏远处“白象似的群山”。
    卡佛就残酷多了。他的主人公大部分不敏感甚至感情迟钝，看不见沉浸在带有任何诗意的气氛中，总是困惑、颓唐、不知所措甚至彻底消沉。唯一的浪漫，在于这些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往往被某一件异样的事情打乱，他们有了这种异样的感觉，并且能隐隐预感到自己的生活可能变得不同。
    然而，这就是卡佛的写作立场。对待普通日常生活的题材，或所谓的“俗事”:他认为在我们过的生活和我们写的生活之间，不应该有任何栅栏。于是，卡佛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去写普通的事物，并赋予这些普通的事物——管它是椅子，窗帘，叉子，还是一块石头，或女人的耳环——以广阔而惊人的力量。
    卡佛写底层生活，形容自己是不成功者生活的见证人。但他的小说漫不经心又暗含忧伤的味道十分契合中产阶级读者的心理需求。由此，谈论卡佛俨然成了小资们的“接头暗号”。同样悖谬的是，对卡佛逝世二十周年的纪念，美国人与其说关注他的身世、作品，不如说更热衷于他的小说成就，有多少应归功于一个名为戈登·利什的编辑的传闻:正是利什的“深度编辑”，造就卡佛极简主义的写作风格。且不说卡佛小说集《我们谈论爱情时都说些什么》出版前，其中很多小说几乎都被利什做了大幅度的删改，类似“把你的脚放我鞋里试试”、“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等短句式的标题，均出自他的手笔。随着卡佛名声渐隆，他终于无法忍受利什的“剪刀笔”，两人的关系宣告破裂。
    据说，在保持了长久的等待之后，苔丝声称:出版更多卡佛作品“未经删改版”的恰当的时候已经到来。此话一出，便引来一片嘘声。不少人质疑，她这样做是强化还是削弱卡佛的文学形象？而更重要的是:卡佛是否需要她这样的证明？对于多数读者来说，他们只关心那些真正好看的小说。译林出版社以《大教堂》打头阵，将陆续出版卡佛的《新手》、《请你安静些，好吗？》、《需要时，请给我电话》、《火》等4部小说集。到时，我们更关心的或许只是:谈论卡佛时，我们该说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