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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说，明朝是我国古代值得一书的时期。毕竟，能够被后人称誉为是继周朝、汉朝和唐朝之后的盛世（黄金时代），史称“治隆唐宋”、“远迈汉唐”，是极其不易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朝代，其帝王的成就大小、业绩高低、贡献多少，也与帝王对权力观的认识与把握有关。

    笔者之所以这样认为，主要是基于对明史的研究与理解。在有明一代，尤其的明朝前期至中期的帝王，大多能够励精图治、勤奋敬业，努力处理好江山社稷与皇家王朝、帝王权力与内阁领导、吏治整治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故能涌现大治频出、中兴接连的喜人局面。

    但明朝并非没有弊政，而且有些时候还很严重。对此，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笔者以为其中帝王对权力观的认识不到位、把握不正确，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由于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不可能也不必要一一枚举，下面笔者想仅就明神宗为例，谈谈自己的看法。

    明神宗即位时，年纪还很小，是依靠母后帮助与顾命大臣张居正等人辅政开始自己的皇帝生涯。此时此刻，年幼的万历有两项主要任务，一是学习为政知识，二是锻炼从政技能。应当说教育从娃娃抓起，正是好时候。只要把小皇帝教育好了，就是国家未来的希望。

    中国古代历来重视对接班人的教育，明朝更是如此。因为大家知道，皇帝是百官的表率，皇帝的一言一行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亡盛衰。治国首先要求君主有良好的品性，唯有“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所以必先格君心之非也”。这种把皇帝的品德列为治国首务的做法，无疑是很正确的。

    张居正身为神宗的老师和顾命大臣的职责，可以说对少年神宗的教育，是呕心沥血、无所不及的。他为了营造宫廷的读书氛围，鼓励小皇帝读书，让宫女、太监都接受经书教育，使后宫无人不读书。对神宗的起居日用、为人行事，更是关怀备至，循循善诱地进行教导。他为小皇帝亲自编写《帝鉴图说》，书名取之唐太宗的名言：“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见兴替。”故以“帝鉴”命名。书中讲了117个帝王故事，有81件“圣哲芳规”记载圣明君主的嘉言美行，36件“狂愚覆辙”阐述暴君的恶行劣迹。文字浅显易懂，琅琅上口，一篇一个故事，配有插图，文后附有解读，言简意赅，生动有趣，堪称一部优秀的帝王启蒙读物，后来远传到日本，广为流传。

    应当承认，张居正的这些教育是富有成效的。小万历在一些事情上表现出了明君的气度与境界。如有一次，当张居正与神宗讲述宋仁宗不喜珠宝时，神宗说：“贤臣才是宝，要珠玉又有何用?”居正表示赞同：“圣明的君主贵五谷而轻珠玉，五谷养人，金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不能以无益害有益。”又说：“皇上能想到这点，那是社稷生灵之福。”

    再如，据《明神宗实录》记述：有一天文华殿角门的石础，忽然显现“天下太平”的字样，拭之不灭。辅臣都以为是祥瑞，神宗一看，很不高兴地说：“这是作假!”以往，皇宫中一旦有这一现象，素来都当作吉兆，祝贺的，道喜的，闹得沸沸扬扬。神宗的爷爷嘉靖为此不断地要群臣写青词，上贺表。神宗小小年纪却不轻信，当场揭穿这是谎报，说明这位少年天子不仅深明大义，还有自己的主见和才华。年幼的神宗还撰写《劝学诗》勉励士大夫：“斗大黄金印，天高白玉堂，不因书万卷，那得近君王。”颇有帝王气派。

    然而令我们大跌眼镜的是，何以十年的师生情谊、君臣友谊，却几乎一夜间就演变为张居正尸骨未寒，神宗骤然变卦，满门查抄？这般令人心寒的结局说明了什么？对此，人们的看法与观点尽管有些不同，但仍是大同小异，不外乎几个方面：或以为这是神宗的个人品性，或是受之于反对派的怂恿，或认为张居正功高震主，或觉得是神宗看透了老师的真面目等等。实事求是地说，这些观点与评价都有一定道理，都是从不同角度客观的点评，并非无的放矢，更不是无中生有。

    不过，按照唯物史观分析，透过这些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我们是否能够看出其中隐藏着更为深沉的原因：在封建帝制社会里，绝对皇权诞生绝对权力，绝对权力滋长绝对私利，自然绝不容许他人分享，故在皇帝眼里，哪怕是扶危济难的耿耿忠臣，哪怕是谆谆教诲的慈慈恩师，都不过是召之即来、来之即用、用完即弃的奴才罢了。

    只不过，当皇帝年幼时，还未能充分意识到权力的作用，在与生俱来的年少者的纯情真情面前，尚能接受些许新观念、新理念、新规劝，但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成长为独立的封建统治的最高代表人物时，至高无上的皇权、至尊无边的皇位，给他带来驾驭国家的无限享受、甚至是主宰人生不尽欲望，当然不再是原来的他了。

    我们从张居正的人生悲剧中、从万历帝的权力膨胀里，确实能够悟出很多东西。尽管对其的理解是见仁见智，但它能给予我们深刻启示、深度反省是一致的。可以说，对权力观的认识与把握，是所有统治者、统治阶层都必须高度重视、必须严肃面对的重大问题。

    （作者：用心沟通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