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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图名为“入官场顿改寒酸态” 网图）

    一般来说，历朝历代的人们，做官之后可得到很多“权力性获益”，所以从古到今很多人都争相当官，而入仕最直接、便捷的途径，除了“科考”就是“买官”了。

    说起卖官鬻爵的由来，据研究成果表明，主要是两种原因所致：

    其一是封建政府为充实“国库”，以资挥霍所需的国家行为。

    自秦汉开启恶劣先例后，不少朝代的政府，在遇到财政危机、或因战争而军费告绌，或因灾荒而财政拮据，为换取足够的财政收入，都曾采用公开标价的方式卖“乌纱帽”。这种做法发展到清代，竟变成称为“捐纳”的做法，跻身于选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封建政府为解决燃眉之急而卖官鬻爵，或许出于无奈，但它毕竟开启了标价卖官的恶劣先例，成为吏治腐败之源。其示范作用影响深远，那就是上行下效。正如《明史·李俊传》所言：“此以财贸官，彼以官鬻财。”

    其二是封建官僚为聚富敛财、结党营私的私人行为。

    这种现象也非明朝独有。东汉灵帝时，宦官张让、赵忠怂恿灵帝卖官鬻爵，时任九卿的崔烈以500万钱买了司徒之位；唐代的王播以巨资贿赂宦官王守澄而登上相位；宋代的刘逵、余深、薛昂等人贿赂蔡京而得到超拔。只不过明朝时期这般现象更为严重、更为普遍。

    明英宗时的宦官王振权倾天下，凡是想当官者，一律“攫金进见”。

    明世宗时专权乱政的严嵩，既以买官得以升迁，又以卖官聚敛钱财。史载，严嵩曾以“千辆资财，用以遗贵近”，终于当上了内阁首辅。其卖官，“官无大小，皆有定价”，如文官州判300两，吏部官售价最高，郎中、主事开价3000两，后又猛增至1.3万两。严嵩败落后，抄其家所得净金、金器重3.4万余两，净银、银器重203.9670万两，其他珍宝、字画、房地产不计其数。

    而到了晚明奸臣马士英买官鬻爵的丑行就更为朝野所切齿。他在明崇侦17年9月取消了童生制，打破了朝廷诠选制度，使买官鬻爵恶行愈演愈烈，甚至公开半公开地给许多官职定了价，连朝官也不能幸免。

    林林总总，实在难以概括，只好挂一漏万、点到为止了。

    形成买官鬻爵愈演愈烈的根源，笔者看来，主要有四：一是明朝社会存在着买官卖官的政治经济环境；二是明朝社会蔓延着厚重的“官本位”观念折射；三是明朝社会弥漫着色彩浓烈的“人治”用人机制；四是明朝社会官场风气已经彻底腐化。

    我们知道，在社会所有腐败现象中，危害最烈，为人们所深恶痛绝的莫过于吏治的腐败，而卖官鬻爵则是最严重的典型的吏治腐败现象。因此，今天探讨这个问题，就很具有现实意义了。

   (作者：用心沟通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