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作为书法欣赏爱好者，闲暇间常会对中国博大精深的书法佳作仔细品评，领略其中蕴含的美。但我渐渐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那就是为何普遍认可的“书如其人”、“字如其人”之衡量标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并不准确、并不恰当？

    较为明显的例子，如中国古达历史上三大著名奸臣蔡京、秦桧、严嵩人品极差，却书法奇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看来，凡事不能绝对，任何评判标准或欣赏尺度，都是相对的，不可固定化、模式化、教条化。下面我们主要以明朝大奸臣严嵩的人品与书品为例，做些相关方面的粗浅剖析。

    严嵩（1480－1567）字惟中，号勉庵、介溪、分宜等，汉族，江西新余市分宜县人。据史料介绍，他是明朝重要权臣，曾擅专国政达20年之久，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奸臣臣之一。一般史书皆认为，他为官专擅媚上，窃权罔利，并大力排除异已，还吞没军饷，废弛边防，招权纳贿，肆行贪污，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晚年，为明世宗所疏远，抄家去职，两年而殁。

    据史载，严嵩为了获得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不朽之作《清明上河图》，不惜杀人夺宝。嘉靖年间，严嵩得知此图收藏在员外郎王振斋手中，便派蓟门总督王忏去求购。王振斋惧怕严嵩的权势，又舍不得交出这幅画，于是便找名家临摹了一幅送给严嵩。严嵩不知是假，公开炫耀时被曾经装裱过此画的装裱师看破。严嵩怒不可遏，随即以“欺相”之罪缉拿了王振斋。王振斋招出真迹在其舅舅陆治手中，严嵩又利用权势从陆治手中获得真迹。可怜的王振斋最后死在狱中。因严蒿以权势掠取真迹的内幕王忏最清楚，故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严蒿以“治军失机”的罪名将他杀掉灭口，以掩盖恶行。

    从上述介绍看，严嵩确实是人品极差的权臣，为官贪赃枉法，从政胡作非为，就连个人爱好，也“走火入魔”，不惜巧取豪夺，甚至杀人夺宝。

    若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严嵩，他并不是个“浪得虚名”、“沽名钓誉”的人。其自幼聪颖好学，5岁在严氏祠启蒙，9岁入县学，10岁县试拔擢超群，19岁中举，25岁殿试中二甲进士，进入翰林院。由于当时嘉靖皇帝迷长生不老之术，喜以青词向上天祈福。严蒿很好地把握机遇，以善于起草青词（祭神的文书），而讨得嘉靖欢心，遂取得内阁首辅之位。届时权倾朝野，趋炎附势之徒纷纷投靠，一时间竟有30多个官员做了他的干儿子。这般说来，严嵩绝不是平庸之辈无能之徒。

    关于严嵩的书法造诣问题，有个有趣的故事值得一提。据齐如山在一本书里记载，清代京城有顺天府乡试的贡院，顺天府乡试为“北闱”，乃天下乡试第一，皇帝非常重视，主考官都是尚书衔的。可这个贡院的大殿匾额上“至公堂”三个大字，却是严嵩所书。这样一个为朝廷选拔俊才的堂皇之所，悬挂的竟然是大奸臣题写的匾额，任谁也会觉得不舒服。乾隆帝曾想把它换掉，便命满朝能书者写这三个大字，他自己作为喜好舞文弄墨的天子，也写数遍。然而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御笔和满朝文武大臣所书，皆不如严嵩，只好作罢，仍然让奸臣的字高高悬挂。

    究竟严嵩书法造诣如何？笔者非业内人士，实在无法给出恰当评价。我们仅从“至公堂”题词一事就不难窥视一斑。事实上，严嵩尽管人品不敢恭维，其书法才气却是有口皆碑。 

                                             （严嵩为孔府正门的题词）
                          

                               （严嵩为山海关的题词）

    我们从乾隆帝对待严嵩题词一事，可以得到些什么启示呢？笔者私以为，主要有三：

    其一，“字如其人”说法，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

    一般说，书法中内涵的势态包括大气还是小气，是潇洒、飘逸还是拘谨，是格调高雅还是低俗，是厚重还是轻浮等等。这些统统和书法家的品格有关，俗话说“字如其人”就是这个道理。而严嵩作为奸臣、权臣的定论，早已无法撼动、无可非议，可见其人品极差是不争的事实。但对他的书法作品，无论从宏观的把握（气势、神采、布白），还是细微的观察（用笔、用墨、结构、线条等）都不能不承认称得上属上品佳作。可见，“字如其人”在一定程度说，其实只是通过字可以看出写字人的心理状况，至于品行是无法从字里显露出来的。

    其二，“因人废字”做法，并非是最理智最科学的处理方法。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因人废字”的习俗习惯。例如南宋奸臣秦桧，在处理公文中，发现来自全国各地的公文字体不一，既不规范，也难统一，乃利用公务之暇，潜心研究字体，在仿照赵佶“瘦金体”字体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一种独特字体，工整划一，简便易学。后来这种字体在宋徽宗的支持下，得到了广泛推广，这就是后来的“宋体”。可以说，时至今日，宋体仍然是应用最广的字体，它为汉字的普及、传播功不可没。仅凭这一点，秦桧就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书法家之一。若按一般的习惯，书法家创立的字体都该以书法家的姓命名，如魏体、柳体、王体等，为何秦桧创立的字体不叫秦体，却叫了宋体？显然由于秦桧是奸臣，才把这种字体另易其名，这可以说这是“因人废字”的最好典型。

    就拿乾隆帝对待严嵩的“至公堂”题词来说，严嵩是奸臣，故乾隆也想换掉这块匾额，但后来因为无人能够超越，还是大胆地决定挂着严嵩的题词。事情不大，意义不小。身为皇帝的乾隆，能不“因人废字”，并非易事，需要相当的眼界和胸襟，其做法其态度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其三，“以人断事”理念，并非是评价艺术衡量文化的态度。

    长久以来，书法界常常面临的困境，不是没有好作品，没有优人才，而是往往把是非曲直的政治标准扩大化了，用以衡量文化创作和艺术作品，甚至是“一棍子打死”，结果伴随着某人垮台，所有题词四处铲除；某人犯错，所有书法尽量销毁的现象时有发生，很是杯具。

    笔者认为，文化艺术不能脱离政治，但也绝不仅仅等于政治。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不能相抵，也不能抹杀。乾隆帝对待书法艺术，尚有一分理性和宽容，我们怎么就不能比封建帝王做得更好些？我们再也不能有“字如其人”的幼稚、“因人废字”的草率、“以人断事”的愚昧。

    （作者；用心沟通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