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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封建时代的后妃，一般人都对她们没有好印象。实事求是说，我国历史上后妃凭借自己的特殊身分，营私结党，扰乱朝纲，甚至祸国殃民的事情，时有发生。但也有一些后妃，贤慧有德，深明大义，为清明政治、稳定社会起了积极作用。在她们当中，唐太宗李世民的长孙皇后和明太祖朱元璋的马皇后是最突出的。

    今天，我们仅从官员“贤内助”的视角，分析长孙皇后的贤良做法与作风。希望能够给我们领导身边的女人一些有益启发启示。

    其一，相夫教子，甘为模范妻子。

    长孙皇后是隋朝骁卫将军长孙晟的女儿，母亲高氏之父高敬德曾任扬州刺史；长孙皇后生长在官宦世家，自幼接受了一整套正统的教育，形成了知书达礼、贤淑温柔、正直善良的品性。长孙氏十三岁时便嫁给了当时太原留守李渊的次子、年方十七岁的李世民为妻，她年龄虽小，但已能尽行妇道，悉心事奉公婆，相夫教子，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小媳妇，深得丈夫和公婆的欢心。

    出身高贵，家教甚严，本容易养成娇生惯养的脾性，长孙氏不仅没有这些不良习性，反而温厚恭良、通情达理、善解人意，着实不易。不像如今有些人，一味使小性子、耍脾气，或喋喋不休、斤斤计较。为人妻女，做不到事业助手不要紧，起码别分散丈夫精力，别动辄吹歪了“枕头风”，就已是善良贤德之人。

    其二，大是大非，勇于挺身而出。

    长孙皇后是鲜卑族人，自幼精通文史。唐朝初年，太子李建成和李世民为争夺皇位，发生了激烈的争斗。李建成一伙常在唐高祖李渊面前陷害李世民，企图借刀杀人。高祖听信了他们、疑忌甚至僧恶李世民。长孙氏“孝事高祖，谨承诸妃”。在险恶的形势下勉力排解高祖对李世民的嫌猜。到了李世民决定发动”玄武门之变”除掉李建成的紧急关头，长孙氏又挺身而出，亲自激励士气，促成了事变成功，李世民由此登上帝位。

    有些为官妻子，在丈夫事业上遇到坎坷遭到困难之际，不是用心体谅，而是热潮冷讽，责备打击，或挑拨离间，说一些不负责任的话，削弱为夫的斗志，激化彼此的矛盾，起到了不良作用。

    其三，管理后宫，尽量以德服人。

    封建社会后妃之间争宠竞幸，互相残害的劣迹屡见不鲜，而长孙皇后却能体恤、爱护妃嫔。她对妃嫔生的子女“慈爱逾于己生”，妃嫔害了病，她甚至把自己正在服用的药送去，因而“宫中无不爱戴”。长孙氏虽然位尊皇后，但生活仍比较俭朴，平日衣物仅够穿而已。636年（贞观十年），长孙皇后三十六岁时染病不起，临终留下遗嘱：依山而葬，不用造坟，也不用棺椁（guo果，套在棺材外面的大棺材），以木器瓦器俭薄送终。同时规劝太宗纳忠容谏，不受谗言，节制游乐打猎和役使百姓。长孙皇后去世时，唐太宗非常悲痛，感到从此“失一良佐”！

    可见，长孙皇后为人处事，颇为宽厚大度，极其善良诚实。在后宫内，能够甘于低调，善于协调，以言行举止起带头作用、表率示范，使唐太宗无后顾之忧。我们的官员家人，也应该学习长孙皇后的做法，把家庭环境建设好，能让男人在外安心工作，打拼事业。

    其四，顾而不问，当好政治高参。

    长孙皇后这个皇帝的顾问，经常是皇帝问而不答。皇帝初次问，她一般不回答。皇帝一再问，她就说这是皇帝的事情，我不能妇人干政。只有在李世民百般解释你没有干政嫌疑，皇后才会说出自己的看法。这并非皇后真没有意见，也不是在扭捏作态。她是想经过这么一个过程，是让李世民确认是否真的需要征求自己的意见。这是一个意见再筛选的过程。皇后只回答李世民确实需要回答的问题，换句话说：皇后只回答重要的问题，只回答唐太宗确实拿不定主意的问题。若什么小事都问都答，皇后就只是个秘书，而不是参谋；只有大事问了才答，她才是名副其实的顾问。

    有些官员夫人，在家很喜欢打听政界事务，很喜欢参与意见，这是不好的习惯、不妥的行为。毕竟，环境不同，要求不一，肯定有些事有些话，不能无原则地说，不能无约束的讲，纪律与规定不能不要，况且位置不同，角度不同，看待问题处理问题的方式也不尽相同，难以什么都方便说都能够讲。唯有在真正需要征求意见时才发表看法，才是理智睿智的做法。

    其五，理性谏言，合理把握原则。

    长孙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与唐太宗是布衣之交，又是功臣元勋，太宗打算委之以显官要职。长孙皇后坚决不允。并让长孙无忌“苦求逊职”，直到大宗改授权限不大的官职为止。在一人荣耀、满门生辉的封建社会里，长孙氏贵为皇后，却“不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实在难能可贵。唐太宗善于纳谏的政举，也得益于长孙皇后的良言劝导。直言敢谏的魏征经常触犯“龙颜”，一次太宗退朝，回到后宫恨声地说要杀掉魏征。长孙皇后悄然退下，一会儿又穿着参加隆重礼仪的朝服走上，太宗十分惊讶。她说；我听说君主圣明，臣下才敢直言。现在魏征直谏，正说明陛下圣明啊，我怎么能不庆贺呢？太宗听了转怒为喜，从此对魏征等忠臣更加倚重。

    有人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站着一个伟大的女性。唐太宗大治天下，盛极一时，除了依靠他手下的一大批谋臣武将外，也与他贤淑温良的妻子长孙皇后的辅佐是分不开的。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官员的事业心、责任心、爱民心，也或多或少与身边人素质、能力、水平有关，与家人自我把握、原则遵守、规劝谏言有关。 无数事实，也一再证明了有贤妻如获宝的道理。

    长孙皇后深知，爱护皇帝的形象，就是爱护国家的形象，是爱护国家的一种重要表现。但这个爱护不是包庇护短，不是隐藏错误，更不是为过错辩护。真正爱护国家的荣誉，爱护皇帝的荣誉，就是减少皇帝犯错与失误。帝王无私，不是说帝王没有私心，而是说帝王代表国家，事无大小内外，都关涉国家，都是公共事宜。

    这不仅需要皇帝处处从国家利益、民众福祉出发，也需要大臣们从多个方面共同督促皇帝。长孙皇后对于唐太宗而言，是特殊的臣下，她能发挥其他大臣发挥不了的独特作用。唐太宗和唐太宗的时代，正气占据上风，长孙皇后有着自己的独特贡献。所以，长孙皇后以她的贤淑的品性和无私的行为，不仅赢得了唐太宗及宫内外知情人士的敬仰，而且为后世树立了贤妻良后的典范，到了高宗时，尊号她为“文心顺圣皇后。”

    长孙皇后能够做到的，我们今人也应当能够做到做好。她的许多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鉴。在职场官场，为人妻的表现与素质，往往能够起到他人无法替代的积极或消极作用。因此，时代呼唤“贤内助”，时代需要“贤内助”。

    （作者：用心沟通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