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在西安出差工作之余的时间，两次前往《国家宝藏》第一季中九大博物馆之一，以周秦汉唐四朝文明定鼎天下的陕西历史博物馆。三秦大地是中华民族生息、繁衍，华夏文明诞生、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曾在这里建都。丰富的文化遗存，深厚的文化积淀，形成了陕西独特的历史文化风貌，陕西历史博物馆是展示陕西历史文化和中国古代文明的艺术殿堂。 

陕博门票实名制预约平台
    十三年前来西安旅行时曾来过陕博，只记得当时被博物馆中丰富藏品所震撼，却已记不得当时参观过程的一些细节。

陕西历史博物馆参观券

    此次旧地重游，却发现这里比起十三年前参观者多了不少，暗自庆幸自己提前在官网上进行了预约，避免了长时间的排队领票，直接在网上预约窗口取到免费参观券。

《博物馆建设》邮票中的陕西历史博物馆

陕西历史博物馆

    赶上陕博基本陈列《陕西古代文明》于2018年1月7日起关闭，进行全面提升改造，中间的主展厅都在整修，仅有东面的两个展厅免费开放，展出《陕西周秦汉唐文物精华展》，该展览以周秦汉唐四个时代为主题，从171万件馆藏品中遴选出了600多件精品文物，堪称基本陈列的浓缩“精华版”。《三秦华章光耀四方》展厅
    《三秦华章 光耀四方-陕西周秦汉唐文物精华展》囊括了周秦汉唐四个时代的馆藏精华，展示了陕西的历史文化特色，突出了陕西的丰富文化内涵，彰显了陕西作为中华文明发祥地的特殊地位。尽管陕西的辉煌与荣耀早已化为历史，但已经定格于中国历史的周秦汉唐所创造的恢弘盛世却积淀了诸多值得理性张扬的精神财富，留下了大量千古释疑的文化现场以及凝聚文明成就的历史文物。

　  中国大地原点所在地的陕西，既是当代中国的地理中心，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古文化的中心。特别是建都陕西的周秦汉唐四个王朝谱写了中华文明最华彩的乐章，为世界文明的发现做出了重要贡献，并跨越时空影响着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   

　　第一单元是凤鸣岐山，从周族兴起、西周王朝、和西周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讲述西周故事。西周是中国上古时期的一个重要王朝，其礼乐制度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陕西作为西周王朝的统治中心，拥有丰富的西周文化遗存。尤以数量巨大、造型雄伟、纹饰古朴、铭文丰富、制作精湛，代表了中国古代青铜文化最高水平的青铜文化最为有名。

陶袋足鬲[先周]

　　鬲[lì]是一种常见的炊煮器，类似于现在煮饭烧水的锅。因为它三足中空，形似口袋，并且连在一起，因而被称为连裆袋足鬲。
透雕羽纹戈[商代晚期]
    戈是商周时期的一种进攻性兵器，古称勾兵，是用来钩杀的兵器。但这件戈中间部分采用透雕，锋部卷起，显然已不是实用器。有学者认为这与当时的宗教信仰有关。
飨戚[商代晚期]
　　戚，俗称小斧子，属于体形比较窄小的钺；其体窄长，钺刃略成弧形，后有方形的内，比钺体略窄，在钺体与钺内之间有微凸的阑（横挡），因其刃较长而常用于做斩首的刑具，有时做仪仗用，但它在格斗中的效果不如戈、矛（实战中的钺通常称做斧）。戚还用作乐舞时的道具。戚，早期用品有比较明显的实用功能，但很快便演化为一种礼器，作为陈设、礼仪用品功能压倒作为武器的一面。飨[xing]戚上刻有龙纹，内上刻有两人围鼎而坐的图案，一人递食给另一人。

凤柱斝[商代晚期]
      凤柱斝[ji]因两个立柱上各铸有一只高冠凤鸟而得名。凤鸟是商周青铜器上常见的装饰题材，表现手法变换多样，平面纹样的较为多见，像这件斝上的立体造型较为罕见。
饕餮纹四足鬲[商代中期]
　　饕餮纹四足鬲[lì]纹饰清晰，铸造精美，陕南城固出土，商代中期器皿。四足上各有一变形饕餮纹，饕餮的眼睛采用高浮雕手法，装饰效果极强。
五祀卫鼎[西周中期]
　　鼎腹内铸铭文207字，记载本周恭王五年正月，官吏裘卫和贵族邦君厉之间交易土地一事。是研究西周中期社会经济和土地制度的重要资料。
柞钟[西周晚期]
　　钟，青铜打击乐器，分特钟和编钟两种。单独悬挂的叫“特种”，大小相次排列的叫“编钟”。西周编钟早期一组三枚，以后发展为十多枚。此柞[zuò]钟一组八枚，是迄今已发现西周编程枚数较多的。

它盘[西周晚期]
　　西周刑罚规定凡受刖刑之人贬为奴，终生服苦役。此盘圈足为四个左足被砍、肩负重盘的裸体男子形象，正是这一残酷刑罚制度的真实写照。

中国古代钱币邮票中的贝币

贝币[西周中期]
　　在西周时的内陆地区，这些产自海边的贝壳是不多见的，物以稀为贵，加之由于好携带、易于储存、不易变质等因素，成为了物物交换之后的流通货币。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货币，也是交易上的计算单位。墓葬中出土的贝币以深海贝为多，也有铜贝、玉贝。

《西周青铜器》邮票中的日已方彞

日己方彝[西周中期]

    古代盛酒器，长方形，四角有扉棱，有四坡形盖，以兽面纹和鸟纹为纹饰。腹饰兽面，角为卷龙，盖顶饰变形兽体，盖缘和圈足上饰小鸟，盖内和器内底铸铭文18字，大意是天氏为亡父日己铸造祭器，庇护子孙万代。日己方彝华美富丽，雄伟端庄，以饕餮纹为主题纹饰，具有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狞厉的美。
牛尊[西周中期]
　　牛尊，是模仿牛的形象铸造的酒器之一。虽然鸟、兽等仿生题材的青铜器在西周中期较为常见，但是这件牛尊却独具匠心，是其中的代表作品。牛尊的整体造型在不失生物形态的情况下，巧妙地利用了牛的各个部位实现了酒器的实用功能，使其既实用又美观。牛尊通体以云纹和夔龙纹装饰。构图疏朗，庄重大气，与商末周初青铜器上神秘怪诞的装饰风格截然不同，给人以强烈的艺术美感和容易理解的亲切感。

　　第二单元是东方帝国，从秦国崛起和天下一统两个方面向公众讲述秦朝的兴衰。秦人是华夏族的一支，曾活动于今甘肃天水地区。周平王东迁后，以陕西为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其政治、经济、军事诸制度，奠定了中国二千年来政治文明基础，垂范后世。以兵马俑为代表的秦代文物，以磅礴的气势和鲜明的军事特征，显示出秦人强烈开拓意识和进取精神。
石鼓(复制品)

　　石鼓唐时发现于凤翔府陈仓境内的陈仓山（今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年代有春秋和战国两说，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石鼓共十只，在每个石鼓上面都镌刻 “石鼓文”，字体近于籀文，是秦国特有的风格。在文学史、书法史上均有重要地位。因铭文中多言渔猎之事，故又称它为《猎碣》。
鸟盖瓠壶[战国]
　　鸟盖瓠[hù]壶，壶盖为一只鸟的形状，壶腹呈瓠瓜形，所以称之为鸟盖瓠壶。鸟盖处有环扣，可以自由开合。壶颈部至腹部装饰有精美的两道宽带纹和六道蟠虺纹。壶盖上的鸟尾与壶把手用链环相连接，链分四节，每节链环均饰有头朝上，尾部卷成圆环形的蛇纹。
“重卅斤”铜权[秦代]
　　铜权，相当于现在的秤砣。权，即秤锤，又叫秤铊，与衡（秤杆）相佐，也就是称重量之用，名曰衡器。卅[sà]是数字三十的中文代用字。
《秦始皇陵兵马俑》邮票中的兵马俑
秦兵马俑
　　兵马俑是以陶土烧制的兵马群塑，是秦始皇的随葬物品之一，与真人真马一般大，造型生动、仪态威武、身体各部分比例协调，显示出朴素的艺术风格与明快细腻的雕塑手法。国家宝藏 

    第三单元是大汉雄风，从汉城长安、经济繁荣、汉人生活和开拓交流四个方面为切入点，展示汉代的时代特征和生活风貌。定都长安的西汉王朝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特别是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长安城日渐成为东亚文明的中心和著名的国际大都会，中国因此第一次以一个强盛国家的姿态从长安、从陕西走向了世界。数量巨大、种类丰富的出土文物从多方面展现了当时发达繁荣的社会经济、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雄浑博大的文化艺术以及蓬勃向上、富于创造活力时代精神。“皇后之玺”玉印^[1][西汉]

    玉玺印面为正方形，上雕一只螭虎形象做纽，四面刻有云纹，印面篆书“皇后之玺”四个字，书体流畅，刀法自然娴熟，可见当时的篆刻艺术已达到了高超的水平。此玉玺质地为新疆和田的羊脂玉，温润洁白、有着凝脂般的光泽，极具观赏性。从这件“皇后之玺”的质地、钮式和文字来看，应该是属于西汉的物品。又因它的出土地点距汉高祖和皇后吕雉合葬墓东侧有一千米，由此推测它很可能是吕后生前所用的印章。“皇后之玺”是迄今发现唯一的汉代皇后玉玺，对研究秦汉帝后玺印制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去年曾在国家博物馆的《秦汉文明展》中有幸见到此枚玉印，如今能在出土地再次重逢，实在有缘。

铁辟土[汉代]

    西汉时期农业发展的主要标志是：牛耕得到推广、铁农具普遍使用、水利的发展和耕作方法的改进。铁辟土是耕地时的一种帮助翻土、碎土的装置，它的出土证明我国使用此农具的时间比欧洲早一千年左右。

四神纹染器[汉代]
    染器是一种形体小巧的器具，以青铜铸成。它的构造可分为三个部分：主体为炭炉，下部是承接炭灰的盘体，上面放置一具活动的杯。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染器是一种食器，专用于温食鼓酱的器具，适于隆冬时节使用。

鎏金银竹节铜熏炉[西汉]
    这件熏炉为青铜质地，通体鎏金鎏银。熏炉的底座上透雕着两条蟠龙，两条龙昂首张口咬住竹柄。竹节形的柄分为五节，节上还刻着竹叶，柄的上端有三条蟠龙将熏炉托起。熏炉为博山形，炉体下部雕饰蟠龙纹，底色鎏银，龙身鎏金，炉体上部浮雕四条金龙，龙首回顾，龙身从波涛中腾出，线条流畅，造型奇妙。整件熏炉被分为三个装饰区域，共有九条龙装点其间。“九”在我国古代象征最高数字，是皇权的一种体现。炉盖外侧铭文可知，此炉是西汉皇家未央宫的生活用器。从同时出土的“阳信家”刻铭的铜器分析，加之历史文献的记载，得知这件熏炉原在未央宫，建元五年（前136年），汉武帝将其赏赐给姐姐阳信长公主。
    我国自古就有熏香的习俗，战国时人们就在室内放置各种熏炉，一方面净化环境，另一方面人们认为袅袅香烟就像进入了飘渺的仙境。这件竹节熏炉的炉盖形似多层山峦，云雾缥缈，再加以金银勾勒，宛如一副秀美的山景。青烟袅袅飘出，缭绕炉体，造成了一种山景朦胧，群山灵动的效果，仿佛是传说中的海上“博山”。西汉时，封建帝王为了求得长生不老之术，大都信奉方士神仙之说，博山炉就是在这种风气影响下产生的，并在汉代广为流行。

彩绘雁鱼铜灯[西汉]
    雁鱼铜灯的造型十分别致，整个灯为一只鸿雁回首衔鱼的形状。灯由雁头、雁体、灯盘和灯罩四部分组成，灯盘和灯罩能够转动开合，不仅可以挡风，还可以调节光线的明暗度和照射角度。最令人惊叹的是，灯油点亮后产生的油烟会顺着大雁颈部导入大雁的腹内，雁腹盛有清水，烟会溶于水中，从而起到了净化空气的作用，避免了对环境的污染。这种科学巧妙的设计体现出汉人的聪明才智和环保意识。

《三秦华章光耀四方》展厅

    第四单元是盛唐气象，分为东方名都、巅峰盛世、文化灿烂和丝路繁华四个小节展示大唐盛世。唐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黄金时期。以都城长安城、帝王陵为代表的遗址，以金银器、三彩、陶俑、壁画等为代表的出土文物，既集中体现了唐代富庶繁荣的社会风貌，领先发达的科技文化，同时也反映了唐代开放包容、勇于创新、昂扬自信的时代精神。唐朝创造了一个让人自豪、让人追忆并永远激励人们昂首奋进的黄金盛世。

秘色盘[唐]
    秘色瓷是浙江越窑烧制的一种青瓷，釉色青碧、晶莹润泽，好似湖面般清澈碧绿。过去秘色瓷仅见于文献记载，一直未见确凿的实物，而且所记其烧造年代为五代时期。1987年，扶风法门寺地宫中出土了13件越窑青瓷，经过《衣物帐》石碑记录对照后得知，这些青瓷确为秘色瓷，至此人们才得以目睹到秘色瓷的真实风采。唐代诗人陆龟蒙《秘色越器》中的诗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恰如其分地描述了秘色瓷所呈现出的悦目色泽。
    至于“秘色”二字的含意，目前有几种解释，一种认为它专为皇宫烧制，釉色配方和烧造工艺对民间保密，取其秘而不宣之意，故称秘色瓷。再有将“秘”解释为中秋，引申为入贡，“色”为品类、种类，“秘色瓷”就是指进贡的品类。法门寺地宫的秘色瓷不仅解释了何谓“秘色瓷”，也将其烧造历史推前了半个世纪以上，它的出土是我国瓷器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

鎏金铁芯铜龙[唐]
    这件铜龙是铁质的，通体鎏金，身体细长，两只有力的前脚紧扣地面，龙头与上身呈“S”型，龙嘴张开，露出牙齿和弯曲的龙舌，两只圆睁的双眼直视前方，龙角紧贴头部向后伸展，龙尾从高高上扬的后肢处反折向龙头上方。整条铜龙身体流畅，极富动感，体现出唐代龙的生动美与气势美，堪称精品。

三彩男装女俑[唐]
　　女着男装是唐代社会流行时尚中的一大特点，一些皇亲贵族女性也常以女扮男装的形象出现于公众场合。这件女俑所穿着的袍服是当时官宦男子穿着的常服，配上这位柳眉细眼、小嘴红唇、微施粉黛的秀美女性，俊朗洒脱中尽显俏丽。

彩绘生肖俑[唐]

    十二生肖俑的造型均为兽首人身，面部分别是鼠、牛、虎、兔、蛇、马、龙、羊、猴、鸡、狗和猪这十二种动物形象，身体为人形，均着敞领宽袖袍服。他们双手拱于胸前，样子即文雅又可爱。十二生肖本是古代占星象用的十二种动物，用他们来记星象、记日和记年，同时这十二种动物还用来表示人的生肖。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到北魏时已经有了十二生肖俑随葬的风俗，从鼠开始，以猪为终，按顺时针方向，每个方向各三个，置于墓室的四角。
《三秦华章光耀四方》展厅
    参观至闭馆时间，展厅内终于恢复了平静，刚刚一批批的游客把展柜围得水泄不通，如此的观展体验实在不佳，希望整修后的陕博能有所改变。
陕西历史博物馆园内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舍的设计由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建筑设计师张锦秋女士担任。建筑的外观着意突出了盛唐风采，馆舍由一组“中央殿堂、四隅崇楼”的仿唐风格建筑群组成。馆舍布局呈“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楼”的结构特点。把唐代古典建筑风格与现代博物馆功能相结合，融中国古代宫殿与庭院建筑风格于一体。
排队领票的长队
    由于之前仅参观了《三秦华章光耀四方-陕西周秦汉唐文物精华展》，第二天利用半天的空闲时间再次来到陕博，免费售票的窗口仍旧是大排长龙，为节省时间我选择购买《唐代壁画珍品馆》的门票直接进入参观。

唐代壁画珍品馆门票

    唐墓壁画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独具特色的珍贵藏品，共有20多座唐墓的壁画精品近600幅。唐墓壁画以风格独特的建筑、简约传神的人物、特色鲜明的器物、简洁明快的山水与栩栩如生的动植物，描绘了当时的仪礼规范、生活习俗、服饰特色、娱乐方式与建筑风格，是研究唐代社会生活尤其是贵族生活和精神追求的重要形象资料。

唐代壁画珍品馆
    唐墓壁画极其脆弱，对保存条件要求很高，整个展厅内的灯光和温湿度都进行了严格地控制。为保证展厅的环境卫生，参观者还需穿上鞋套才能进入。展馆还配套有高清数字影院，观看了影片《大唐记忆》后，开始进入展厅慢慢欣赏这些珍贵藏品。
懿德太子墓壁画阙楼图^[2]

    懿德太子李重润是唐中宗长子（公元682年—公元701年），也是中宗李显与韦皇后所生的唯一的儿子。大足元年被武则天处死，公元705年中宗重新即帝位后，追赠其为懿德太子，将其灵柩从洛阳迁回乾陵陪葬，并给予“号墓为陵”的最高礼遇。1971年发掘。墓全长100.8米，由墓道、6个过洞、7个天井、8个小龛、前甬道、后甬道、前墓室、后墓室八部分组成。如此规模宏大的墓葬中，随葬品十分丰富，出土各类文物多达1000余件，壁画近400平米。这些壁画堪称初唐至盛唐具有代表性的绘画流派杰作，在唐代绘画真品中极为罕见。
    墓道东西两侧绘制有两幅阙楼图，阙楼是宫门前的标志性建筑。它由高到低共分三层，表明此阙楼为三出阙，这超出了太子本应使用二重阙的标准，显然是由于“号墓为陵”而使用了皇帝的阙楼规格。在三出阙之后是一座角楼，与侧面的城墙相连。唐代的城墙为夯土筑成，城墙上“凸”字形的建筑称为“马面”，是城墙上的防御工事。画面颜色以赭色（艳红色）为主，绿色为辅，红、黄、青色点缀其间，体现了盛唐时期绘画技巧的高超水平。
唐代壁画珍品馆

    展出的展品包括章怀太子墓《客使图》、《马球图》、《狩猎出行图》，懿德太子墓《阙楼图》、《仪仗图》，永泰公主墓《宫女图》等在内的壁画珍品97幅，以及辅助文物18件组。  

章怀太子墓壁画狩猎出行图^[3]

    章怀太子名贤 (公元654—684年)，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次子。狩猎活动早在原始社会就已出现，当时主要是为满足生存需要，到了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狩猎成为一种强身健体、培养武士精神的一种娱乐活动。

    从这部分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中间大队人马共有六排，束腰佩剑，驾鹰抱犬，前呼后应，再现了唐代皇室狩猎出行时架鹰带犬的时尚。行走在大队人马最前列的是一位身穿紫袍、体态雍容的男子。他的坐骑为一匹披鬃垂尾的白马，与其他人所乘的马匹均剪鬃扎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将马尾扎起这种做法早在秦朝便开始实行，秦始皇兵马俑坑中出土的陶马都是高挽成结的缚尾式。这是为安全所需，避免马在奔跑中的互相干扰。有学者观察马匹的步伐，该马一侧的前后蹄同时抬起，呈现出不同于一般马匹的走姿，在唐代文献中被称为“走马”。走马鞍背平稳，骑之无前颠后仰之苦，不易产生疲劳，是极少数身份尊贵者享用的。并由此推测，骑马者可能为李贤本人。

 章怀太子墓墓道东壁《客使图》
    《客使图》位于章怀太子墓道中部东壁的，画面中共有六位人物，前三位是唐朝鸿胪寺官员，均穿着初唐时期的朝服，头戴笼冠，身穿阔袖红袍，白裙曳地，腰系绶带，手持笏板，足登朝天履，呈三角状站立。三人气度沉稳，雍容自如，神情肃穆，面面相对，似乎正在商讨事宜。后面三位，为首一人秃顶，浓眉深目，高鼻阔嘴，身穿翻领紫袍，腰间束带，足穿黑靴，推断应是来自东罗马的使节。中间一人面庞丰圆，须眉清晰，朱唇，头戴尖状小冠，冠前涂红色，旁边加插鸟羽，身穿宽袖红领白短袍，下穿大口裤、黄皮靴，推断是来自朝鲜半岛的新罗国使节。最后一位头戴翻耳皮帽，圆脸，身着圆领黄袍，腰间束黑带，外披灰蓝大氅，下穿黄色毛皮窄裤、黄皮靴，应来自我国东北靺鞨族。这三位使者均躬身,毕恭毕敬,谦卑的神情中流露出期盼、等待之意。

章怀太子墓墓道东壁《仪卫图》

    画面共有9名仪卫，武士皆着戎装，头裹幞头，上系红色抹额，身穿圆领白袍，腰系黑带，有的腰带上还系有鞶囊。抹额是唐代仪卫武士的首服，它是一种三角形状的巾子，一般为红色。武士右侧佩带胡禄，胡禄即箭筒，用兽皮制作。使用内空的胡禄放于地面，让探子枕卧，据说可以听到三十里外敌方人马的动静，所以又叫地听。
唐章怀太子墓壁画马球图^[4]
    《打马球图》绘于墓道西壁，画面上有二十匹“细尾扎结”的各色骏马，骑士均穿白色或褐色窄袖袍，脚蹬黑靴，头戴幞头。比赛场面精彩激烈，是难得的一流壁画作品，是有关马球运动最早的形象资料。
    打马球兴起于唐代初期，唐代文献称作击球。关于马球传播的线路，有传自西域、波斯、西藏等几种观点。一般认为马球源自波斯，后经西域地区传入中国。当时在皇帝的倡导下，马球运动很快得以盛行，历经宋、金、元、明，在明末清初逐渐退出中国的竞技舞台。
永泰公主墓壁画《宫女图》^[5]
    永泰公主是唐中宗李显的第七个女儿，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孙女，名仙蕙，死于唐大足元年（701年），时年仅17岁。这幅壁画绘制在永泰公主墓前室东壁南侧，是唐墓壁画中反映女性形象最完美的一幅。图中描绘了九位风姿绰约的宫女，头梳高髻，肩披纱巾，长裙曳地，个个体态丰盈，婀娜多姿。她们手捧方盒、酒杯、拂尘、如意、团扇、蜡烛等，在为首女官的引领下款款徐行，或低语、或回顾、或凝神，描绘得细致入微，生动传神。她们是公主寝宫中一群端庄娴静的宫女，她们是大唐画风中的标准美人，她们最能体现唐人喜好秀丽丰满、华贵艳媚的女子的风尚，她们也最真实的展示出唐代皇室贵族奢靡生活的某一瞬间。
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

    《大唐遗宝-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汇聚陕博收藏的何家村窖藏出土珍贵文物三百余件组，从惊世发现入手，以简洁的形式，突出文物在展览中的核心地位，运用必要的陈列手段，为这批瑰宝提供一个展示其艺术之美、丰厚文化底蕴的空间。

    1970年10月发掘的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两瓮一罐共计收纳金银器、宝玉珍饰、贵重药物、中外钱币等文物共计1000多件。这次考古发现以出土文物数量众多、种类繁复、工艺精美、保存完好著称于世，也是二十世纪隋唐考古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这批珍贵文物蕴含信息十分丰富，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艺术、风俗、技艺等多角度、多层面地揭示了大唐的时代生活。这批宝物的主人是谁？因何埋藏于地下，至今还是学术界探讨研究的问题。

白玉忍冬纹八曲长杯
    白玉忍冬纹八曲长杯，用和田美玉雕凿而成，玉质洁白温润，玉杯外壁装饰有忍冬图案。忍冬纹又称为卷草纹，是一种缠绕植物，因为在冬天也不凋谢，故有忍冬之称，是从南北朝就开始流行的一种装饰纹样，。《本草纲目》中记载：忍冬“久服轻身，长年益寿”，因此用它来寓意长寿。 
     这件杯子造型别致，工艺精湛，形状为八曲长椭形。多曲长杯出现和流行在萨珊，后来影响到其他地区，这件杯子的形状完全模仿了萨珊风格的多曲长杯，但装饰纹样却是传统的中国纹饰，可以说，这件白玉杯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代表作。同时，这件玉杯也反映出唐代高超的制玉工艺。杯壁口沿处打磨的很薄，只有半厘米，从杯口到杯底逐渐增厚，唐朝高超的碾磨雕琢技术由此可见一斑。
凸纹玻璃杯
    凸纹玻璃杯为吹制成型，腹部有八组圆环纹，采用的是粘贴玻璃条技术，就是将熔融的玻璃条挑出，趁热贴压在杯身上，这属于热加工装饰工艺。同类工艺的玻璃器皿在陕西扶风法门寺、韩国庆州松林寺和日本都有发现，是唐朝东西文化交流的有力物证。

《丝绸之路文物》邮票中的镶金兽首玛瑙杯
镶金兽首玛瑙杯
    这件玛瑙杯是用一块罕见的五彩缠丝玛瑙雕刻而成，造型写实、生动，杯体是模仿兽角的形状，杯子的前部雕刻为牛形兽首，双眼圆睁，炯炯有神，刻画的神形皆肖。兽嘴处镶金，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其实这是酒杯的塞子，取下塞子，酒可以从这儿流出。头上的一对羚羊角呈螺旋状弯曲着与杯身连接，在杯口沿下又恰到好处地装饰有两条圆凸弦，线条流畅自然。这件酒杯材料罕见珍贵，是极其稀有的缠丝玛瑙，材质纹理细腻，层次分明。工匠又巧妙利用材料的自然纹理与形状进行雕刻，“依色取巧，随形变化”。细微处刻画的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是至今所见唐代唯一的一件俏色玉雕，其选材、设计和工艺都及其完美，是唐代玉器作工最精湛的一件，在我国是绝无仅有的。
    这件玛瑙杯的产地目前学术界仍有争议，但其造型是西方一种叫“来通”的酒具却成为专家学者的共识。“来通”是希腊语的译音，有流出的意思，大多做成兽角形。一般在酒杯的底部有孔，液体可以从孔中流出，功能如同漏斗，用来注神酒，当时人们相信用它来注酒可以防止中毒，举起“来通”将酒一饮而尽是向神致敬的表示，因此也常用于礼仪和祭祀活动。
    这种造型的酒具在中亚、西亚，特别是萨珊波斯（今伊朗）十分常见，在中亚等地的壁画中也有出现。在我国，从唐代以前的图像资料来看，这种酒具常出现在胡人的宴饮场面中，唐朝贵族以追求新奇为时尚，而这件器物的出土也是唐朝贵族崇尚胡风，模仿新奇的宴饮方式的见证。
掐丝团花纹金杯
    这件溢彩流光的唐代金杯杯口外侈，器壁有内向的弧度，“6”字形的把手铆钉在一片“十”字形金片上，与杯身固定。杯身制造成型后，进行了仔细的打磨处理，因此腹身有密集的等距离平行线。在光滑的器腹表面上，由上下两端相对的四对如意云头纹分割成四个相对独立的单元，每个单元中装饰一朵团花，团花由锻打的扁金片构成，焊接在杯腹表面，形成立体感极强的装饰。在团花及如意云头纹最外缘又焊接有细密排列的小金珠。下腹部用同样工艺焊接四个云头纹，外侧皆焊有金珠，其中一云纹内沿里残存着一小块白色镶嵌物。
    那么什么是“金筐宝钿”呢？考古学家从法门寺出土的物账碑中找到了答案，其上面有“真金函一枚金框宝钿真珠装”的文字记载。通过对照实际器物，我们知道“金筐宝钿”就是指器物表面焊接有金丝编成的外框及细密的金珠，再镶嵌以宝石。由此可以想象这件金杯当年的完整面貌，在其杯身的纹饰内曾经镶嵌有五颜六色的宝石！现在，虽然宝石已遗失殆尽，可当我们面对这件依旧金碧、玲珑的艺术品时，仍能感受到它令人屏息凝神、继而惊叹的美。
鎏金双鱼纹银碗
    何家村窖藏共出土了两件鎏金双鱼纹银碗，造型和大小基本相同。碗底内有两条鎏金的鱼，当碗内盛满水时，水波流动，碗底的小鱼就如同在水里游动一样。
    碗内底的双鱼和装饰的水草均为锤揲而成，并錾刻修身鱼身，纹饰鎏金。圈足为焊接，出土时脱落。这种内底装饰风格是在伊朗萨珊银器上的徽章式纹样的影响下创制而成的。
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

    这件器物是是何家村窖藏文物中最华丽的提梁银罐，罐体中心以鹦鹉纹作为主体纹饰，鹦鹉抬首，展翅，翘尾，栩栩如生。折枝花团围绕着鹦鹉，将器物簇拥而绕，形成一种生机盎然的景象。鹦鹉在唐代被称为“神鸟”，其毛色多彩而艳丽，能学人言，因而刺激了唐人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受到了唐人的格外喜爱。受此影响，鹦鹉成为地方和邻国向大唐王朝所敬贡品之一。器身其余空白处用鱼子纹填满象征着多子多福。花纹平錾，纹饰鎏金。银罐的肩部有一提梁，提梁能自由活动。研究人员打开罐盖，惊奇的发现在银罐盖子内有墨书“紫英五十两，白英十二两”。紫石英、白石英均为矿石类药物，是炼丹的重要原料。由此可判断，此罐应为何家村储存药物而用，盖子经过转动盖合非常严密。古人认为用金银器盛放炼丹要物可以提高其药效，因此在何家村发现的药材均盛放在金银器中。这件银罐体现出唐代工匠丰富的艺术想象力。
孔雀纹银方盒 
    银方盒的纹饰采用满地装的手法装饰，显得反复细密，富贵堂皇。这是唐代金银器精工细作的代表。主题纹饰的安排以中轴左右对称为基本构图模式，规整而稳重；辅助纹饰则根据空白填补，灵活而多变。盒正面醒目处为一对口衔胜带垂莲、立于莲蓬之上的孔雀。孔雀在唐代被视为珍禽，也是画家浓彩重笔表现的对象。
     这件银方盒上的孔雀图，两只孔雀相向而立，作跃跃欲飞状，周边环绕以折枝花卉，构图主次分明，动静有序，应该是当十孔雀花鸟画流行的反映。遗憾的是，两只孔雀加工痕迹有所不同，一只錾刻出细腻的羽毛和莲蓬的叶脉孔眼，一只却仅仅錾刻出轮廓。根据这些痕迹来分析，孔雀图很有可能是一幅未完成品。关于何家村窖藏文物，至今还有许多没有揭开的谜。银方盒上的孔雀图，既再现了社会流行风尚与金银器的关系，有透露出金银器制作方面一些鲜为人知的信息。
素面金盆
    盆，是容器，也用作洗涤或盥洗，从古至今，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生活实用器。用陶制盆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用金银贵金属制作盆则出现于文明发达石器。而金盆则只有地位尊贵的皇室贵族才可以使用。
    唐代，金盆是皇宫内常用的洗漱器具。皇子（女）出生后三天，皇宫中要举行隆重的洗儿会，为皇子洗身时要用金盆。因此，也有人将金盆称作洗儿盆或浴盆。
    这件赤金盆是用金片捶打制成的，在盆口沿处向外弯折，形成便于手捉的边沿。器壁光滑规整，由内底中心点处向外有密集的粗细不一的螺旋纹，一直延续到腹壁。金盆的内外壁留有许多擦痕、磨痕、斑痕，从这些痕迹分析，这应该是一件使用器。 
    金盆虽然通体光素无纹，但却厚重大方，显得高贵、典雅、殷实、富足。透射出不同寻常的豪华大气。何家村窖藏一共出土了两件金盆，另外一件金盆与这件形制、大小几乎相同。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唯一两件唐代金盆，也是现存时代最早、分量最重的古代金盆。

《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邮票中的鎏金舞马衔杯银壶

舞马衔杯纹银壶

     舞马衔杯纹银壶，壶身呈扁圆形，是模仿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契丹族使用的皮囊壶制作而成。唐朝初期政权统一，很多少数民族移居中原，其中包括很多契丹族人。而这件文物恰是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产物。其次，此壶的制作工艺非常独特。壶盖帽为捶揲成型的覆式莲瓣，顶中心铆有一个银环，环内套接了一条长14厘米的银链与提梁相连，壶肩部焊接着一端有三朵花瓣的像弓剑形状的提梁。壶身是先将一整块银板捶打出壶的大致形状，再以模压的方法在壶腹两面模出两匹相互对应奋首鼓尾、衔杯匐拜的舞马形象，然后再将两端黏压焊接，反复打磨致平，几乎看不出焊接的痕迹。 
    壶身上的两匹祝寿马，这里面还蕴含着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唐玄宗在位后期越发的骄奢淫逸，纵情于声色犬马之中，天宝年间，每逢“千秋节”皇帝的生日都会在兴庆宫期的勤政楼前，举行盛大的宴会，接受文武百官、外国使臣和少数民族首领的朝贺，并以舞马助兴。这时上百匹舞马披金戴银，伴随着《倾杯乐》曲的节拍，跃然起舞，奋首鼓尾，舞姿翩翩。高潮时，舞马跃上三层高的床板旋转如飞。而此时领头的舞马便会衔起地上盛满酒的酒杯到玄宗面前祝寿。唐代许多文人曾写下很多关于舞马的诗句如“屈膝衔杯赴节，倾心献寿无疆，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都是形容舞马衔杯祝寿这一独特的宫廷娱乐活动。而这盛大的宫廷祝寿活动在天宝十四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弃城而逃，这批舞马散落到安禄山的一名大将田成嗣手中。有一天，军中宴乐，舞马听见乐曲声应节拍跃然起舞，士兵见状误以为是妖孽，田成嗣命士兵将舞马鞭打而死。此后，盛行一时的舞马衔杯宫廷祝寿舞的形式在历史的变革中永远的销声匿迹了，但这件银壶却成为大唐王朝的兴衰最好的见证。

葡萄花鸟纹银香囊

孔雀纹银方盒
    银方盒的纹饰采用满地装的手法装饰，显得反复细密，富贵堂皇。这是唐代金银器精工细作的代表。主题纹饰的安排以中轴左右对称为基本构图模式，规整而稳重；辅助纹饰则根据空白填补，灵活而多变。盒正面醒目处为一对口衔胜带垂莲、立于莲蓬之上的孔雀。孔雀在唐代被视为珍禽，也是画家浓彩重笔表现的对象。
    这件银方盒上的孔雀图，两只孔雀相向而立，作跃跃欲飞状，周边环绕以折枝花卉，构图主次分明，动静有序，应该是当十孔雀花鸟画流行的反映。遗憾的是，两只孔雀加工痕迹有所不同，一只錾刻出细腻的羽毛和莲蓬的叶脉孔眼，一只却仅仅錾刻出轮廓。根据这些痕迹来分析，孔雀图很有可能是一幅未完成品。关于何家村窖藏文物，至今还有许多没有揭开的谜。银方盒上的孔雀图，既再现了社会流行风尚与金银器的关系，有透露出金银器制作方面一些鲜为人知的信息。
鎏金鸾鸟纹六曲银盘
    六曲葵花形银盘底部中心具有浮雕效果的飞廉纹饰是用模冲的方法制作而成，银盘经抛光处理，银色光亮如新。中心部位的飞廉纹饰经过鎏金处理后，金光灿灿，其剔刻工艺技术则更为高超，起刀落刀一气呵成，线条清晰准确，刀法纯熟，不见线条的重叠和补刻痕迹。这件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不仅反映了唐代中外文化的交流，更体现出了唐代金银器工匠的睿智巧思和高超的制作工艺。
“怀集”庸调银饼
    何家村窖藏中出土的银饼共计22件。其中4块为錾文银饼，浇铸成型，表面有锤揲痕迹。“怀集”即今广东省怀集县，是当时重要的产银、用银地区。银饼上錾刻的铭文内容分别为：县名、纪年、来源、重量、负责官员及工匠的职务、姓名。錾文的格式、内容与唐代文献记载一致。这些錾文银饼反映了唐开元年间岭南地区可能用银交纳赋税。这块银饼上有明显的添补痕迹，应为当时重量不足而增加形成的。
金臂钏
    钏戴在臂上称“臂钏”或“跳脱”，戴在腕上称“腕钏”。唐代的钏有金、银、玉、琉璃等多种质地，制作也非常精致。何家村出土的这件素面金钏以纯金制成，佩带时可以根据需要开合，从其尺寸和形制判断这件金钏属于典型的金臂钏。
波斯库思老二世银币
    银币正面有波斯国王库思老二世的右侧半身像。国王头戴王冠，冠顶有翼翅和雉形饰物。两侧有婆罗钵文王名，王像周围有两圈连珠纹外框，框外上下左右边缘各有一新月抱星纹饰。背面中央有点状堆积的火焰纹和台基组成的祆教圣火祭坛，两侧有手持长剑的祭司各一人，祭司两侧分别有纪年铭文和铸造地点，周围有三圈连珠纹外框，框外缘有新月抱星纹饰。
鸳鸯莲瓣纹金碗
    鸳鸯莲瓣纹金碗，纯金质，捶揲制作，造型饱满庄重。侈口，弧腹，圜底，喇叭形圈足。器壁捶作出上下两层向外凸鼓的莲花瓣纹，每层十片，上下轮廓相合。每一个莲瓣单元里都錾刻有装饰图案，上层主题是动物纹，有鸳鸯、野鸭、鹦鹉、狐狸等。下层是单一的忍冬花装饰图案。莲瓣上空白处装饰飞禽和云纹。鱼子纹底。两碗内壁分别墨书“九两半”、“九两三”，应是碗的重量。墨书标重显示两碗重量略有差异，但现今天平实测重量相同。 
    碗在唐代金银器中的数量很大，形制变化也颇多。主要有折腹碗、弧腹碗、多曲碗、带盖碗。大多数为银质，金碗很少，最有名的当数这两件鸳鸯莲瓣纹金碗。在唐代，金碗有时还被用作酒器，如与鸳鸯莲瓣纹金碗同时出土的舞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上，舞马口衔之酒杯，就与金碗的形状相同。文献中也有唐代用金碗盛酒的记载，如《唐摭言》卷十五载：“王源中，文宗时为翰林承旨学士。暇日与诸昆季蹴鞠于太平里第，球子击起，误中源中之额，薄有所损。俄有急召，比至，上讶之，源中具以上闻。上曰：‘卿大雍睦！’遂赐酒两盘，每盘贮十金碗，每碗容一升许，宣令并碗赐之。源中饮之无余，略无醉态。”鉴于此，有学者认为应把鸳鸯莲瓣纹金碗看作饮酒之器。
    金银器皿壁面捶揲出凸凹起伏的多瓣装饰，最早起源于公元前六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希腊罗马，后来的西亚和中亚的金银器制作继承了这一风格。公元五世纪至六世纪，捶揲技术非常成熟的粟特银器中，就大量使用凸鼓的多瓣纹作为装饰。初期是瓣数较多水滴形的分瓣，后来又演变出桃形的分瓣。唐代，随着丝绸之路上东西方交往的密切，大量工艺精良的西方金银器的传入，尤其是许多粟特金银工匠进入内地，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金银加工工艺的发展。中国金银器皿上也接受了这种凸凹多瓣的作风。但是这种接受不是被动的、全盘的，而是在吸收过程中加入了符合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些元素，如改变了西方银器中过于夸张的造型，使之线条尽量柔和流畅，在装饰上也采取了西方银器很少见到的外表通体装饰的手法，使之更具有中国本土的特点。这两件金碗流畅的莲瓣、稳重的双重结构和华丽的纹饰，是典型的唐代艺术风格。当然，其对西方金银器造型的借鉴和改造也体现了唐代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唐人的创新精神。

鎏金海兽水波纹银碗
    银碗出土于唐代何家村窖藏，碗高3.6厘米，口径11.2厘米，重152克。腹部捶打出均等的14条水波纹，其间錾刻飞禽、走兽，陪衬以花草，山岳，碗内底中心还贴焊着一只鎏金海兽，动静有节，生动有趣。

    这件银碗在纹饰上比较特别，有两种不同风格的水波纹饰，一种是碗腹的14条曲线水波瓣，纹样整齐平静，在中国传统器物造型中从未出现过，而粟特银碗器体多分曲或呈花瓣形，并以锤揲技法使之凹凸起伏，因此，这件银碗波瓣的产生应该是受到粟特风格的影响。另一种是碗底内衬托海兽的水波纹，着力刻画汹涌的水势，不像碗腹那种整齐和平静，水波与海兽相衬，是一种具有中国民族化风格的纹饰。所谓海兽，它的形象似乎介于狮子、狐狸和犬类之间，有学者认为海兽是外来文化的体现，也有学者认为是属于中国民族化的东西，总之这件银碗始终闪耀着中西合璧的光辉。
鎏金团花纹银盒
    银盒是唐代金银器中较多见的种类，造型也最为丰富。初唐时期，银盒的装饰上还有浓厚的外来影响，如盖面中心带有双翼的神异动物与外圈一周麦穗圆框组成“徽章式纹样”。这是萨珊、粟特金银器最具特点的装饰风格。这件银盒盖面上的主题纹饰已由粟特、萨珊的神异动物转变为唐代流行的团花、折枝花，徽章式的圆框也转变为活泼流畅、首尾相接的阔叶折枝。盒上的纹样变化、反映了唐代金银器从完全接受外来物到模仿改造，再到自主创新这一发展轨迹，是研究唐代器物变化最有说服力的实物资料。
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
    依旧等到闭馆时间才恋恋不舍地离开，陕博不愧被誉为“古都明珠，华夏宝库”，在这里可以从中体会历史变迁、文明传承、科技创新与文化自信。等基本陈列提升改造全面完成后，有机会我还会再来的。

另注：

    1.标注^[1]-[5]为国家文物局发布《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中的珍贵文物，这些文物均为国家一级文物中的孤品和易损品，可谓是珍宝中的珍宝。陕西历史博物馆共有7件文物在此目录中，唐三彩骆驼载乐俑和五代耀州窑青釉刻花提梁倒流壶因基本陈列展厅正在封闭改造，此行未见真容；

    2.标注^-为出现在《国家宝藏》第一季中的国宝，包括懿德太子墓壁画《阙楼仪仗图》和葡萄花鸟纹银香囊两件湖南省博物馆甄选的国宝，另一件杜虎兵符正在湖南省博物馆“东方既白—春秋战国文物大联展”外展中；

    3.标注^-为陕西历史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中的七项，由于基本陈列展厅正在封闭改造，唐三彩载乐驼、青釉提梁倒灌壶和黑釉油滴碗三件国宝未能得见；

    4.“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又云：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此行正赶上三月初三（农历）陕博发起的“中国华服日”活动，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身穿华服为参观者讲解，让我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本以为这是陕博一贯的特色，后来才知道是偶然遇上，有趣的经历还能涨知识，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