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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托邦来自于英文“Utopia”，是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所著书名的简称。莫尔在书里描写了他所想像的没有阶级的幸福社会：美好、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并把这种社会叫做“乌托邦”，意思是没有的地方，后引申为理想的地方。

    应当承认，乌托邦是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如同西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西方一位学者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美好、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就像世外桃源。

    明朝朱元璋作为草根出身的皇帝，确实也想建立一个他心目中的“乌托邦”，这是一个复古而又兼有创新的社会。毕竟，朱元璋幼年生活困苦，要过饭，当过和尚。每当想起本该发给自己父母的赈灾粮食被官吏贪污，导致父母饿死的情景，他就会忍不住咬牙切齿，这些人统统该杀。因而，他立志要创造一个真正纯净的王朝，一个官员人人清廉、百姓安居乐业的王朝。所以他在位期间，可以说是在竭尽全力去实现这个梦想。

    据史料记载，朱元璋主要做了以下努力：

    其一，制定严厉的肃贪法律

    朱元璋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银子60两以上者，立杀！这个命令显示了朱元璋肃贪的决心。为了增加震慑力度，朱元璋还制定了一项骇人听闻的政策：在县衙设置一个土地祠。朱元璋命令将贪污官员处死后，要在土地祠内把皮剥下来，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供众人参观，用以威慑贪官。

    朱元璋曾有位老部下名叫朱亮祖，是明朝开国大将，被封为侯爵，位高权重。但他倚仗自己的功勋，贪赃枉法，陷害清官。当他的恶行被朱元璋发现，毅然决然地将他处死，并真的将他的皮剥下，做成稻草人，悬挂于闹市，供众人参观，以警戒官吏。

    其二，欢迎百姓的监督举报

    朱元璋为了彻底消灭腐败现象，建设一支纯而又纯的官员队伍，朱元璋想到了求助于广大人民群众。洪武中叶，大明帝国里发生了一件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皇帝号召底层民众起来，痛击腐败的官僚主义。

    朱元璋赋予了百姓监督权。朱元璋首先告诉百姓，他们可以直接向他举报官员们的违法行为。并且许诺，皇帝会根据普通民众的意见来奖励和惩罚官员。洪武十九年（1386年），他的政策又大幅度地前进了一步，他令人吃惊地宣称，在他的帝国之内，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冲进官府，捉拿他所不满意的腐败官员。

    朱元璋还赋予了百姓执法权。朱元璋在一则号令中规定：百姓们捉拿吏员，当官的如果敢阻挡，那么“全家族诛”。赋予“卑贱”的农民以不经任何法律程序，直接纠拿官吏的权力，这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就这样，朱元璋创造了一个以往封建统治者闻所未闻、更不敢想的政策：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若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对举报监督保护的措施。试想，在这样一种高压政策下，还有几人能够明目张胆顶风违纪？还有几人敢于大张旗鼓触犯法条？

    在全国反贪之下，朱元璋兴起的捉贪运动终于在各地兴起。在通往南京的路上，经常出现一群衣衫褴褛的百姓押解着贪官污吏行走的情景。也有贪官逃回家里，被亲戚捉住，送到京师。于是，大明天下出现了这样的情景:一直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贪腐官员们要对百姓下跪求饶了。

    其三，没有贫富的两极分化

    在严惩贪官污吏的同时，朱元璋打击的目标是富商和地主。他所遵循的思想是创造一个均贫富的世界，他认为没有大的贫富分化，就没有很大的矛盾冲突，社会就能安定。

    据史料分析，朱元璋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歧视商人的皇帝。他认为只有实实在在生产粮食和棉花的活动才是劳动。元代的商业比较发达，有钱的商人很多，他们是第一批被朱元璋清除掉的人，例如江南巨富沈万三就是均贫富的牺牲品。朱元璋做皇帝后，沈万三对朱元璋竭力贡献，响应号召到南京投资建房、开酒楼，捐修了从洪武门到西水门的城墙，结果还是被抄了家，发配到云南。为了贬抑商人，洪武十四年，朱元璋特意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商人考学、当官，都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

    明朝建立后，开国功臣变成新兴大地主，大肆兼并土地，使得农民流离失所。于是朱元璋大杀功臣，没收土地后又重新分配给农民，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打击这些新兴大地主。尽管杀功臣在人情上显得过于残忍，但在客观上却使大地主阶级兼并土地的速度减缓了。

    其四，自给自足的军队建设

    除了官员和地主，供养军队也是古代农民一大负担，朱元璋很快将改革的触角伸向这里。但军队是国家的基石，不可以取消，建设一支自给自足的军队便成了朱元璋心目中最理想的目标。

    朱元璋很快在全国各军事要地设立卫所驻军，军民分籍，实施“卫所制”。当时，全国总人口为6050万，而兵员总数为200万，平均30个百姓养一个兵，这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明朝初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于是，朱元璋采取军屯的办法以军养军。他把卫所周围的土地收归国家所有，叫做“官田”，要求各卫所都要从事屯种。具体规定，边疆地区，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屯种的士兵每人分给田地50亩，动员军户全家共同耕种，配备耕牛、农具，教种植技术，征收租税。

    应当说，朱元璋的努力确实收到成效，基本实现了他的设想。后来，他曾经多次不无自豪地和大臣说：“我养了百万军队，却不多费国家一粒粮食。”

    其五，推行农村的自治管理

    在千方百计降低了农民的负担后，朱元璋想到了改造农民社会本身。他试图以道德秩序来建立理想的农业社会，而不是用他在上层社会推行的严刑政策。

    朱元璋以村为单位，推行里甲制度，这项制度最核心的内容在于农村的自治。乡村中的长官是由村民推选出来的德高望重的长者，并由他来仲裁村里所发生的财产、婚姻、争斗等等纠纷，传达朝廷的法令。村中需要定期举行全村会议来商讨事务及表扬近期有高尚道德行为的村民，并号召其他村民向其学习。德高望重者还要向村民们进行道德训示，并对那些行为不检的村民进行训责，如果这些人屡教不改，就会以“顽民”的名义向朝廷申请将其充军。

    这样的农村社会是当时古人心目中的完美社会，即使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也有其进步意义：基层的长官选举制和乡村的定期全民会议制度，这是很超前时代的两项创举。可惜这两项创举没有建立在法制的规范之下，而使得它的进步因素无法全面凸显，不能贯彻始终。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乌托邦”梦想将能实现，但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梦想总是梦想，与现实还有遥远的距离。

    朱元璋尽管构思很好，但在封建帝制的大框架下，焉能真正实现所梦所想？我们且看看他的“乌托邦”梦想是怎样破灭的----

    对贪污的打击，的确使得洪武时期遍地清官。但是当朱元璋临死时，觉得经过自己的残酷打击，政治已经清明，国家需要文治，所以废除了酷刑。而失去刑罚震慑的官员，像饿久了的狼一样疯狂剥削百姓，这是朱元璋所没有想到的。

    对百姓的监督权执法权的赋予，虽然收到了威慑贪官、处罚污吏的效果，但没有一定的法律程序保障的自发行为，带来诸多弊端，不仅造成“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误导，还使得为官者人人自危，根本无心理政。从洪武十八年（1385年）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几乎无日不杀人。传说当时的京官，每天清早入朝，必与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家便举家庆贺，庆幸又活过了一天。就连天底下最热爱做官的读书人，此时也视仕途为畏途，不敢轻易步入政界。

    我们不难发现，严酷的法律下，一方面确实净化了政坛，另一方面却不可避免地出现“审理者务为严酷以邀上恩，株连蔓引，往往累及无辜”的现象。如洪武四年甄别天下官吏，洪武八年的空印案，洪武十八年（1385）的郭桓案，声势都极浩大。其中，尤以空印案与郭桓案的规模最大，两案连坐被杀的达七八万人。由于诛戮过甚，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行政官吏，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十九年（1386年）竟没有一个做到任期满的，往往未及终考便遭到贬黜或杀头。

    朱元璋“均贫富”的努力给农民带来了有益的效果，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对这种复古式的理想主义根本就不适应。市场交易已经被当时的人所接受，商品的流通已是人们必不可少的需求，用强制的手段把经济社会重新纳入到古代生产力低下的农业社会是行不通的。

    表面看，军队自给自足的政策，降低了国家与民众的负担，但却由于忙于经商务农增加创收，疏于演兵习武，大大降低了军队的作战能力，以致于明初依靠冷兵器把号称史上最强的蒙古军队一路赶到漠北的明军，在200多年后依靠火器再也抵挡不住来自满洲骑兵的冲击。

    同样，明朝中期，土地兼并导致乡村结构发生了异变，朱元璋苦心搭建的农村道德社会实际趋向于瓦解。至此，朱元璋的“乌托邦”梦想自然而然地走向了破灭，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

    综上所述，朱元璋的“乌托邦”梦想实践，从成功走向破灭，绝非偶然，既有无法避免的社会制度的因素，也有政策制定实施的不足；既有内在基础不够坚实的原因，也有外在环境不够适应的缘故。因此，在分析朱元璋的失败教训时，是否也能给我们今天的工作以启示呢？我想，还是有许多值得研究和深思的东西。

    （作者：用心沟通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