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10日，请假一天一早前往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宅兹中国—宝鸡出土青铜器与金文精华》展。8月14日，“宅兹中国—宝鸡出土青铜器与金文精华”展在国博开幕。本次展览精选青铜器文物140余件，系统展示宝鸡及其周边地区出土青铜器铭文中的艺术、故事和智慧，其中包括一批极具代表性的文物精品，如最早出现“中国”一词的西周早期著名礼器何尊，记载武王伐纣准确时间的国之重宝利簋，记录周王世系、承载家族荣宠的墙盘、逑盘，能够证经补史且具有高度历史研究价值的乐器秦公镈等等。

宅兹中国展
　　陕西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宝鸡是著名的“青铜器之乡”，出土了大量有代表性的重要青铜器。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陕西省文物局、宝鸡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宅兹中国—宝鸡出土青铜器与金文精华”展，就是要系统展示青铜器与金文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彰显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独特魅力。 

《西周青铜器》邮票中的何尊

　　因为铭文中出现了最早的“中国”，何尊备受瞩目。铭文中“中或（国）”的本义为四方之中、天下之中，尽管与专有国名“中国”差异显著，但这种提法与国名“中国”的出现之间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关联。
何尊[西周早期]
    何尊是西周早期成王时的青铜器，其内底铸铭文12行122字，记载了成王在其亲政五年时，于新建成的东都洛邑对其下属“宗小子”的训诰，其中提到周武王在世时决定迁都于洛邑，即“宅兹中国”，与《尚书》中的《洛诰》《召诰》等文献记载可相互证，起到了证实补史的作用，为西周历史的研究和青铜器的断代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铭文中“宅兹中国”，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的最早出现。“中国”在这里的含义，是指西周王朝的成周地区，即“天下”的中心—伊河、洛河流域以洛邑为中心的中原地区。

第一单元金文的艺术

    第一单元吉金文字交相辉映—金文的艺术，吉金文字从商代早中期就已经开始萌生，其后日益繁复、丰富，至秦汉时期仍然广为流行。在这一千五百年左右的时间内，金文因时而异，因世而异，因地而异，渐次谱写出早期中华文明的异彩华章。它们既生动反映了中国文字造型和艺术的早期发展历程，也深刻承载着中国上古社会形态的演变轨迹。 

户卣[西周早期]
    户卣出土于宝鸡市渭滨区石鼓山墓地M3，根据青铜铭文可推测出石鼓山西周墓地是姜戎族户氏家族墓地，而M3的主人是西周早期的高等级贵族。户氏家族墓地的首次发现填补了史书记载的空白，丰富了宝鸡地区商周封邑的分布区域。西周铜禁的发现，也许说明铜禁与姜戎人有密切关系。这次发现为中国商周考古提供了一个新的实物资料，对丧葬制度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古文字中户字的本义是指单扇门，引申为房屋的出入口。《说文解字》曰：“半门曰户”。

《西周青铜器》邮票中的折觥

作册折觥[西周早期（康王）]

    作册折觥造型美观，纹饰设计独特，代表着商周青铜铸造的高超水平。折觥盖和器同铭，各有40字。折觥是铭文篇幅最长的青铜觥类器物，且笔迹清晰，字体优美，器型奇谲，装饰瑰丽，属于不可多得的青铜珍品。细而察之，铭文笔画遒美劲拔，稍露锋芒，进徐中肥隆有度，字体拘谨而内敛，秩序分明。铭文追求整齐划一的艺术效果，但并未落入僵化、古板的窠臼。
墙盘[西周中期（共王）]
    墙盘这是西周共王时期微氏家族的史墙为祭祀祖先所作的礼器，他是微氏家族的宗子，任王朝史官。铭文的前半段称扬数代西周天子的功烈，历数文、武、成、康、昭、穆、共七代周王的文治武功，其后褒颂微氏家族的历史传承，详述高祖、烈祖、乙祖、亚祖祖辛、文考乙公及史墙本人等六世族人辅佐天子、奉事周邦的荣耀与贡献。由于该器属于考古发现的西周礼器，铭文直录当时的史官文辞，陈述共王时代对于此前诸王的认识和评价，如实反映了西周王朝的正统理念。铭文既反映了西周前期诸王文治武功的大格局，又反映了微氏家族世代变迁乃至个人荣宠的小传统，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
第二单元　金文中的故事
　　第二单元鸿功令德铭传万世—金文中的故事，商周秦汉时期，祭祀、宴享等礼仪活动是贵族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青铜礼器则是参与、见证此类活动最核心的物质文化遗存，承载着政治、等级、礼仪、文化、信仰、审美等多方面的精神内涵。制作青铜礼器时，作器者往往将自己的宗族背景、社会活动、功名利禄、家族荣耀等内容铸刻于器表，铭以记之，传之后世。

《西周青铜器》邮票中的利簋
利簋[西周早期]
    利簋的作器者为利，任周王朝史官，因参与征商之战而受到武王赏赐，故铸此礼器以祭祀其祖先檀公。铭文明确提到了武王征商，这是中国早期历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铭文记载了武王伐纣的具体时间是在甲子日，并提到当天清晨岁星（即木星）当空的天文现象。此外，铭文还指出，仅仅一日之内，武王就取得了征商关键战役的最终胜利。作为几乎堪称现场报道式的史官记录，以上信息的真实性显而易见，这对于我们了解武王征商这一重大事件，进而认识商末周初的关键历史分野和时间坐标，都具有无与伦比的珍贵价值。

簋[西周晚期（厉王）]
    簋造型雄奇，纹饰诡谲，体量巨大，堪称簋中之王。不过该器最重要的价值仍在于其表面所铸的铭文。据铭文可知，作器者是周厉王，史书记载其名为胡，周代第十位君主。史书记载他贪图财力，将山林川泽尽收于己；他亲近小人，疏离王室旧臣；他暴虐专政，百姓不敢说话，只能“道路以目”。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厉王被赶下台，最终客死异乡。这一事件被看作是周王朝由盛转衰的标志。然而簋铭文讲述了周厉王如何尊崇上帝与祖先，勤于政事，治理天下。钟铭文则谈到厉王出兵征伐，大获全胜。这些铭文为我们重新认识周厉王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西周初年，为稳定政局，笼络贵族，统治者采用了“授民授疆土”的分封政策，初期颇有成效。然而随着王室土地的缩减以及贵族土地的扩增，双方矛盾日益尖锐。据研究，厉王的“专利”更多是一种为挽救王朝的衰亡而加强王室财政的举措。改革触动了大贵族的利益，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历史上真实的周厉王与史官笔下奢侈专横的暴君形象或许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秦公镈（丙）[春秋早期]
    秦公镈铭文能够证经补史，具有非常显著的历史研究价值。铭文记载了东周时期秦国公室先祖、文公、静公、宪公、秦公共五代世系。据文献记载，周幽王被犬戎杀死之后，秦襄公护送平王东迁有功，平王乃赐其岐以西之地，襄公受封，开始与诸侯通使并互致聘享之礼。铭文中赏宅受国的先祖，应该就是秦襄公。世系中的最后一位即作器者秦公应为秦武公。另外，其他的祖先名号、顺序则可以印证《史记》所录的几种不同秦公世系版本的互相矛盾、不实之处。 

四十三年逑鼎（乙）[西周晚期]

    四十三年逑鼎是记录西周册命典礼最完整的铭文之一。铭文详尽记载了典礼流程的各个环节。“授王命书”“受册，佩以出，返纳瑾圭”等细节，也是册命典礼的重要内容，但被多数册命金文所节略，本铭则详加记述，非常珍贵。

    本铭不是逑第一次接受册命，周王此前曾命其辅助荣兑管理四方虞林，现在又增加职守，委任他管理历人。在宣读任命之前，周王首先赞扬逑的祖先辅佐先王的功绩和先王的恩宠。在前人有功有宠的背景下，委任新的官职，这是西周官僚世袭制度的重要特点。勉励之语极尽详备，赏赐物品非常丰富，也是本铭文的一大特点。 

商卣[西周早期]

    造型庄重，装饰瑰丽，铸制精良。铭文的肥笔现象已有所改观，多数文字用笔匀称，不过运笔的急徐行止间充分展现出毛笔柔软而富有弹性的特点，仍具有浓郁的商代书风。铭文结体宽博外放，字形张扬恣意，笔意奔放豪迈，也都是商末周初铭文的典型特征。整篇铭文纵向成列，横不成行。文字之间收放自如，并未追求逐字逐句的规范和方正，但整体布局较为整齐。全篇来看，肃穆庄重之外，又显得生机盎然，妙趣横生。

第三单元 金文中的智慧

    第三单元天人之际智慧存焉—金文中的智慧，从万象滋生的自然天文，到纷繁芜杂的社会人文，上古时期的先民们对于天人之际的许多问题都已作出自己思索，得出了自己的答案，并且在天道与人道之间建立了特殊的纽带。青铜器作为祭祀、宴享的礼仪之器，某种意义上堪称沟通人与自然的神器，其表面铸刻的金文则充分体现了作器者对于成就功名、光耀祖先、万年永宝的踌躇满志与热诚企盼。

六六一甗[西周早期]
    古人开始建造城邑时需要进行卜筮，即卜宅，或许认为遇到了非常吉利的卦相，就以卦辞作为邑名。也可能在旧族徽前加以新的邑卦徽号，即构成新的族徽。这种邑卦族徽不仅表明作器者建有新的都邑，而且很可能还包含着重新册封的内容。
叔五父匜[西周晚期]
    叔五父为作器者，表明其家族排行在第三和倒数第二之间，五父为他的字。在金文人名称谓中，名往往直接与氏名、家族排行连缀使用；字也常常与氏名、家族排行连缀，多称为某父，本铭文中的叔五父即是其例。其中的“父”，传世文献中一般写作“甫”，理解为对有才德的男子的美称。
逑钟（八）[西周晚期]
    这件钟是眉县杨家村出土的一组编钟（八件）中的最后一件，上面的铭文是整篇金文的结束部分。纯祐永命，即期待祖先保佑作器者逑能够长生不老。逑希望其本人能够获得长寿永生，并作为贤良之臣永远奉事天子；希望其子子孙孙也能永葆荣宠，并将这种家族荣耀永远地传承下去。
“琱生”青铜簋[西周晚期]
    离开宅兹中国展厅后，匆匆浏览了《国色初光－甘肃彩陶艺术》和《高山景行－孔子文化展》，在孔子文化展中见到了刚刚在宅兹中国展中提到的“琱生”青铜簋。此器又名召伯虎簋，器内铸有104字铭文，记载的是西周晚期一个名叫琱生的贵族与其他贵族之间因土地引起的纠纷及诉讼，琱生贿赂权臣召伯虎而获胜。反映出西周晚期包括宗法制及公田制在内的礼制开始破坏。

中国古代乐器展
    赶在国博讲座开始前，前往《天地同和—中国古代乐器展》一览。“天地同和—中国古代乐器展”展览包括四个部分：鹤鸣九皋，声闻于天；钟鼓喤喤，大音至乐；丝竹相合，妙音飞花；云间锣鼓，日月同辉，集中展示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精品及向多家文博单位商借的文物共计200余件（套），其中包括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骨笛、唐代九霄环佩琴、清代十二律管等具有高度代表性的乐器珍品，一定程度上系统反映了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脉络，突出展现中国传统音乐辅德化、养性情、娱民众的文化价值。

贾湖骨笛[新石器时代]
    1986年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骨笛系鹤类尺骨所制，七孔。体为细长管状，横断而呈不规则圆形，两端微上翘，一端略粗。表面光滑，制作精细。在孔间、孔上方均可见钻孔前刻划取准位置的记号，可以证明当时制作骨笛，已经经过相当精确的计算。骨笛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乐器之一。
庙底沟陶铃[新石器时代]

    1956年河南陕县庙底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仰韶文化堆积层出土。在黄河流域的马家窑、仰韶、大汶口和龙山等文化系统遗存中都发现有铃，而长江流域的原始文化遗存中仅有属青龙泉三期文化（湖北龙山文化）的一例。除襄汾陶寺出土的一例是红铜铸造外，几乎都是陶土烧制。

    庙底沟陶铃是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陶钮铃。它的上体实而壁厚，不利发音，而悬舌方法也较笨拙。摇晃铃体，铃舌与铃体碰撞发声。陶铃的铃体用泥土烧制，铃舌可能多为陶质或石质。陶铃很可能是青铜乐器编钟的先祖之一。
兽面纹大铙[商]
    长柄称“甬”，中空，可插于座上。口下受击处称“隧”，饰变形兽面纹，两侧有云雷纹，铙两面镅减地粗线条兽面纹，并以细雷纹为地纹。
    铙，打击乐器，主要盛行于商末周初。大铙多出土于长江以南，其中尤以湖南发现为最多。大铙是南方特有的青铜打击乐器。其器形高大厚重，状中倒立的甬钟，敲击鼓部正中与侧鼓部可发两音。有学者认为西周早中期开始流行的甬钟就是受它的影响而产生的。
四虎镈[西周]    
    体扁圆，平口，桥形钮。前后两面饰大兽面纹，小扉棱为鼻，围以圆涡纹及花瓣纹带。体两侧饰两只同向张口卷尾的立虎。钮饰以云雷纹。

    镈是一种形制以钟、有悬钮、击奏体鸣乐器。镈由钟发展而来，通常比种的体量大。其特点是环钮、平口、器身为椭圆形或合瓦形。作为单件使用的打击乐器，镈常在贵族宴飨或祭祀时，同编钟、编磬相配合使用，指挥乐队的演奏。

句鑃[战国] 
    句鑃出土数量有限。出土地点大多集中在江浙两省，安徽、湖北、广东和山东仅有个别发现。它们的时代大多属于东周时期，少数晚至西汉。由此可见，句鑃当是吴越地区所特有的一种击奏青铜旋律乐器。

    句鑃和庸虽然同属钟体编组击乐器，但形制上有着明显的差别，前者为扁方条柄、狭长平腹合瓦体，后者为圆管柄、短阔微鼓栾合瓦体。从出土地点看，前者主要见于南方的吴越地区，而后者则分布在北方的中原一带，两者之间几乎完全被江淮所阻隔。从时代上看，前者现知最早的约为春秋后期，而后者现知最晚的为西周早期，两者相距约有四五百年之久。自春秋以来，甬钟、钮钟、镈、铎和钲等已陆续广泛流行于南北大部分地区，而庸早已被淘汰。
虎钮錞于[汉]
    青铜铸成，通体锈蚀呈绿色。錞于省称为錞，是一种击奏乐器。其形制与镈相近，上粗下细，截面大多呈椭圆形，少数呈椭方形，体之里表皆光平而无枚。这样的体型决定了它的发音较为低宏，并能产生较长时间的混响。据研究认为，虎钮盛行与巴族的一些历史传说或图腾迪拜有关。有些出土錞于顶部有“巴蜀符号”和简单的汉字铭文。
范粹墓黄釉瓷扁壶[北齐]
    1971年河南安阳洪河屯北齐范粹墓出土。壶腹纹饰为5人乐舞场面，中间1人婆娑起舞于莲座上，右手前伸，左手下垂，双足腾跳，反首回顾。两边4人伴奏，左2人一弹五弦琵琶，一击钹；右2人一吹横笛，一双手向前作打拍状。5人均高鼻深目，身穿翻领或圆领窄袖长衫，腰系宽带，足登长靴。可能是当是西域人的乐舞形象。

    这件瓷壶记录了北齐宴乐的场景。从目前同时期的墓葬出土文物来看，当时包含的乐器种类主要有：细腰鼓、鼓、琵琶、五弦、箜篌、琴、筝、横笛、筚篥、排箫等，相较于鼓吹乐中打击类和吹奏类乐器的重要地位，宴饮乐场景中的乐器更注重打击、吹奏、弹拨这三类乐器之间的均衡性。
厍狄迴洛墓彩绘弹琵琶俑[北齐]

    北齐贵族厍狄迴洛卒于“太宁二年”（562年），墓葬出土陶俑120余件，其中伎乐俑仅3件：琵琶俑2件，体态衣着相同，另1件所持乐器缺失。

    出现于汉魏、发展于南北朝的五弦和典项琵琶，早期多分布于古代西域的广大地区，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向中原传播。克孜尔与敦煌等石窟壁画所绘两种乐器的横抱演奏姿势，与西域地区以游牧民族为主的族群分布密切相关。骑在马背上弹奏乐器，为避免颠簸，会将乐器重心提高，采取横抱或斜下方抱于胸前的姿势。这种姿势，正是游牧民族音乐文化特征的反映。 

    民族乐器是指各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自己创造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乐器。一般分为吹、打、弹、拉四大类，拨弦乐器也叫弹拨乐器，它是由拨弦振动发音的乐器。在拨弦乐器中，琴、阮、三弦是中国原有的乐器，琵琶、箜篌是汉代以后传入中国的外国乐器，在长期流传中已经民族化，成为中国民族乐器宝库中的重要一员。

《民族乐器－拨弦乐器》邮票中的阮

中阮
    阮即阮咸，因魏晋时“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善弹此乐器而命名。阮是由古代称做“弦鼗”的琵琶演变而成的，西汉时已定型为圆形音箱，4弦直柄12柱。现在所用的阮已经过改革，分大、中、小三种，用于民族乐队的不同声部。

《民族乐器－拨弦乐器》邮票中的箜篌

转调箜篌
    箜篌原为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在公元前3000年创制，以后传入中亚和印度，并从三弦竖箜篌逐渐发展为11-15根弦的弓形卧箜篌。汉武帝征服南越后，箜篌自南亚传入中国。中国乐师将箜篌稍加改进，成为一种类似瑟的小型弦乐器，风行一时。
《民族乐器－拨弦乐器》邮票中的琵琶

琵琶
    琵琶在古代是多种弹拨乐器的总称。现在的琵琶是由波斯乐器曲项琵琶改造而成的，原来的4弦4柱被增加到6相25品（31柱），扩大了音域和音量，加强了琵琶的表现力。
《民族乐器－拨弦乐器》邮票中的琴

九霄环佩琴[中唐]
    琴又名七弦琴，俗称古琴。琴在中国殷周之际已经出现，古琴的琴身是狭长的木质音箱，7根弦，平置演奏。琴面上的13个圆点是音定位的标志，叫“琴徽”。古琴除独奏外，也为歌唱伴奏，古代称“弦歌”，后称“琴歌”。琴也曾用于相和歌、清乐的伴奏和合奏。中国古代许多脍炙人口的音乐故事，如琴曲《高山流水》表现俞伯牙和钟子期的友谊，《凤求凰》表现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都与古琴有关。
《民族乐器－拨弦乐器》邮票中的三弦

匏描金仙人纹三弦[清]
    三弦又名“弦子”，是由古代的鼗鼓演变而来的，唐代已普遍为乐人掌握，元代始有三弦的名称。三弦可独奏、合奏和伴奏，技巧繁复，表现力强，现常用的有大小两种三弦。大三弦音色宽宏沉厚，为北方鼓书类说唱伴奏所用，又名“书弦”，小三弦盛行于南方，音色清脆明亮，用于昆曲伴奏，故又称“曲弦”、“南弦子”。
《民族乐器－拉弦乐器》邮票中的二胡

二胡
    因其具两根弦，故名二胡。其前身为奚琴和马尾胡琴。以竹、木作琴筒，琴筒一端蒙蛇皮或蟒皮，筒上装琴杆，杆端设二轴，轴到筒底张二弦，筒面置琴码。二胡乐音轻快柔曼，婉转浑厚，略带忧伤，引人遐思。二胡在演奏姿势上也是左手持琴，右手执弓。现流行于全国各地，有高胡、中胡、大胡、低胡等多种形制。二胡在中国的民族乐队和民族丝竹乐队当中，常常担任主奏的角色，相当于西洋交响乐团中的小提琴，因此，也称它为中国乐器中的“王子”。

法螺[清]
    法螺是佛教举行宗教仪式时吹奏的一种乐器，用同名软体动物“法螺”的贝壳制成，源于印度。古称贝，蠡。是藏、蒙古、满、纳西、白、傣等族唇振气鸣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