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出头就一个人离开北京到国外闯荡的我，在国内工作经验几乎为零。虽说拥有一张典型的中国人的面孔，可被派到国内的外企里负责管理时，处理起“人事”却不及我国内同学的一半。记得有一次，我不顾同事和客户的劝告，招了一个市场主管。我这“对事不对人”的工作风格，碰了壁，让他把我搞得很是狼狈。现在很多父母喜欢把自己的独苗苗送到国外从高中读起，我以我的经验告诫这些父母们：一定要注意他们回国的“接轨”问题。但，毕竟是中国人，我的“接轨”问题，花了不到五年时间，就基本解决了。五年前，我在北京买了辆车，从那一刻起，我发现不光人际关系，就连车际关系也存在着“接轨”的问题。举几个典型的例子。

前十天我从天津经过京津塘高速回北京。有一段路，我在左边车道跑，右前方不远有一辆卡车慢悠悠地跑着。突然从右后方飞来一辆黑色的轿车。这时，我和卡车的距离已经不到五十米。那辆黑色轿车本应降低速度，等到我和卡车拉开距离再超车，可它却猛然提速，硬要加到我的前面然后超过卡车。那个场面非常惊险。我认为黑车太不守规矩了，于是我也猛然提速，坚决没给它过去。它被迫减速后，变线到了我的后面。只见它一会儿按喇叭，一会儿闪车灯，好像它急得快要尿裤子似的。最后，我让它超过我了，可那以后的十分钟，它象对我示威似的，在我前方晃悠了好一阵子。在发达国家的高速路上开车，你很少能看到左拐右拐、超车时连方向灯都不愿意打的主儿，更罕见开着车还要和别的车斗气的人。

还有一次，在北京东三环京广桥附近的辅路上，一辆车从我的侧后方驶过后，连方向灯都不打，就突然闯到我的正前方，害得我赶紧踩刹车。我想它可能有急事，就没多想。可刹那间，它又故伎重演，窜到其它车道上去搅和别人。我开车的原则是：道路上谁都保不住有急事儿，所以，我没急事儿的时候，尽量让别的车。可是有些车主却在别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间加进来，实在太蛮横无礼了。于是，被这些人搅和得火冒三丈的司机会一巴掌拍在方向盘上骂道：这王八蛋“x代”，怎么开车呢！他骂的是车的品牌，可这跟车的品牌有什么关系呢？

上星期，我开车驶进北京燕莎中心的停车场。在门口，我开窗正要问管理员一个问题，后面的一辆高级轿车突然按起喇叭，着实把我吓了一跳。我继续和那个管理员讲话，后面车的喇叭还在不停的响，弄得我听不见管理员的声音。在美国、法国、日本甚至在香港，按喇叭绝大多数意味着向别人表示谢意。很少有按喇叭催促别人的。象这位高级轿车的车主这么按法，恐怕没等松开喇叭，他就要受周围车主的皮肉之苦了吧。都说中国是礼仪之邦，仁爱大国，可是好多人为什么连数十秒都不愿等呢？不就是十几秒钟吗？

最令我痛心的，是在毫无秩序的车道上，车的行列比车道多出好几列。你看过被阻挡得进退两难的救护车吗？看到它头上无可奈何左右闪动的灯，听到救急喇叭嘶哑的叫声，望着它进退两难的样子，你会作何感想呢？救护车和它里面的病危患者给我的感觉是“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有多少患者就这样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呢？。数千年悠久帝国，大多数皇帝朝令夕改，让中国人的血液深层处处渗透着“争先恐后”的DNA。在过去有皇帝的时代，人们只能拼命地抢别人的路奋勇争先，唯恐制度一变，被管事儿的把自己拒之门外。有到过日本、香港或美国的朋友可能遇到过救护车驶过的情景。他们那里开车的人听到救护车的声音，第一个反应就是减速靠边，等着让不知从什么地方驶来的救护车通过。可自称是“好客、仁爱、礼仪之邦”的路上，车际关系怎么充满了人为的危险、相互的蔑视和粗暴呢？

一部分中国人总是以轻蔑的态度对待受中国古老文明影响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对他们继承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精华嗤之以鼻，撇着嘴大声说：这有什么了不起，你这是窃取我们中国的。遇到这些歪嘴的人，我特想问一句：你自己抛弃的，还不允许别人捡起来用吗？在我们周边的发达国家和地区里，很多地方的人际关系里保留着的尊重对方的“礼”和渗透在“车际关系”里的“谦让”，这不正是数千年前黄河流域的先知们苦口婆心提倡起来的吗？可今天，在它的源头，这些良好的传统为什么那么难找到呢？ 

高速发展经济，让我们的交通日益繁忙拥堵。对此，我们总是抱怨警察为什么不管，或者政府为什么放任汽车无限制的猛增，却忽视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另一个主要原因：驾车的人本身的素质问题。警察的强制管理只能维持短暂的秩序，每个人都能拿出谦让、有礼的态度，我们中国的道路才会出现井然有序的现象。

车际关系是人际关系的延伸。中国人注重“自我素养”。在路上碰到斗气的主儿，不为七寸肝火所动，脚下稍稍留情，自然海阔天空。希望看到这篇博客的朋友，开车上路时能一道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