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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本杂志上,偶然看到署名李宣奇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气出来的《陋室铭》”,笔者实在不敢苟同,现谈谈自己一点未必正确的看法。
文章主要内容是:
唐代诗人、著名作家刘禹锡,因他参加过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运动得罪了当朝的权贵宠臣,被德宗皇帝贬至安徽和州当通判。
按当时的规定,他应住衙门里三间三厦的屋子。可是,和州知县是个势利小人。他见刘禹锡被贬而来,自无好处,便多方刁难。先是安排刘禹锡住在偏僻的县城南门,面江而居。刘禹锡见房子面对大江,不但没有埋怨,反而很高兴,特撰写一联贴于房门: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辨。
他这个举动气坏了知县,知县令衙内书吏将刘禹锡的住房由城南门调到更僻远的城北门,由三间缩小到一间半。这一间半房子位于德胜河边,附近还有一排排杨柳树,自是别有一番风趣。刘禹锡也没有计较,依然安心住下,读书作文。并因景生情,又写了一副对联贴在新居:杨柳青青江水边,人在历阳心在京。
知县见他自是悠然自得,又把刘禹锡的住房调到城中,而且只给一间仅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房子。半年时间,刘禹锡连搬三次家,住房一次比一次小,最后仅是斗室,遂愤然提笔写下《陋室铭》一文,并请人刻于石头上,立在门前。
人间沧桑,那位知县早已化作黄土,而刘禹锡所作的《陋室铭》一文,却流传千古,至今仍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佳作。
说实在的,该文作者文笔很好,颇具妙笔生花的功力,若就文章而言,我很欣赏。但对作者提出“《陋室铭》是气出来的”一说,有些不同看法。
我的主要理由有三:
其一,刘禹锡的为人处世哲学观,不会仅仅因气而写就此文
我们知道,刘禹锡(772-842),字梦得 ,汉族,唐朝彭城人,祖籍洛阳,唐朝文学家,哲学家,自称是汉中山靖王后裔,曾任监察御史。唐代中晚期著名诗人,有“诗豪”之称。他在政治上主张革新,是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活动的中心人物之一。
永贞元年(805),唐顺宗"永贞革新"失败,参与改革的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分别被贬。刘禹锡先是被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赴贬所途中,朝廷又改命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市)司马。在朗近十年,其间创作了大量寓言诗,表达了对当朝权贵的极大不满,又写了许多赋来表达自己不甘沉沦的雄心。他还写了多篇哲学论文,最重要的便是与柳宗元《天说》相呼应的《天论》三篇。直到元和九年(814)十月,他才与柳宗元等人奉诏还京。
元和十年二月,他们回到京都。但不久又被远谪,他被贬谪到更偏远的连州当刺史。长庆元年(821)冬,刘禹锡被任为夔州(今四川奉节县)刺史。长庆四年(824)夏,调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敬宗宝历二年(826)奉调回洛阳,任职于东都尚书省。从初次被贬到这时,前后共历二十三年。“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即指此。
此后,他历任集贤殿学士、礼部郎中、苏州刺史、汝州刺史、同州刺史,最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于会昌二年(842)病逝于洛阳,享年七十一岁。
从刘禹锡的坎坷一生,我们不难看出,他是位立场坚定而有信仰的官员,是位颇具风骨而不愿随波逐流的文人,说他在和州仅仅因为受到知县的百般刁难,就愤愤然写出《陋室铭》这样脍炙人口的佳作,多少有些牵强附会的意味。
毕竟,《陋室铭》展现给我们的,是刘禹锡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洁身自好、不慕名利的生活态度;是刘禹锡发自内心的高洁傲岸的高尚节操;是刘禹锡期望通过文章体现其安贫乐道的隐逸情趣。这一切,安能用一个“气”字来概括、来替代、来凸显?
退一万步说,《陋室铭》确实是刘禹锡在被贬和州时所作,也不能仅凭此就认为他是因气才有感而发。倘若分析到,在他屡遭磨难,加上此事刺激,才引发了其慷慨激昂,挥毫而就,似乎还有点道理。需要提请注意的是,这不过是他文学功底厚积薄发的结果,不过是他感叹社会灰暗情绪积累到一定时期的喷发而已。与他是否被迫三次搬迁住房,不存在因果必然的联系。
其二,《陋室铭》不是自命清高、孤芳自赏之作,与赌气无关
从立意看,《陋室铭》以衬托手法托物言志。并以反向立意的方式,只字不提陋室之“陋”,只写陋室“不陋”的一面,是为了通过“不陋”来体现“德馨”,从而自然地达到抒怀的目的。这种写法,本身就是一种与恶势力进行不屈的抗争。试想,为官而不计较居室的大小、陋与不陋,不正恰恰是显示了刘禹锡为政清廉的真实写照吗?
一般讲,赌气往往会意气用事,往往会言辞激烈,反观刘禹锡的《陋室铭》,我们看不到丝毫这样的情绪,找不到点滴这样的感慨,气出来的根基在何方?
其三,有一说《陋室铭》作者另有其人,这就更与刘禹锡无关
尽管《陋室铭》出自《全唐文》卷六O八,但究竟作者是何人,一直存在争议。虽人们大多认为是刘禹锡所作,却也有《陋室铭》的真正作者应是崔沔一说。
这种观点认为,《旧唐书》、《新唐书》,甚至《刘宾客文集》及《外集》中都并未提及刘禹锡作过《陋室铭》,而且《陋室铭》中所表达的豁达情怀也与刘禹锡在朗州时的心境不相符合。(笔者注:其实,支持刘禹锡是原创者的观点,并没有说是刘禹锡是在朗州创作该文)。
而崔沔(字善冲,唐朝诗人。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原籍博陵,今河北安平,进士出身)写作《陋室铭》却在史料中有所记载。《新唐书》卷一二九崔沔:“性情敦厚,纯谨无二言。事亲笃孝,有才章,擢进士。玄宗时官左散骑常侍,秘书监,太子宾客。沔深明《礼经》,……性俭约自恃,禄廪随散宗族,不治居宅,尝作《陋室铭》以见志。”
因此,后来出版发行的《中国人名大辞典》崔沔传,采信了史料《新唐书》的说法。他们认为,以崔沔的才华、生世、秉性“俭约”“不治居宅”,作《陋室铭》表明自己的志向,是切合实情的。
笔者不是史学家,也不是文史研究者,无法考究此说法的真伪,但既然存在分歧意见,就说明《陋室铭》的真正作者还有待研究探讨。处于这般情况下,贸然定论刘禹锡写《陋室铭》是“气出来的”,就尤为不合适了。
文学讨论也好,文史探究也罢,笔者今天只就《陋室铭》产生的背景与环境问题发表自己一点不同看法,愿与各位一起商榷。
(作者:用心沟通 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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