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故宫博物院《祥开万象—故宫与西藏文物联展》
(2023-07-20 20:5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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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26日，农历四月初八，指浴佛节，是佛教佛祖显世的降生之日。请假一天前往故宫博物院再次观展，途经雍和宫门前，等候礼佛的队伍已经排得很长了。
午门
花开满路－西藏地方与内地的交往
午门 《祥开万象—故宫与西藏文物联展》展览分为“花开满路—西藏地方与内地的交往”“花繁叶茂—认同与归宿”“春华秋实—丰硕的文化成果”三个主题单元，以“花卉”象征西藏与内地各民族相互交融的过程。
花开满路－西藏地方与内地的交往 西藏地方与内地的交往，历史悠久。早在唐代，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前后入藏和亲，增强了各民族之间的感情。元朝中央政府实现了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辖和治理，如建立万户制度、驿站制度等，明朝的“多封众建”政策，促使各地的交往、交流、交融更加频繁与深入。到了清代，西藏与内地不仅在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而且在生活方式上相互影响，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分割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步辇图》邮票阎立本《步辇图》卷[唐] 唐贞观八年（634），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遣使臣到长安，向唐朝求婚联姻，唐太宗李世民决定将文成公主许配给松赞干布。贞观十五年春天，松赞干布派噶尔东赞（禄东赞）到长安来迎接文成公主，唐太宗则派礼部尚书、江夏郡王李道宗陪同文成公主进吐蕃。文成公主除了带去中原地区的很多文化典籍外，随行的还有各种行业的工匠，对于促进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画面右侧绘唐太宗坐于六女侍所抬的步辇上，两侧各有一女侍举扇，后跟随一女侍举伞，太宗着圆领袍服，手握一长方形盒置于膝上。左侧有三人面对太宗躬身而立：着朱色圆领长袍、双手执笏、脸上长满髭须者，为唐朝官员；着圆领对襟长袍、上饰内有鸟兽的团花纹者，为吐蕃使臣禄东赞；着白色圆领长袍、双手执笏者，一般认为是翻译官。
阎立本（？—673），万年（今西安）人，初唐宫廷画家。
唐蕃会盟碑拓片[清]（复制品）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吐蕃赞普赤祖德赞派使者与唐朝在长安（今西安）举行盟誓，并将誓文用汉藏两
种文字对照，刻石立碑于长安兴唐寺前。长庆二年，双方使者又在逻些（今拉萨）重誓，立碑于大昭寺前。目前仅拉萨长庆会盟碑尚存。碑文忠实记录了唐朝与吐蕃政权以舅甥情谊，会盟立誓、信守和好、合社稷为一家的内容，见证了汉藏民族的交往、交流与交融历史。
故宫藏有清代嘉道时的唐蕃会盟碑拓片，现展出为西藏文化博物馆藏拓片的复制品。
松赞干布唐卡[清] 松赞干布在位期间，统一吐蕃，弘扬佛教，并与唐朝联姻，迎娶文成公主。画中松赞干布以轮王坐姿坐于装饰华丽的宝座上，左手持法轮，右手持白莲。宝座两旁分别立有唐朝的文成公主和尼泊尔的赤尊公主，宝座前手持经书者为藏文的创制者吞弥·桑布扎，蓄须持杖者被认为是大臣禄东赞，在西藏传统中，松赞干布被认为是观音菩萨的化身。
铜文殊菩萨像[元末明初] 西藏地方进献。戴五叶冠，双手持莲花，莲茎从身体两侧婉转伸展向上，莲蕾上分别置象征文殊菩萨标志的经书和宝剑。游戏坐，脚踏莲花。
木镶铁鋄金镂花纹马鞍[清] 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巴丹益西进献。木胎，前后鞍桥镶嵌铜鎏金镂花叶鞍板，铁鋄金马蹬一副，蹬面饰十字金刚杵图案。马鞍铺鞍鞯与坐垫各一。
扎卜扎雅木碗[清] 西藏地方进献。木碗中质地最贵重者藏语称为“扎卜扎雅 ”，取藏文“草根”与“树瘤”两词的音译，意译为“根瘤”。藏式木碗是藏族的传统日用生活品之一，具有携带方便、经久耐用、厚薄均匀、隔热保温等特点。进入宫廷后，也广受欢迎。
仿拉古里木纹釉瓷多穆壶[清] 多穆壶以木、皮质为多，进入宫廷后，出现了炼制的仿西藏拉古里（即沉香）木纹的瓷多穆壶，其木纹釉色惟妙惟肖。人这件仿品中，可以看出西藏地方进献的多穆壶深受宫廷喜爱。
金錾花嵌宝石银里右旋白螺[清] 七世班禅额尔德尼丹贝尼玛进献。海螺是藏传佛教常用法器之一，亦称法螺、法赢。海螺上嵌银鎏金花嘴，包錾龙纹银鎏金翅。
银绿救度佛母像[清] 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巴丹益西进献。度母面印泥金，右手与愿印，左手说法印，游戏坐，供于金嵌绿松石佛窝中。佛窝为圆盒状，盒内填染青绿木雕山洞，金质盖满嵌绿松石片，盒盖两边有可拆卸双耳，可穿绳佩戴。
珊瑚念珠[清] 达赖喇嘛进献。念珠由108颗红珊瑚珠串系而成。选用珊瑚作为材质，可能是因为藏传佛教认为念珠的材质与修持度化众生的四种事业有关，珊瑚通常被与四种事业中的怀柔事业联系在一起。
紫红色十字纹氆氇[清] 西藏地方进献。氆氇为藏语音译，亦称藏毛呢，是西藏地区手工生产的一种羊毛制品，质地坚韧，经久耐用。在藏族人民日常生活中如内地棉布一样重要而普及，是制作服装、鞋帽的主要材料。
铜鎏金文殊菩萨像[明]
铜鎏金文殊菩萨像[明] 黄铜鎏金，比例均称。细眉长眼，嘴角含笑，形象端庄，沉静温和，衣纹线条流畅，将汉藏造像技法完美结合，形成典型的明永乐佛像风格。菩萨头戴五叶冠，双手结说法印持莲茎，双肩莲花上立象征文殊菩萨标志的经书和宝剑。莲座上刻“大明永乐年施”款。
为了利于治藏政策的推行，加强中央与西藏地方的联系，永乐帝下令内廷工匠制作精美佛像，赏赐给西藏地方高僧。
大红色缠枝花果纹织金缎[清] 图案主题“四季富贵”由桃实、牡丹、石榴、荷花相间，依次排列，花叶枝脉繁茂而舒展，红色与金色相互映衬。
据清宫档案，此类金缎除用于宫殿内铺陈装饰外，在清乾隆、嘉庆年间，清廷每年赏给西藏地方高僧和地方官员规定数额的缎匹。
掐丝珐琅荷叶形笔洗[清] 笔洗为书写前掭笔，或调整笔头上墨汁浓度的文房器皿。荷叶状，色泽青绿鲜艳，洗中心另饰有花卉及叶脉纹饰，洗柄则为对生的小叶片。
据清宫档案，清乾隆年间，清廷多对西藏地方行政官员赏赐各种文房用具，此举与赏赐内地官员文具相同。
龙香御墨[明] 墨体一面刻有“龙香御墨”和“大明万历年制”款。另一面饰云龙戏火焰珠纹，纹间尚有包金残余痕迹。龙香剂，是工匠在制墨过程中，将龙脑（冰片）、麝香等名贵原料加入墨品烟料中形成的固定配方，具有驱逐蠹虫的功效。
从明宣德开始就已将此种样式的墨赏赐给西藏地方高僧。现西藏自治区罗布林卡管理处藏有成化年制的“龙香御墨”，体现了内地与西藏地方深度的文化交往。
绿地粉彩勾莲八宝纹奔巴壶[清]
绿地粉彩勾莲八宝纹奔巴壶[清] 奔巴壶原型是藏传佛教中的净水瓶。通体为青绿色底，上以蓝、白、绿、红、粉诸色绘制吉祥图案，如八宝、莲花等。
清廷制作此类奔巴壶，既可供奉于清宫佛堂中，同进也是赏赐西藏地区寺庙的法器之一。
银錾花座青花藏文祝祠高足碗[明]
银錾花座青花藏文祝祠高足碗[明] 高足碗又称“靶碗”，常用作供器。碗腹外壁书一周青花藏文吉祥祝词，汉译为：“日安宁，夜安宁，日夜长久安宁，愿三宝保佑安宁。”辅以如意纹、莲瓣纹，下承银錾花纹碗座。
烧制高足碗始于元代，明代永乐、宣德时期亦大量炼制。此碗为明廷赏赐之物，是汉藏艺术的完善结合。
玛瑙单灵芝耳菱花式杯[明] 六瓣花口式，雕灵芝柄，此件原为明代制作，清乾隆时于圈足内刻“乾隆年制”四字隶书款。
据清宫档案，清廷赏赐的玛瑙杯，由于材质过于珍贵，在赏赐名单中的仅有赏赐高僧的记录。
水晶包金鼻烟壶[清]
清代宫廷鼻烟壶用材广泛，题材丰富，集绘画、书法、雕刻、镶嵌及玉石、瓷器、水晶、料器、漆器、珐琅、金属等工艺于一身，既是生活用品，又是手中把玩的艺术珍品。在清廷赏赐的物品中，鼻烟壶深受西藏地方官员的喜好，受其影响，西藏地区也出现了鼻烟壶的制作。以水晶制作的鼻烟壶外包金质折枝花叶，壶口包金，盖子和勺子均为金质，制作考察，做工精细。
水晶包金鼻烟壶[清]清代宫廷鼻烟壶用材广泛，题材丰富，集绘画、书法、雕刻、镶嵌及玉石、瓷器、水晶、料器、漆器、珐琅、金属等工艺于一身，既是生活用品，又是手中把玩的艺术珍品。在清廷赏赐的物品中，鼻烟壶深受西藏地方官员的喜好，受其影响，西藏地区也出现了鼻烟壶的制作。以水晶制作的鼻烟壶外包金质折枝花叶，壶口包金，盖子和勺子均为金质，制作考察，做工精细。
铜鎏金八瓣莲花大威德金刚曼荼罗[明] 中央莲台上的主尊为大威德金刚，八瓣莲花内侧安置眷属尊，构成立体曼陀罗。莲瓣可自由开合，上方有装饰水瓶伞盖形扣件，闭合时状如花蕾。莲花曼陀罗的造型、技法以及风格特征均为典型的明初永宣造像样式，并有“大明永乐年施”铭文，可以确定为明代宫廷里汉藏艺术交融的作品，工艺精湛，令人叹为观止，是为历代同类佛教造像中很难得的珍品。原件收藏于布达拉宫管理处，此次展出为复制品。
花繁叶茂－认同与归宿 “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元明清历朝统治者即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习俗，又注重政令统一，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在西藏地区制定相应政策。元朝建立后，萨迦派高僧八思巴被尊为帝师，职掌总制院，统领天下佛教事务，同时也是掌管西藏行政事务的中央官员。明朝建立后，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各教派实行“多封众建”政策，同时匹配了相应的进贡体系。在清代，历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由中央政府册封，确定了驻藏大臣制度和摄政制度，符合当时人民渴求安定的愿望。清朝先后邀请五世达赖喇嘛、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等高僧入京觐见，强化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西藏地方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加强了西藏地方政权与清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
永乐帝画像[明] 明成祖朱棣（1360-1424），身穿黄色龙袍端坐在龙椅宝座上，头戴翼善冠，龙袍盘领窄袖，前后及两肩各金织盘龙，腰束镶玉銙带。此像供奉于布达拉宫，为首次与观众见面。
朱棣是明朝第三任皇帝，年号永乐。在位期间，迁都北京，营建紫禁城，积极经营边疆，采取“多封众建”政策，发展贡市贸易，使西藏当地僧俗首领都能和明廷保持直接的关系。如永乐五年（1407），噶玛噶举派活佛得银协巴（《明史》称哈立麻）入觐南京，为已故的明太祖及马皇后举行荐福仪式，并受封“大宝法王”。终明之世，“大宝法王”称号为黑帽系活佛世代袭任，对维护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做出了贡献。
檀香木观音菩萨像[清] 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于清乾隆十六年（1751）受命管理西藏地方事务，第二年便向清廷进献檀香木观音菩萨像。此像仿照布达拉宫供奉的观音菩萨像—“罗格肖热像”制作而成，据《西藏王统记》，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派僧人到印度、尼泊尔交界之地求得檀香木观音菩萨像，以作为自身的本尊，供奉于布达拉宫。流传至今已1300多年。此观音像进入宫廷后，乾隆帝下令造办处为其量身特制黄锦缎佛衣和底座及背光，供奉于雨花阁一层。
八思巴谒见忽必烈唐卡[明] 首次公开展出的萨迦寺藏八思巴谒见忽必烈唐卡，唐卡中心绘无量寿佛，围绕主尊描绘1251年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病逝和八思巴谒见忽必烈的故事。其中，画面上方为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圆寂后，蒙古阔端皇子设祭坛的场面；画面右下角为八思巴谒见忽必烈的场景；画面左下角是八思巴为皇后灌顶的场景；而在画面的左中位置，则有八思巴为忽必烈灌顶等宗教活动的场面。
铜铃杵[清] 铃和杵一般配套使用，又称金刚铃和金刚杵。在藏传佛教诵经或作法等法事活动中应用广泛。铜杵装饰莲花托，铜铃为杵形把手，上有佛首、覆莲，铃身装饰璎珞和八宝图案等。
铜弥勒菩萨像[清]
铜弥勒菩萨像[清] 头戴五叶冠，高发髻，染绀蓝，缀耳铛。袒上身，下着裙。双手在胸前结转法轮印，左右手各握持一莲茎，花茎沿手臂上升至肩头结出莲花，上置净瓶和法轮，跣足立姿，表明弥勒菩萨自兜率天下生人间后讲经说法。供奉于雨花阁东配楼。
三世章嘉呼图克图若必多吉唐卡[清]
三世章嘉呼图克图若必多吉唐卡[清] 章嘉呼图克图是清代掌管理藩院喇嘛印务处兼管内蒙古藏传佛像事务的大活佛。三世章嘉呼图克图若必多吉，曾奉旨入藏认定七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主持将藏文《甘珠尔》译为蒙古文和满文，为藏传佛教的传播和繁兴做出了重要贡献，被清乾隆帝敕封为“振兴黄教大慈大国师”。画中三世章嘉呼图克图相貌写实，身着乾隆新官上任赏赐的龙袍，右手说法印，左手托宝瓶，结跏趺坐于雕龙宝座上。以青绿山水为背景，上方绘大威德金刚、大日如来和二世章嘉呼图克图，下方绘阎魔尊、六臂大黑天和吉祥天母，供奉于雨花阁东配楼。
三世章嘉呼图克图若必多吉与清乾隆帝关系最为密切，颇受信任，长期驻锡京城，直接管理京师、内蒙古、山西等地宗教事务。三世章嘉国师圆寂后，乾隆特将宫中雨花阁东配楼改造为影堂以示纪念。
碧玉《御制清凉山记》册[清] 清嘉庆帝撰，玉册十页，首页隶书“御制清凉山记”六字，两侧双龙相护。内页记文为楷书阴文填金。清凉山（今五台山），为文殊菩萨道场，也是章嘉呼图克图的驻锡修行之地。嘉庆十六年（1811）三月，嘉庆帝亲御五台山朝拜。他在记文中表达了对文殊菩萨道场的敬仰，回顾了清朝历代皇帝对此山的重视，希望自己的礼佛活动能永昭无量功德。
缂丝《喇嘛说》卷[清]
缂丝《喇嘛说》卷[清] 《喇嘛说》是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由乾隆帝撰写的一篇阐述清朝治藏政策的文章，阐明了乾隆皇帝“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安藏辑藩，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的安邦治国的方略；在宗教上确立了“金瓶掣签”方法来认定活佛转世灵童的制度，规范了活佛转世，为藏传佛教的健康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制度延续至今，成为认定藏传佛教著名活佛的重要制度环节，证明了中央政府在认定活佛转世方面拥有最高权力。
该卷以缂丝工艺织造而成，钤印“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淳化轩宝”，入选《石渠宝笈》。
《钦定理藩院则例》[清] 理藩院，初名“蒙古衙门”，是清朝中央政府管理民族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也是管理西藏和藏族事务、藏传佛教事务的职能部门。《钦定理藩院则例》是清朝治理民族地区的专门法规汇总。理蕃院的设立与《理藩院则例》的制定，不但保证了清前期边疆民族地区的安定，而且通过联姻、给俸、封爵、朝觐等措施，加强了各民族上层人士对清朝的向心力，有利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和巩固。
乾隆帝佛装像唐卡[清] 西藏僧俗尊称清朝皇帝为“文殊大皇帝”，认为是文殊菩萨化身的转轮圣王。清乾隆帝（1711-1799）曾下令绘制了数幅他自己的佛装像唐卡，分别供于普宁寺、普乐寺、须弥福寿之庙、布达拉宫和雍和宫等处，以达到借助宗教力量安定边疆，增强其对藏蒙高层人士的亲和力和神圣性的目的。此幅唐卡以乾隆帝为中心，右手说法印，左手持轮，肩上装饰宝剑和经书，以示是文殊菩萨的化身。环座绘历代祖师，座上方绘三座坛城示现的修行本尊和上师及诸罗汉菩萨，下方绘护法金刚与天王等。
《帝师胆巴碑》卷[元] 帝师胆巴碑，全称“大元敕赐龙兴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之碑”。内容为记述帝师胆巴生平事迹，是赵孟頫奉元仁宗敕命书写的碑文。胆巴是元代前期僧人，西番突甘斯旦麻人，元世祖时被封为国师，元仁宗皇庆间，追号大觉普慈广照无上胆巴帝师。
赵孟頫，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奉元世祖征召，历仕五朝。擅诗文音律，旁通佛老，精书画。
铜鎏金八思巴像[明末清初] 头戴萨迦派圆顶僧帽，双手说法印，跏趺坐。
八思巴（1235-1280）全名八思巴罗追坚参，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南宋宝祐元年（1253）谒见蒙古亲王忽必烈，忽必烈即位后被尊为国师，统领全国佛教事务，同时也是管理西藏地方行政事务的官员。八思巴是蒙古新字的创制者，也是组织翻译汉梵典籍为藏文的学者，为国家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元朝萨迦派最受尊崇，封敕萨迦派帝师就有14位，这些高僧长期驻锡北京，兼帝师与西藏最高首领的双重角色，八思巴便是最著名且地位最高的一位。
“振锡绥疆”匾（复制品） 清同治帝题写。“锡”，指锡杖，佛教中的法器之一。杖头有环，持杖行动时振动有声，故曰“振锡”。“绥疆”，指安抚疆土。汉文下方，分别书有满、藏、蒙古三种文字，其中藏文之意是“胜佛业光，普照四方”。
悬挂于布达拉宫白宫的主殿东大殿达赖喇嘛宝座的上方。布达拉宫最早建于七世纪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在布达拉宫重要的殿堂和门额上，共挂有清朝皇帝御书的匾额4块。
银胎绿珐琅嵌宝石海螺[清] 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巴丹益西进献。该器采用蝾螺的螺壳制作而成，与银胎绿珐琅嵌宝石靶碗同为印度莫卧儿王朝珍宝。原先可能是作为火药筒，与枪搭配使用，但在进入清宫后，改为宗教用途的供器，供奉于养性殿西暖阁仙楼上。
伊斯法罕腰刀[清] 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巴丹益西进献。腰刀呈弯月状，刀柄部分由四只异兽兽首组成。刀身靠近柄部菱形框内有错金波斯文三行，意为：伊斯法罕人阿萨都剌所作。伊斯法罕是伊朗最古老的城市，17、18世纪时为萨法维王朝的首都，正处在该城历史上的全盛时期，是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华的都市之一。
拓《梵域娑罗图》[清] 娑罗树是佛教圣树，据说释迦牟尼就是在拘尸那罗城外的娑罗树下涅槃的。此图是清乾隆帝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一月为贺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巴丹益西42岁生日亲笔所作。在赞扬班禅世代相袭，弘扬佛法的同时，表达了“真挚美好的祝福。
《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巴丹益西奏书》[清] 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巴丹益西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为清乾隆帝七十寿辰所献，又称“丹书克”，意为“长久住世”，是西藏的一种文体或文书。在清代，每逢朝廷重大节日或庆典，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上书赞颂
称贺，祈愿皇帝长久住世或万寿，并派使者进京呈献此类文书及礼物。
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在北京圆寂后，乾隆帝将雨花阁西配楼改造为影堂，供奉其画像及有关纪念物品，表达了乾隆帝对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的缅怀之情。
春华秋实－丰硕的文化成果 在相互交往、交流和交融的过程中，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西藏地方与内地的交往长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西藏的大量物品和宗教法物进入宫廷。元明清时期，一些高僧与皇帝的关系十分密切，有的高僧被封为帝师，乾隆帝与三世章嘉呼图克图既是君臣又是师友的关系，对藏传佛教深入宫廷和繁荣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宫廷收藏和供奉的佛教法物逐渐增多，佛堂遍布内廷，形成了独具特点的清宫佛堂供奉体系，经书的整理与编辑出版日益昌盛，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缂丝西方极乐世界画轴[清] 根据丁观鹏的画稿缂丝织造。西方极乐世界又称阿弥陀净土，彼土之宫殿、亭台、楼阁华丽庄严，七重罗纲，七重行树，四宝周匝围绕，池中莲花大如车轮，微妙香洁。天乐常作，昼夜六时，天降雨花，无量无边。画面正中为阿弥陀佛，两侧为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最下方是九品莲花池，盛开的莲花上是刚从人世间转生的修行完满者，一位正移步莲台，登上台阶，进入极乐世界。莲花孙上是迎接转生者的菩萨、罗汉等众神。最上方是十道佛光，象征照十方国，光明无量，无所障碍。
丁观鹏，清乾隆时供奉内廷画师，善画道释人物。
黄色缎绣缀砗磲璎珞衣[清] 璎珞佛衣是藏传佛教高僧在重大宗教法事，如时轮金刚灌顶等宗教仪轨上穿着。佛衣以明黄色素缎地绣饰云纹与双鱼图案，如意云肩、裙、袖表层缀饰白色砗磲璎珞。
梵华楼铜鎏金般若品佛像[清] 梵华楼建于清乾隆三十九年（1772），又称“六品佛楼”。本次展出的铜鎏金佛像一堂122尊，便是供奉于梵华楼一室“般若品”楼上东西两墙内的佛格之中。每尊造像均依据佛教经典，由清宫造办处以黄铜铸造而成，底座正面上沿铸“大清乾隆年敬造”款，下沿刻汉字佛名，各不相同。底座背面刻“般若品”，表示本尊所属品名。
“六品佛楼”是乾隆帝创造出的 种佛堂供奉方式，他先后在紫禁城内外总共修建了8座“六品佛楼”。
黄铜柱钮“中正殿念经处图记”印[清] 满汉文篆刻。为方便使用，印钮顶部贴“正”，印台上亦刻“上”字样。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下旨中正殿供奉佛像和喇嘛念经，由扎萨克达喇嘛管理。清雍正元年（1723）专设“中正殿念经处”，由内务府管理。雍正七年（1729）开始为该处铸造图记，成为管理宫中佛教事务的机构。此方图记由礼部制造于乾隆十八年（1753）。
木框极乐世界佛屏[清] 极乐世界佛屏，在清宫档案中被称为“漆泥子佛挂屏龛”，其塑绘结合的技法为清宫独创。以紫檀木为边框，杉木为心，挖出供龛95个，以清乾隆帝（文殊菩萨化身）为主尊，其余龛内表现藏传佛教祖师与尊神，分别依传承序列及所属部类排列。供奉于萃赏楼。
珐琅坛城[清]
珐琅坛城[清] 坛城，即“曼荼罗”之意译，又有“满达”“曼扎”等音译，指一切圣贤、一切功德的聚集之处，是藏传佛教密宗修行时的神圣坛场。此件坛城以掐丝珐琅工艺制作，结构繁复，工艺高超。坛城台面中央高耸的须弥山上置亭台楼阁和树木，须弥山两侧装饰日和月，台面周围环立七政宝、八吉祥、楼阁等；侧面环周饰花纹、八吉祥纹、梵字、连珠纹、莲瓣纹等。
《大乘首楞严经》[清]
《大乘首楞严经》[清] 该经自清乾隆十七年（1752）始译，完成于乾隆二十八年。全书为梵夹装，共10卷。在其经首的御制序文中，讲述了该经的翻译缘起，乾隆帝因藏文《楞严经》散佚不全，故敕谕将该经由汉文译至满文，再由满文译至蒙古文，再由蒙古文译为藏文。并以此刊刻汉、满、蒙古、藏四体文合璧版。这是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交流互鉴的重要历史证明。
《甘珠尔经》[清] 藏文《大藏经》包括《甘珠尔》和《丹珠尔》二部。《甘珠尔》意为佛说部，即佛祖释迦牟尼的教法总集；《丹珠尔》意为论部，即对经律的阐明和注疏。泥金写本藏文《甘珠尔》是清乾隆帝为祝颂其生母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而特别颁旨制作经文为梵夹装，每夹为一函，共计108函。每函都有护经板、包袱、丝带等捆扎保护。供奉于慈荫楼。
《钦定西域同文志》[清] 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武英殿刻本，共8册24卷。
此书是满、汉、蒙古、藏、托忒蒙古、维吾尔文合璧辞典，专门收集我国西北地区人名、地名并加以注音、注释而成。正文首列满文词语，次列汉文译词注解等，再依次列蒙古文、藏文、托忒蒙古文、维吾尔文译词等。词语条目主要依照新疆、青海、西藏等地区分布顺序编排。多种民族语言记录了我国西北地区的地理、历史与民族语言，见证了该地区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与交融的历史。
金嵌宝石八角佛塔[清] 由塔座、塔身和塔刹三部分组成，通体錾刻缠枝莲纹，间嵌各色宝石。须弥塔座饰绿松石、青金石雕琢的仰覆莲瓣，束腰装饰八吉祥和八位呈托举状的小金人。塔身八方开龛，内供青石佛像八尊。塔刹九层，每层设八个佛龛，共七十二个，佛像分别用白玉、玛瑙、青金石、翡翠、碧玺、琥珀等制作。刹顶由天地盘、日、月、火焰等组成，其中日处设龛，内供佛像。华盖周沿垂以松石、青金石制成的万福万寿璎珞。塔置于八角形须弥木府上。此塔造型独特，兼具汉藏两种风格，为清宫所制塔式龛佳作。
碧玉七珍、八宝[清]
紫檀雕花须弥底座，上立雕花白玉围栏，柄与各宝之下束腰仰覆莲由镂空白玉连接。莲瓣上颗颗莲子栩栩如生。顶上分别为“七珍”“八宝”，“七珍八宝”被藏传佛教视为吉祥象征，通常与五供等一起供奉于佛堂中。
碧玉七珍、八宝[清]紫檀雕花须弥底座，上立雕花白玉围栏，柄与各宝之下束腰仰覆莲由镂空白玉连接。莲瓣上颗颗莲子栩栩如生。顶上分别为“七珍”“八宝”，“七珍八宝”被藏传佛教视为吉祥象征，通常与五供等一起供奉于佛堂中。
金喀章嘎[清] 以十字金刚杵和宝瓶连接杖身和杖柄，顶部自上向下饰有金刚杵、三头、宝瓶、十字金刚杵和宝瓶。另附小铃、嘎巴拉鼓等法器，是清宫造办处在藏地喀章嘎基础上添配的。
喀章嘎，又称金刚杖、天杖，起源于早期印度湿婆教瑜伽师的标志生手杖，以木棍插在婆罗门的颅骨上作为标志，后来演变成明妃、女神或空行母等的持物之一。
周煌书《御制七佛塔碑记》卷[清] “七佛”是指释迦牟尼佛与在其之前悟得正觉的其他六位佛尊的统称，亦称“过去七佛”。清乾隆帝《七佛塔碑记》记述了立碑之缘起及供奉之旨，并概述了七佛佛名、族属和亲眷等内容，体现了汉藏民族文化的认同和交融共存。
周煌，清代涪州（今重庆涪陵）人，曾奉诏出使琉球，官至兵部尚书加太子少傅，工诗文书法。
《清文翻译全藏经》[清] 首次展出的《清文翻译全藏经》（故宫博物院藏）又称《满文大藏经》，是清代历史上重要的传世文化工程。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成立清字经馆，并委派三世章嘉呼图克图若必多吉负责整个《满文大藏经》的组织翻译工作，于乾隆五十五年完成编译，乾隆五十九年完成刊印，历经二十三年之久，是清代重要的文化成果，也是民族间文化互动的重要见证。
午门东雁翅楼展厅 三个单元不仅是花的三种形态即花开、怒放和结果，也是物与人与事的关系，还是西藏与内地走向交往、交流、交融的行天下之大道的过程。作为展厅设计，三个单元还隐藏着三座佛教建筑即大昭寺、雨花阁和梵华楼。虚实结合，相得益彰，意境得到了提升，使展览内容的展示没有成为一种枯燥的说教，而是充满了诗意的文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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