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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谓用人之道？一般认为，指的是举用贤才的方法，从古至今选用贤人的方法颇多，历朝历代都有自己的独特的选择能人、运用能人的方法与心得。其中，用人的大局观却是共同的。

    假如用下棋来解释大局观，指棋手对全局形势进行全面分析、观察的能力。因而，大局观说的是能够把目光放的长远，能够把握好整体的利益和局部的利益关系，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不因小失大，对待问题能做出快速的反应和正确的决策使整体的利益最大化。精通下棋术者，常常采用的“丢卒保车”就是这个理论的熟练运用。

    我们不妨把中国封建皇权社会看做是一盘棋，帝王之下的大臣是棋盘上的卒马炮车。帝王作为九五之尊，他连棋盘上最重要的老帅也不想做，而宁做可以任意调兵遣将的下棋人。可见下棋人之重要性。既然帝王是下棋人，那么他为了获得大利益牺牲小利益无疑就是常见的事了。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政治、军事天赋都很高，又有坚韧的毅力和顽强的斗志，因此才使得他从一个穷愁潦倒的草根（当过乞丐、做过和尚），一步步登上帝位。艰苦的奋斗历程，既练就了他圆滑的政治手腕和敏锐的军事眼光，也凸显了他政治远见和用人技巧。他较好地处理了贵州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之间矛盾的问题，就是极好的例证。在此次矛盾解决过程中，采取了利益最大化的“丢卒保车”做法，尽管对当事人马烨颇不公，但为大局，不得已还是下了这步“妙棋”。

    据《明史卷三一六贵州土司》记载：“霭翠每年贡方物与马，帝赐锦绮钞币有加。（洪武）十四年……，时霭翠亦死，妻奢香代袭。都督马晔（烨）欲尽灭诸罗，代以流官，故以事挞香，激为兵端。诸罗果怒，欲反。刘淑贞闻止之，为走京师。帝既召问，命淑贞归，招香，赐以绮钞。十七年，奢香率所属来朝，并诉晔激变状，且愿效力开西鄙，世世保境。帝悦，赐香锦绮、珠翠、如意冠、金环、袭衣，而召晔还，罪之。”

    这是一个许多人都已经熟知的故事。说的是，洪武年间，贵州一带的少数民族势力强大，中央政府颇为头痛。洪武十四年时，贵州土司霭翠亡故，其妻奢香代为担任土司。此时，都督马烨身为中央派驻镇守贵州的地方长官，先后采取各种手段，企图刺激当地少数民族造反，以便抓住口实，彻底废除土司制度，代之以中央选派的“流官”。但尝试过不少办法皆效果不佳。不得已他采取了最极端做法：把奢香脱光衣服加以鞭打。这一下，当地少数民族果然愤怒异常，打算起兵反叛。但被另一土司头目刘淑贞坚决制止了。他亲自进京上访，状告马烨。

    朱元璋对此事洞若观火，既明白马烨完全是为明王朝利益着想，又清楚此时正是向贵州少数民族势力提出交换条件的好时机。于是他好言相劝、好礼相送让刘淑贞回去，并召宣受辱遭打的奢香进京。见到奢香后，朱元璋首先问道：“马烨给你们制造了很多痛苦，我准备为你们除掉他，你拿什么来回报我呢？”奢香答：“愿世世代代约束部属，保持地方安宁。”朱元璋道：“那是你们的职责啊，怎么说得上是报答呢？”奢香答：“贵州东北有道路可通四川，但久已梗塞，我愿为陛下凿山通道，开设驿传，以供往来。”奢香答应的这一条件无疑是明太祖极其欢迎的。官府有路可通，铁鞭可及少数民族地区，那他们自然不敢再造反。听到这里，朱元璋龙颜大悦，当即下令给奢香以厚赐，召马烨还京问罪。其中有说法，朱元璋召回马烨实行了问斩。此情节，虽《明史》未见记载，但田恕成的《炎徼纪闻》、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中，有“太祖怒，立斩之”，“召烨，数其罪，斩之”一类记载，笔者以为可以采信。

    想那马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明王朝的利益，而他所做的一切却又成了最后被杀的罪状，确有几分不公，确有几分冤枉。但若站在国家利益上看，朱元璋的做法并非不是明智之举、睿智之策。杀了马烨一人，可保贵州之地长治久安，显然是舍小利获大益。这种做法，当有可取之处。

    纵观中国古代史，类似这般的“替罪羊”现象绝非仅有，就是现代也时有发生。不过不同的是，如今大多是体现在处事上，而非在用人上。比如说，国家遭遇难得一遇的大洪水，为确保绝大多数民众或地区的利益，也常采取牺牲某地利益安排泄洪的做法。这种“丢卒保车”做法，无疑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换个角度讲，即便时至今日，也并非没有在“用人”方面的“丢卒保车”现象存在。譬如说，我们无法否认某些职业犯罪团伙、某些职务违法集体，为了保全“保护伞”，不惜寻找“替罪羊”，以喽啰顶罪的方式，妄想避重就轻，图谋东山再起。只是这些行径，是与朱元璋的大局观，无法相提并论的。

    我们今天探讨朱元璋的用人大局观，不是替马烨鸣冤，更不是为当前某些不良现状开脱，而是想说大局观，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中都不能忘记不可忽视。为人处世如此，江山社稷也如此。思路决定出路，眼界决定境界。大局观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作者：用心沟通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