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虚值大钱探析

北泉轩

甲、虚实并行

虚值大钱破坏着钱币制度，盘剥着民众的血汗。朝廷主导铸行，既为民，也害民。古代金融货币业从产生开始，就在一方面制造媒介，服务流通，与另一方面通过货币，蚕食生产之间漂移。以历代有明确折当标记的虚值大钱为例，探究投用铸钱金属质量的缩减比例。古钱流传跌宕重量损耗，因无可查考，则忽略不计。

1，秦代大型半两。（67径，106·88克重）约为小平钱半两4·37克的25倍。（折当不详，或非流通性。）

2，西汉一刀平五千。 （36·28克）与大泉五十4·84克比较，面值增加百倍，而重量仅增加8倍左右。也就是说，多用了8倍的铜材，增加了百倍的价格。

3，西汉国宝金匮直万。 （26·75克）与大泉五十4·84克比较，增加200倍，重量仅增加5倍多。

4，东汉三国大泉五千。 （10·69克）与汉代五铢一般为3·5克左右比较，面值折当五千倍，重量仅仅达到三倍多一点。

5，五代北燕铸钱从永安一十，到永安一千；从顺天当百，到应天背万。

 （11·2克）； （19·23克）；

（10·62克）。大约用了三倍于开元通宝小平钱的铜材，标示了百倍、千倍、万倍的价格。

6，契丹千秋万岁日月十万。（55·6克）或赏赐钱，可能不在虚值流通币之内。

7，金代泰和通宝折十楷书 （20·71克），与同版小平钱3·91克比较，折当和重量比为10:5，是最为合理的。

8，元代权钞 至正之宝（25·5克），比较历代前朝还是直率的。它公开承认一枚大铜钱代表壹钱银两或壹钱银票。宣示政权的决定作用。

9，   

明代洪武通宝十一两与嘉靖通宝十一两 与 均在20克左右，与普通小平钱3·5克左右相比较，也应在比较合理的折当与耗材比之内。但是，也继承了元代至正权钞折抵壹两银票或银两的政权强制力。

10，    清代政权以咸丰最为艰困。太平天国因素，使咸丰进退失据。货币政策几近无存。当千超值大钱横行无忌，民众倒悬于水火。宝泉、宝源、宝福、宝陕局稍显安稳，其它各局则疲于应付，难以为继。

   （106·88克） ；（65·14克）。

 陕局与福局折当面值相差十倍，而重量只增加40%。可见陕局虚度更大些。但也有个早晚局势变化问题。

乙、权钱探究

1，货币面值的概念是相对的。在金属材质基准质量的等级规范初期，具有直观的感知提示作用，价值尺度易于被媒介双方达成认可和认同。而官方铸行，则增加了古钱的折当权威性和“天然”合理性。例如，秦半两的产生，标志中国古代货币制度的基本成熟，并走向以方孔圆钱为基准的形制正规化。秦半两在当时被规定为“下币”，因其单位价值低下，所以方便用于民间经济活动的小额支付。而选用70%的青铜，30%的铅、锡混合铸成的货币，既经久耐用，又易于成串保存，方便携带。同时又有较为丰富的矿产资源，可以大量铸造，满足经济生活需要。半两钱以25毫米直径为基准，1·5毫米的厚度，8毫米的穿口，这就给予民众以固定的基准或常量形态。大一倍为折二，大三倍为折三，大十倍为折十。

2，偷换概念产生虚值大钱。在概念形成的基础上，实际金属质量和钱币重量并不一定每枚同折当概念全等或吻合，而这就为户、工二部及各个铸钱单位，造成了折当称谓与实际背离的游戏空间。近臣和近侍往往报喜不报忧，蒙蔽君上是封建宫廷议事的普遍现象。上呈钱样远远优于普通行用钱就是历史的明证。而折当游戏的空间由主宰方掌控无可争议的话语权，这就往往有利于权贵对平民的变相抽取和巧取豪夺。于是，虚值大钱在历朝历代几乎不断地应运而生。货币规则由朝廷制定，又由朝廷自己来破坏。而市井平民永久处于被胁迫的境地。

丙、产生规律研析

1， 政府财政紧绌，则虚值大钱应运而生。战争、天灾、人祸（起义或暴动）都为社会增加了动乱。发行大额货币成为首选应急措施。

2,朝廷强力推行，罔顾民意，紧急筹资的有效良方。

3,货币本身质量精粗不一，与面值提升不具有必然的联系。

4,虚值大钱的产生，直接导致金、银本位联动贬值，引发硬通货膨胀。

5,通货膨胀首先导致富商恐慌，市场震荡。显而易见，富商大贾万贯家财，缩小为国宝金匮直万一枚；草民仅有一文铜钱，贫困依旧。这就是无产者不怕改革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