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刚到日本不久，在日语学校上课没几天的一个晚上，我从ATM里取出20万日元放进我的钱包，准备第二天交学费和房费。在回家的路上，我走进一个电话亭给家人打完电话后，却忘记把放在电话机上方的钱包拿走。第二天我想起来后跑回那个电话亭时，我的钱包已经不见了踪影。对我来说像是晴天霹雳一样。正当我坐立不安之际，学校传达室叫我接电话，说是警察局打来的。一听是警察局打来的，本来六神无主的我，象又挨了当头一棒似的，踉踉跄跄边走边想，是不是我不注意干了什么坏事，惹来了警察呢。是中国人谁愿意和警察打交道呀。传达室的日本阿婆也用狐疑的眼神瞧着我。电话里的日语很慢。一个男声，确认了我的身份后，问我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我一拍大腿，大声叫着说：是，钱包，钱包！里面有……。

接下来的事情，就非常顺利。我去了警察局，见到了给我打电话的男警察。他告诉我说，有位家庭主妇路过电话亭，发现里面有个黑色的钱包，于是就送到了警察局。我当时高兴的直蹦高儿，抓住那位日本警察叔叔的手说：她现在在哪里？能见她当面道谢吗？可是，警察叔叔为难地说：对方不愿警察把电话号码给外国人，她说不需要谢。就在我发愣之际，警察叔叔告诉我，按照日本的习俗，失主如果有心感谢的话，可以向对方支付相当于总金额的3%。在征得警察叔叔的意见后，我拿出了1万日元，委托警察叔叔转给那位拾金不昧的日本主妇。后来警察来电话，说那个主妇说，日本物价高，外国留学生不容易，那1万日元不要了，让我拿回来。我也动过心，可是咱怎能出尔反尔呢？这跟国格无关，我自小就是这个性格。但是，这件事感动了我很长时间，对我影响非常大。

那以后的岁月里，我接触的日本人多起来了，发现日本人很少对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感兴趣。我常常会看到在路边、巴士站、澡堂里的长板凳上，还有娱乐场的卫生间等地，放着一些显然是有人忘在那里的物品。可是，很少有人顺手拿走。日本的马路边有很多一个人多高的小盒子，里面有蔬菜，旁边写着：无人贩卖，100元/个。意思是，此处无人看管，您需要就自己拿，一个100日元。旁边有一个更小的盒子，里面居然放着硬币。这些小盒子几乎到处都可以见到，里面居然有钱。这说明什么呢？一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我把刚买的一把高级雨伞忘在了火车的车厢里。第二天下班时分，我抱着侥幸的心理咨询了车站管理员。他停下手里的活儿，仔细问清楚了雨伞的颜色、车次、车厢和时间后，马上打电话给总站询问。2分钟都不到，总站说有那么一把雨伞。我试探着问他们可否第二天一大早把伞给我放在我下车的车站时，没想到他们答应得非常痛快，还嘱咐我别忘了来拿。日本人虽然过于仔细，可是，当我发现正是这些有时候让人感到罗罗嗦嗦的做事习惯，总能给予遇到困难的人们不小的帮助。

我是一个遇到急事儿就容易丢三落四的人。我在国内丢了两次东西。两次对我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

一次是我坐出租车从深圳机场到深圳的罗湖口岸，准备过海关去香港出差的时候。我交了钱，拿着我的公文包下车后，就径直向海关走去。走着走着，我发现我没把放在后备箱里的拉杆箱拿出来。可是出租车把我放下以后，便一溜烟儿地走了。拉杆箱里有我的西装和换洗的衣物，于是我打车到了以出租车司机为主要听众的深圳广播电台，要求他们给我播放。我花了钱后，盼了一个多月，也没有盼到我的拉杆箱。几年过去了，我被派到北京工作。在北京出租车里经常能听到一个叫“一路畅通”的电台。每当我听到“寻物启示”时，心里总感觉不是滋味。

还有一次，我乘火车回老家给我姥姥扫墓。咣当了一夜后，火车到站了。我拿起行李匆匆忙忙冲出车厢，随着人流走向出口。我突然发现我的小包没拿，里面有护照和三千块钱。于是我又飞快地返回车厢。可是，前后不到十分钟，我翻遍了我座位的四周，小包已经被经过的人顺手牵羊了。我走进象施工工地宿舍似的车站派出所报警，铁路警察让我自己写经过，到后来还是不了了之了。我让他们给我出一个丢失证明，他们也不配合。最后，我失望地对他们说，我准备到了市里再求助市里的警察。可是他们劝我说，如果我在铁路警方报了案，城里的警察就不会再受理了。那时我才知道，铁路警察和一般的民警是两个系统，双方一般不进行业务沟通。他们把“人民警察为人民”挂在嘴边，可是对我这个人民的事情却漠不关心。

我在日本丢东西，日本警察并不因为我是中国人，就从态度上怠慢我，他们的工作态度是那么的一丝不苟、礼节适度。日本国民，虽然对人并不热情，可是，见到不属于自己的物品时，普遍能控制得住自己。我也经常在国内听到雷锋式的拾金不昧，可为什么我一次都遇不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