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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珅是清朝被揭发出来并被处死的最大的腐败分子，但是他也曾经作为“反腐败”的先锋，查获一桩桩腐败案件，并得到乾隆皇帝的高度赞赏。那么，和珅是如何从“反贪能臣”一步步沦为清朝最大的蛀虫的？这个问题颇有现实意义，值得探讨，值得反思。

    提起和珅，大家都知道他是清朝第一大贪官。但是很少人能想到，和珅并非一当官就贪，他也曾有过“辉煌”的反腐经历。他是满洲正红旗人，生员出身。19岁时，他袭世职，成为皇宫侍卫，并且只用了7年时间，他就登上了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的高位，真可谓是“直升机式”青云直上的干部。

    看过《铁齿铜牙纪晓岚》的人都知道，和珅为人机敏，善于言辞，“遇事机牙肆应，尤善揣人主喜怒”，巧于应付各种情况，办事能抓住要领，尤其善于揣摩皇上的心理、意图，这样的“内才”自然容易获得上级的欣赏。于是，乾隆四十年（1775），25岁的和珅便做到了御前侍卫兼副都统，有机会零距离接触乾隆皇帝，在皇上面前一展其特长。次年，他被提拔为“六部之首”的户部的侍郎，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清史稿·和珅传》用了“骎骎向用”四个字形容和珅升迁之速。乾隆四十八年（1783），33岁的和珅被任命为协办大学士。三年后，又被委任为文华殿大学士。清人习惯称大学士为“相国”，于是和珅被尊称为“和相”，其位置相当于明朝以前的宰相。

    乾隆四十五年（1780）正月，乾隆帝趁着担任云南粮储道的海宁来京觐见，向他询问有关云南总督李侍尧违法之事。李侍尧劣迹斑斑，皇帝都有耳闻，但海宁仍为李侍尧掩护。海宁被认为对皇上不忠诚，被交军机处严讯。到此时，海宁不得不说出实情，供出了李侍尧在总督任内，借办贡品和修房屋之名勒索下属的罪行。乾隆立即派和珅、喀凝阿（一作喀宁阿）乘驿站的快马赶往云南查办李侍尧，并查封了李侍尧在京城的房屋家产。

    当年三月，和珅、喀凝阿到云南。和珅选择李侍尧的“家人”（古时称仆人为“家人”）张永受作为李侍尧案的突破口，刑讯张永受，他终于开口说话，交代了李侍尧以下罪状：借办贡品和派人回京城修房屋之名，向下属勒索银两；将珍珠卖给下属，收取银两后，又索回珍珠等等，勒索下属银两共计3万余两。李侍尧被革职拿问，由和珅将其解京审讯。主动或被迫送银子给李侍尧的下属们一并革职，审问定罪后，均被送新疆伊犁充当苦役。李侍尧在云南的住所被查抄，计金银、珠宝、洋货、名画共901项，也由和珅押解进京。

    因成功办了此案，和珅更得乾隆帝赏识、宠信。和珅向乾隆帝奏报，云南吏治废弛，府、州、县官库多亏空银两，亟宜清查、整顿。乾隆帝拟委派和珅为云南总督，让他来解决云南的问题，只是考虑到前任云南总督李侍尧是和珅查办的，不宜由和珅接替李侍尧，乃改由福康安接任云南总督。在回京的路上，和珅就被提拔为户部尚书、议政大臣。和珅完成使命，向皇上汇报情况，涉及云南食盐管理、钱币制度、边境事务，说得头头是道，符合皇上旨意。乾隆帝当场表态，授予和珅御前大臣，兼都统，赐婚其子丰绅殷德为和孝公主额驸，等结婚年龄一到，即举行婚礼。和珅查办李侍尧案，是名利双收。

    然而，和珅在功成名就之后，不禁得意起来，开始结党营私，聚集党羽，并利用权势大肆敛财，渐渐贪污腐化。乾隆四十七年（1782），御史钱沣弹劾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说他们贪纵、营私，向各州县索贿，各州县仓库储存的银子严重短缺。乾隆帝命和珅、左都御史刘墉至山东调查、审问，又派钱沣同行。

    此次，和珅查国泰的案子，一变两年前查李侍尧案那种坚决的态度。据许国英《清鉴易知录》一书记载，钱沣知道国泰是和珅党羽，便提前几天出发，到了良乡，停下来微服察访。见官员的仆人乘良马经过，他跟踪了一段路，得知其正是和珅府上仆人。钱沣将仆人截住搜其身，起获国泰写给和珅的密信，信中多隐语，大意是已借银填补官库亏空。钱沣立即向朝廷奏报。和珅知计谋已泄，不敢公然维护袒护国泰。

    《清史·和珅传》虽然没有明说和珅向国泰通风报信，但写道：“和珅阴袒国泰，既至盘库，抽视银数十封，无阙，即起还行馆。”和珅到官库，抽查了几十锭银子（官银50两为一锭）。他一不看银子的成色，二不称银锭的分量，草草抽查几十个银锭，就起身返回下榻的行馆。这分明是走过场，分明是应付朝廷，应付舆论，保国泰过关。

    好在此刻有左都御史刘墉坚持原则，御史钱沣更是下决心排除干扰，追查到底。他要求封库，和珅不得不同意。次日把库银仔细查一遍，发现银子成色与官银不同，都是从商人那里借来充抵的。国泰等人的罪行得以查实。国泰、于易简被判斩立决，乾隆帝下令改为斩监候，关进刑部大狱。新任山东巡抚明兴递上奏疏，说排查山东各州县仓库，总共短少银子200多万两，皆国泰、于易简在任时所造成。乾隆帝命国泰、于易简二人在狱中自杀。

    和珅之所以要庇护国泰，所以要冒着很大的风险在两个坚持原则的官员面前庇护国泰，就是因为国泰是他的党羽。他们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此事尽管对和珅是个打击，却没有让他悬崖勒马，不仅我行我素，反而变本加厉，仰仗位高权重之势，善于揣摩乾隆帝旨意之便，利用皇帝的喜怒达到陷害好人或包庇奸人的目的。凡不投靠他的，他就挑拨离间，设法使皇帝对之印象变坏，加以陷害；凡向他行贿的，即使冒犯了皇帝，他也为其斡旋，或者故意拖延，不加处理，等候皇帝消气。因而，不少官员纷纷把和珅当靠山，将搜刮来的民脂民膏，拿来孝敬和珅。

    清人昭梿《啸亭杂录》一书写到了和珅在下级官员面前的神气：山东历城县令某某，到京求见和珅，作为日后向人夸耀的资本。他向和府看门人贿赂2000两银子，才被允许跪在和府大门口等候。和珅回府时，在车中见到了跪者，并得知他乃七品芝麻官，于是呵斥道：“县令是何虫豸，亦来叩见耶！”

    此时的和珅已不同当日，自然不把区区七品县令看在眼里。皆因他职位太多，权太大。王春瑜主编的《中国反贪史》一书指出，“他集军事、行政、财政和民族、外交、文化、教育大权于一身，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权大了，不受制约，就为所欲为，忘乎所以；就作威作福，不可一世。

    和珅也许仕途太顺、也许权力太大，以至于他从反腐能臣，沦为了巨贪。他确实查办过一些贪污案，但没有吸取贪官李侍尧等人的教训，既没有管好自己，又没有管好自己的仆人，以致重蹈覆辙。嘉庆四年（1799）正月，乾隆帝驾崩。嘉庆帝旋即下诏宣布和珅二十大罪状，并赐死。

    和珅被查抄出来的家产到底有多少？至今没有完整、准确的说法。当时大清国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6-7千万两银子。而和珅的财产，相当于当时全国10倍以上年财政收入。因此，说他是清朝被查处的第一贪，并不过分。他家的财产，全部折成银子，不是以万两计，不是以百万两计，而是以亿两计。这样的巨贪被处死，是“实至名归”，死不足惜。可惜的是，他从反腐勇士一步步走向贪污腐化的人生轨迹。

    如今，我们也有不少落马的高官，在当红之际，以自己的能力、水平、政绩被提拔到更高职位上。随着职务的升迁、权力的扩大，俨然慢慢就具有了“官老爷”的作风、“官衙门”的做派，把自己当年的誓言与原则抛弃得一干二净，甚至用原则做交易、拿权力当筹码。他们走过的路，与和珅走过的路惊人地相似。从防贪到自贪、从能臣到蛀虫、从肃贪到巨贪，如此转变，这般逆行，自己给自己的政治生命画上句号，很值得我们深刻反省和警钟长鸣。

    权力虽好，地位虽高，但失去监督的绝对权力、放纵权势的“天马行空”，总会受到法律的严惩，被时代所抛弃。不能不引以为鉴，不能不淡泊明志，才能用心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
    （作者：用心沟通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