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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写过一文《朱佑樘因何不近女色只宠皇后一人?》被不少网站与栏目转载或刊登,近日在回顾自己拙作时,突然萌发了一种另类推测,原因是笔者认为,明孝宗处于封建帝王将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当做理所当然的环境里,何以会反其道而行之?其中是否存在难为人知、秘而不宣的其他缘故?因此,才有了今天的再次探讨。
首先,我们应当承认,明孝宗在有明一代,能够成为一个无嫔妃、无嗜好、无亲信的“三无”皇帝,他主政时是一个无专权、无战乱、无弊政的“三无”
时期,颇为不易,实属明君。
一般说,我们对待历史现象、评价历史人物,不能仅仅从史料的正面记载看问题,而要综合比较、反复考量所有资料信息,才可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得出与史实真相最为接近的结论。
就事实本身来讲,朱佑樘一生确实能够与皇后张氏相濡以沫,相伴终身。故而,被后人看做是是模范丈夫,道德表率,并不过誉。
但史书记载的、我们看到的,就一定是历史真相吗?有点难说。下面,笔者想就明孝宗只守皇后一人的另类推测,与大家一起讨论。
其一,明孝宗是否患有性冷淡?
如今,不少文章在介绍明孝宗时,都提及了一句:“孝宗本人性格温和,又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对于男女之事没有特别强烈的兴趣。”这段话里,似乎已经包含了性冷淡的意思。
从明孝宗的做事风格和处世原则分析,他并非地道的书呆子,也非智商不正常之人,何以会仅因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和影响,而放弃正常男子都无法舍弃的男女之爱?性冷淡之说因而无法排除。
其二,明孝宗是否存在性无能?
我在铁血网曾看过一篇这样的文章,说他可能有性无能。明孝确实宠信一个叫李广的太监,而这李广别无他长,只会“仙术”,炼丹服气,求子采阴。于是乎,明孝宗竟也跟着李广学习采阴之术,而李广则仗着明孝宗的信任胡作非为。就此,该文章得出结论,明孝宗并非对女色不感兴趣,也并不是什么道德表率,而是因他自身有毛病,不敢过于纳妾。
尽管笔者不是很赞同这种观点,却也引起反思,故此说法将信将疑。
其三,明孝宗是否严重“惧内”?
就一般情况而言,但凡男子较为“惧内”的,大多不敢在好色问题上过于大胆,更别说大肆宣淫了。明孝宗是否就是典型的“惧内”人士呢?笔者在史料中找不到直接证明,却看到了一些似乎可以采信的旁证。
一是成化朝的时候,群臣因为宪宗二十八九岁还没有儿子,竟纷纷上书要求皇帝广纳嫔妃。弘治元年(1488年)二月,御马监左少监郭镛请预选淑女,等孝宗在其中选两名女子为妃。当时的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谢迁就上言说:“六宫之制,固所当备。而三年之忧,岂容顿忘。今山陵未毕,谅阴犹新,奈何遽有此事?”意思是说,皇帝选妃,自然是应当的。但是,宪宗的陵墓尚未完工,皇帝居丧的草庐还是新的呢,怎么就谈起选妃的事来了?孝宗号称以孝治天下,曾经定下了为宪宗皇帝守孝三年之制———“三年不鸣钟鼓,不受朝贺,朔望宫中素服”。因此,谢迁既有这么一说,选淑女以备嫔妃之选的事情就搁置下来了。问题是,这样一搁置就是18年,直至驾崩,明孝宗再也没有纳妃选后过。若是其他皇帝,肯定不可能做到。个中原委是什么,不值得质疑吗?
二是曾多次见史料在介绍明孝宗皇后时说,张后的性格也许较为活泼,对孝宗有足够的吸引力和约束力。史称张后“骄妒”,从后来她在政治斗争中扮演的角色来看,张后确实绝非庸常之辈。可见,按照史家定义张后“骄妒”的说法,可以肯定地看出张后在明孝宗家庭生活中是绝对占据优势地位的,朱佑樘“惧内”之说就有了依据。
再者,张氏成为皇后且受宠于孝宗,给张家带来了极大的荣华富贵也可以成为佐证。她父亲张峦在弘治四年(1491年)被进封为寿宁伯,不久封侯,死后追赠为昌国公。张皇后的两位弟弟,也先后受封。张鹤龄继承了父亲张峦的封爵为寿宁侯。张延龄初封建昌伯,在弘治十六年的时候(1503年)也进封为建昌侯。孝宗还在皇后的家乡兴济为张家立家庙。据悉张鹤龄、张延龄兄弟以外戚骤然富贵,不免气焰嚣张,纵容家人掠夺民田,鱼肉乡里,干一些犯法的事情。大臣们纷纷向孝宗提意见,要求追查张氏兄弟的违法之事。孝宗虽派了侍郎屠勋和太监萧敬去查实,却没有办法处理,只因皇后不同意处理她的兄弟。事后,孝宗不得不将萧敬找来,对他说:“你们说的我都相信。”赐给萧敬一些银子,将这件事情不了了之。而当时大臣中,像李梦阳、吴世忠,都差点因为弹劾张氏兄弟而获罪。这些情况,是否也能够证明孝宗害怕惹张后“一旦生气后果很严重”才放松放纵了对外戚的管理呢?
试想,在此情此景下的明孝宗,焉敢再提壮大后宫之事?如此现象,屡屡出现,未必就是正常所为,恐怕确实存在现象背后的难言之隐,面对皇帝都愿提及的身体缺陷,以及不敢得罪的张后,史家在记载相关历史时,当然都避而不谈,也就是情有可原的事情了。
笔者以上分析,未必就准确适当。权作为一种思路,一种推测,供大家参考,就此搁笔。
(作者:用心沟通 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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