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的演播厅里，官员们现场述职并解答专家、群众代表的疑问，影像随之直播出去，百万观众收看，有的还通过场外环节互动……近期，一种新形式的“电视问政”被多地政府启用，引发社会热议。有人认为，电视问政是一种新的民主监督形式，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也有人认为，电视问政舞台只是“让官员出丑、让公众过瘾”的秀场，并不能真正起到监督作用。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新闻客户端，对4777人进行的一项题为“电视问政是监督形式还是作秀”的在线调查显示，34.1%的受访者平日会关注电视问政节目，24.4%的受访者对电视问政的积极作用给予了肯定，也有35.8%的受访者直言电视问政只是让观众过把瘾的“秀场”，没有实际意义。

本次调查中，有三成受访者表示其常居地举办过电视问政节目。

24.4%受访者认为电视问政是公众监督政府的有效方式，应常态化

    7月29日，浙江省首个常设电视问政直播栏目《问政进行时》在丽水市现场直播。丽水电视台记者暗访用沥青拔毛制成的烤鸭，卫生状况惨不忍睹。在直播的电视问政上，工商、质监、药监三位局长面前摆上烤鸭。“三位局长敢吃吗？”局长们颇为尴尬，一致起身鞠躬道歉，表示将立即查处。24小时后，丽水市人民政府官方微博即发布信息称，30号上午，由工商局、公安局及食药监管局的工作人员组成联合执法工作组，对电视中曝光的熟食店和屠宰加工点进行查处。

    老百姓大呼“过瘾”，对于一直感觉“高高在上”的官员，可以毫不客气地举起“哭脸”牌，经常面临推诿无人解决的问题，各部门当政一把手当场表示马上解决。“如果说电视问政是场秀，我们也欢迎，这样的秀能知耻而后勇。”有丽水市民这样说。

    近年来，“电视问政”在多地备受青睐。它利用电视的传播优势，政府官员直面现场观众和全市电视观众，围绕热点民生问题进行解答。对于近期许多地方开展的电视问政，34.1%的受访者表示关注，30%的受访者表示所在的地方举办过电视问政。24.4%受访者认为，电视问政是公众对政府进行监督的有效方式，应常态化；同样有24.4%的受访者表示，电视问政让政府官员直接面对公众质疑，有助于政府了解百姓心声、提高工作效能。

    武汉电视台是最早举办电视问政的地方电视台。武汉市民熊女士，从电视问政开播以来就一直关注这一节目，还积极参与电视问政微博互动，是武汉电视问政“建言达人”候选人。“我感觉武汉市主要领导还是想通过电视问政这种形式，督促公务员认真履责，解决老百姓关心的实际问题，所以并不是走形式和作秀。”在已播出的电视问政节目中，熊女士最关心的是小餐饮和非法小作坊的管理问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每个市民的身体健康，也关系到武汉的城市形象。“我会继续关注电视问政，如果有可能，做现场观众也不错。”熊女士说。

    “我在网上看过几次电视问政，感觉都挺有意思的。”在北京上大学的小丁说，虽然北京没有电视问政，这些节目和自己的生活并无直接关联，但自己仍然关注这类节目。因为这样官民直接交流的情景很少见：政府官员得在现场接受群众代表和评论嘉宾的发问和质疑，没有任何遮掩搪塞的机会。“如果我有机会通过电视问政来解决我遇到的问题，我肯定会参加。”

    不过，人们对电视问政的态度并非全是正面，也有23.4%的受访者表示“问政内容和尺度都有限制，对政府的监督作用也有限”；25.8%的受访者表示“问政效果取决于被问政官员的“演技”，和问题本身没有很大关联”；31.7%的受访者表示“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事后不一定都能解决”；35.8%的受访者直言，电视问政“只是让观众过把瘾的‘秀场’，没有实际意义”。

    看过几次电视问政的节目后，小丁发现节目选题比较有限；通过关注事后追踪报道，他也发现即使是电视问政节目上反映过的问题，事后也没得到切实解决：“我感觉电视问政只能是一种辅助手段吧。”

    逐年的电视问政看下来，熊女士总结归纳了在电视问政节目中领导们的经典之语：1，我刚到XX部门不久，一些情况还不清楚。2，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好！3，（视频）有的情形我知道，但刚才看的这些情况，我还没见过。4，在此，我向市民们郑重承诺，也欢迎大家监督，保证解决XX问题。每半年说一次，光说不练假把式。

    “电视问政作为一个电视节目，实际上就是一个‘秀’，但并不是说‘秀’就没有意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电视问政最积极的意义，是它能够很快地聚焦问题，将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提到政府议程之中。其次，通过电视节目的曝光、针锋相对的交流，问题解决的效率也将得到很大的提升。第三，在节目互动中，人们更能体会到那句老话“政府官员是人民的公仆”的涵义。“电视问政也可以说是一种对官民双方的公共性教育。”王锡锌说。

57.1%的受访者愿意通过电视问政对政府部门提意见

    有些地方推出的电视问政还是述职述廉的平台，让老百姓对官员的政绩进行评价和考核。如武汉市今年以“兑现承诺转变作风优化环境”为主题，7月2日至6日每晚现场直播,问政围绕今年初武汉市“十个突出问题”整改的公开承诺进行，整改承诺单位负责人均登上问政台，接受群众考评。其中包括2位市委常委，4位副市长。市民可拨打热线电话，或通过微博提出相关问题和建议。

    宁夏银川市则以媒体暗访调查、群众出题“拷问”、部门综合整改、纪委督查问责等方式打出电视问政的“组合拳”，将政府职能部门及公职人员的慵懒散慢奢等行为在电视媒体曝光，让政府执政能力和服务水平直面来自群众的监督和考评。自去年12月推出第一期以来，8月2日已播到第六期，受到民众广泛欢迎。

    “电视问政作为一种新型民主监督形式，显著提高了群众监督和问责政府行为的互动性、及时性和针对性，其本身具有积极意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教授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至于其是否会流于形式，主要取决于电视问政行为能够真的发现和解决现实问题，能否真正做到人人有监督、事事有责任、件件有落实。电视问政是途径，不是目的。”

    调查显示，57.1%的受访者表示，如果有机会愿意通过电视问政的方式对政府有关部门提意见，29.7%的受访者表示“不愿意”，还有13.2%的人表示“不好说”。

    王锡锌教授认为，现代政府管理必不可少的一项品质，就是政府和民众能够就公共问题进行有效的沟通。这种沟通不是在网络上发脾气发牢骚甚至随意谩骂，而是即使针锋相对，也能共同面对和解决问题。电视问政恰是一个非常好的沟通平台，所以越常态化越好。“无论是通过电视还是互联网，通过新时代的信息技术平台，让公众和政府能够就公共问题进行有效的沟通、学习、交流、界定，以及共同寻找问题解决的方案，这些才是关键。”王锡锌说。

55.1%受访者认为“真正要监管好官員,仍需从完善官员考核评价机制、常态的制度监管入手”

    现在的电视问政还有哪些可以改善的地方？本次调查中，受访者首选“要对问政内容的解决情况进行持续跟踪，确保问题在节目之后得到解决”（37.1%）；其次是“与网络问政联动，扩大影响力和百姓参与度”（26.6%）。其他依次是：“应向更多普通百姓开放节目录制的机会”（20.2%），“问政内容和尺度范围应当有所突破”（18.1%），“邀请媒体记者现场提问”（11.9%），“多一些官员与百姓的互动环节”（10.2%）等。

作为电视问政的热心观众，熊女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不能期望仅通过电视问政就能迅速解决官员队伍中长期存在的不负责任的问题，必须把电视问政置于整个问责体系中。她举例说，在一期关于小餐饮和小作坊问题的节目中，曝光了某工商所“放任非法小作坊生产的豆腐流入市场”等不作为问题，被问政的市工商局长也作出了“加强巡查力度”承诺，但第二天当熊女士到该工商所办事时，却发现工作人员对来办事的市民仍然态度生硬粗暴，“也就是说，电视问政对这些单位基本上没什么触动”。

     为此，熊女士专门在新浪微博上写了一篇长微博反映所见所闻：“昨晚的电视问政，市工商局长的承诺真响亮，XX工商所横幅上的话——努力提升行政效能，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写得真好，可实际行动又落实了多少？”

    王锡锌教授认为，现在的问政节目目前仍然更注重戏剧化效果，通过戏剧化来提高收视率。但它应该逐步淡化它的戏剧化色彩：“首先要让民众提出他们的需求和问题，然后由政府的相关部门在电视问政的平台上进行回应；甚至双方都派出代表就这个问题进行公开的辩论。去作秀化，把它真正作为一个公共讨论的平台，这才是电视问政将来应该走的道路。”

    电视问政节目是否有必要推广到全国各地？本次调查显示，43.6%的受访者表示“有必要”，30.2%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必要”，20.6%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

    55.1%的受访者认为，电视问政只是一种辅助性的问政方式，要监管好官员,仍需从完善官员考核评价机制、常态的制度监管入手。对此，程文浩教授表示，要加强民众对政府的监督、让政府真正做到为民办事，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是规则透明。政府掌握的各项权力、资源、职责以及政府的各类办事制度和流程，都应向社会充分公开，确保百姓对于公共权力的知情权。第二，过程透明。政府的决策和执行过程要向社会公开，实现公众对过程的监督，力争在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提高群众监督的及时性。第三，结果透明。对于百姓所反映的政府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政府应及时公开和反馈调查处理结果，提高群众监督的有效性。

    据了解，作为一个有效加强监督，推进工作的平台，丽水“电视问政”将月开展一次“问政进行时”直播；并在年终开展“问政面对面”直播，进行“年度大考”，公开评判部门履职情况。

                                                                (实习生 曹原 记者 王俊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