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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渊明（约365年—427年），字元亮，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先生，入刘宋后改名潜。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曾做过几年小官，后辞官回家，从此隐居，田园生活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相关作品有《饮酒》《归园田居》《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诗》等。

    提及陶渊明这个名字，似乎已经作为纯粹隐士的代名词，曾传列《晋书》、《宋书》、《南史》三史中的“隐逸”篇，可谓深入了中国文化的骨髓。是故，每每说到陶渊明，就会想到他的《桃花源记》、《归去来兮》，想到那种超然物外的隐逸情怀、那种不问尘俗世事的清醒与潇洒。在许多朝代，人们几乎都把陶渊明当作一个不关心国家大事政治形势的第一隐士、“隐士之宗”，其实事实上并非如此。

    要搞清楚，陶渊明是否真心当隐士，我们先从什么是隐士说起。何谓“隐士”？据百度百科介绍，“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其条件，首先应当是“士”，即知识分子，否则就无所谓隐居。其次，是不仕、不出名，终身在乡村为农民，或遁迹江湖经商，或居于岩穴砍柴。鉴于此说法，历代都有无数隐居的人，并不可皆称为隐士。《南史·隐逸》云：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这就是说一般的“士”隐居也不足称为“隐士”，须是有名的“士”，即“贤者”。如《易》曰：“天地闭，贤人隐。”又曰：“遁世无闷。”又曰：“高尚其事。”显然，是说“贤人隐”而不是一般人隐。换句话说，应当的有才能、有学问、能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才叫“隐士”。

    陶渊明是这样的人吗？我们分析后，不难发现他并非一开始就真心当隐士，即便是后来，不得不隐，也是出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看破了红尘、看淡了名利、看透了官场，才步入了“隐居”的生活。笔者的观点如下：

    其一，陶渊明的出生环境，使他贴近政治关心国事。

    据资料记载，陶渊明出身于东晋一个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陶渊明在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环境长大，耳濡目染，决定了他和政治先天就走得很近，不可能对政治和朝廷漠不关心。

    其二，陶渊明的教育背景，使他充满理想满怀抱负。

    陶渊明年幼时，家庭败落，八岁丧父，与母亲和小妹一起相依为命，后因生活拮据，只能投靠外祖父孟嘉。而孟嘉是当代名士，陶渊明深受着外祖父的熏陶，长大后他的个性、修养，都颇具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颇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子》《老子》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家庭环境与时代思潮，让他同时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也就是说，陶渊明性格中除了有超逸的道家一面，也有儒家的入世情怀。这也从教育上决定了陶渊明是个刻有儒家思想烙印的读书人。

    其三，陶渊明的仕途经历，使他倍感失落倍加失望。

    陶渊明少有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他怀着儒家“大济苍生”的愿望，出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侮辱，不久就递交了辞呈。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辞谢了。

    隆安四年，陶渊明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篡位者的帮凶。他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一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而《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一诗里写道“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哀怨的叹息，他对做官有些失望了。这也正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越想入世济世把官做好，遇到的困难越大，也就越容易心灰意冷。

    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也就是公元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此时，他正在家乡躬耕自资，见状不由得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甚为不满，这一点说明他是非常关心政治局势的，也是有着坚定的政治立场的。

    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现在江苏镇江一带）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陶渊明见时机已到，就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这时的陶渊明是何等的积极入世，看来他先前的隐居只是不满现状罢了。

    刘裕打入建康后，通过改革整顿，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这让陶渊明一度对刘裕产生好感，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等黑暗现象，又使他感到失望。故而，陶渊明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由此看出，陶渊明的隐居之念又起了，儒家的入世思想和道家的出世情怀时时牵绊着他，分裂着他。

    义熙元年（公元405年），陶渊明转入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那个传诵千古的“五斗米”的故事，也就发生在这个时候。上任时，他碰到浔阳郡派遣的督邮来视察，属吏说:“当束带迎之。”陶渊明叹息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而且当时的县衙横征暴敛，他看不惯，遂授印去职，陶渊明这次做官做了八十一天，终于失望地离开。

    至此，陶渊明十三年的官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而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又不断绝望的十三年。最后只能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坚定决心，他的隐，因此是失望之隐、绝望之隐。

    其四，陶渊明的隐居生涯，是他无奈出世的被动选择。

    有人说，因躲避动乱、因求取安全、因官场失意、因不满现状等原因而归隐的，实际上是对社会放弃责任，寻求自我安逸的人生态度，正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笔者不敢苟同，纵观陶渊明的家世及其坎坷的一生，直至最后辞彭泽县令，过隐居生活，一方面体现了他“淡薄名利，厌弃官场；不为五斗米折腰，刚正不阿；躬耕自资，热爱田园”的高贵精神品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人隐心未隐、身隐情未隐的无可奈何心理心境。在陶渊明内心深处，隐居并不是他终极理想，更不是他真心抉择。

    我们可以看到，尽管陶渊明辞官归里，过上了“躬耕自资”的生活，创作了脍灸人口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句，甚至常常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看似潇洒不俗，胜似仙人。但实际上，就连陶渊明在最富盛名的《桃花源记》通过描述桃源幽美与闲静，也是为与当时丑恶动乱的社会现实形成鲜明对比，抒发自己对当时丑恶社会和无道政权的满腔不满和强烈否定。

    因此，陶渊明的这种隐居，显然是因天下“无道”才隐的，并没有完全完全超越现实和政治。他笔下的人间仙境桃花源，何其美好，何其诱人，不啻就是他理想社会的一种向往。试想，倘若世上真有桃花源，那还需要隐居做什么呢？出于这样的分析结论，笔者斗胆以为，陶渊明留下那么多诗文，述说他超然世外，快乐如仙，其实无非是想告诉大家，他的隐居是迫不得已的，是无可奈何的。人在逆境中，为了愉悦心情，刻意营造一种不同的心境，相信不少人都有过。

    面对“国破山河在”的严峻事实，但凡有理想有抱负有壮志的莘莘学子，都不可能做真正的隐士，何况陶渊明这样怀有“大济苍生”愿望的有志之士？我想，这也许才是我们需要认识和理解的陶渊明，切莫被千余年来对他所谓“不关心不过问国事正事”的“真正隐士”之评价所误导。否则，这个误读误判，在经历了千余年之后，还可能继续下去，岂不悲哉？

    （作者：用心沟通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