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称谓太沉重 

  吴泽民

 我是小人物，却起了个伟人的名字，叫了五十年也没被叫响；同样，我是位年长的文学爱好者，但仍是文坛新人，在名家林立的作家圈子里，没有几个人认识我。对于这次获奖，我很意外，就像一个行走饥渴疲倦的人突然被甜饼砸在头上一样，惊愕得半天缓不过神来。

严格来说，我是一只文学笨鸟，从18岁第一篇习作变成铅字，到今天获得省作协首届年度文学奖，我整整走了32年。                

现在，我可以大胆地说出我年少时的理想，那就是当一名作家。这个理想的确立，应该是在上小学五年级吧。那时的我家不但穷困，还缺少亲情。这个亲情就是父母的爱。我两岁失去了父亲，六岁时到爷爷奶奶的身边生活，母亲改嫁到离我五十多华里的另外一条梁上，一年仅能见面一次。无论是严冬还是酷暑的黄昏，倚在门框遥望对面的山梁上母亲来看我时必走的小路发呆，这是我每天必做的课外功课。到了晚上，便依偎在奶奶的身边，就着她做针线活豆苗般大小的灯光，要么写作业，要么翻看小人书。小人书在当时是奢侈物，能看到一本小人书比吃个白馍还兴奋。我会把一本小人书翻烂，把故事背烂，把人物形象和现实联系起来，也会导演一场戏，和小伙在打麦场上演绎故事里的人物。小人书的来源是一位在铜川工作的叔叔买给自己孩子看的。这位叔叔叫吴元勋，河南大学毕业的四川人，娶了个“右派”子女的老婆，全家被下放到我们这个僻壤的小山村，自己在一个劳改水泥厂改造，每个月回来一次，除了带回来一些水果糖之外，就是小人书了。吴叔叔很喜欢我，每次带回来的小人书都借给我看，我盼他回来就像乞盼妈妈来看我一样。没有了新的小人书，夜里无所事事，就看窑洞墙壁奶奶做针线活的影子，听老鼠的嘶咬声和爷爷震天动地的呼噜声。公鸡的鸣笛是起床的钟声，到学校后往往都是老师没有起床，学校大门没有开，只能抄着手在凛冽的寒风中跺脚或慢跑。后来，亦工亦农的姑父在公社拖拉机站带回来许多书籍，大都是批林批孔的学习文件，还有马、恩、列、斯、毛的文选。读小学的我看这些书犹如看天书，记住的话也只有“资本的原始积累都是血淋淋的”和“千万不要忘记了阶级斗争”这几句。

我看的第一本小人书是《闪闪红星》，自己还做了一杆红缨枪，威风凛凛地持枪站在麦场边放哨，警惕地看着村子里几个“地、富、反、坏、右”的一举一动。读的第一本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柯察金的形象自今还烙在脑海里，伴随了我几十年，也孕育了我的理想。记得读这本书的时候是个暑假，我替爷爷给生产队放牛。把牛群赶出圈后，我拽着牛尾巴低头看书，跌跌撞撞在山路上，以至于牛群进了庄稼地，我还在低头看书，晚上回来自然受到爷爷皮鞭的责罚。大概是五年级吧，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那时的学校都是复式班，四、五年级共用一个教室，我的作文被老师当作范文当堂朗读了，引起哄堂大笑。我也落了个“作家”的绰号。说实话，那时的理想仅仅是憧憬，对“作家”这个词是懵懂的，并不知道这个职业的真正价值所在。上了初中以后，语文课本中的文章满足不了我阅读的需要，常常问老师借书读。我们学校有位蒲城师范毕业的年轻老师，当时订了本《延河》杂志，他的弟弟与我同班，每期杂志来时，我都鼓动他把书拿来先睹为快。我大概记得读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是贾平凹老师的，名字已经忘记，脑海里就记住了有一个叫贾平凹的作家。上高中后，有个语文老师在《延河》上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温暖》，轰动很大，这位老师也成为全校师生的偶像。我千方百计借到这期杂志，把小说抄了一遍，早读时就朗读这篇小说。由于这位老师没有给我们带课，我就在校园里搜寻这位老师的身影。每次看见他，心里就怦怦乱跳，直到目送他远去，没有说过一句话。从那时起，我就患上了崇拜偶像又怕见偶像的病，直到现在未愈。于是，我愈发坚定了当作家的理想，常常逃课读小说，也偷偷地练习写小说。我们的学校在一个河川道的山脚下，面前是一条小溪，对面山上的四季变化是我练习描写景物的实体，也是我理想的王国。

逃课的学生总归不是好学生。为此我也常常受到老师的批评，甚至是嘲笑，脑袋上也挨了不少老师的烟锅。忽然一天，我成了全校的名人。原因是我的一篇小说习作刊登在县文化馆办的文艺小报上，还接到参加全县文艺座谈会的通知。这篇习作和参会通知在校广播站反复播出过两天。在这个会上，我的习作又被列为座谈选题，众多的年长者提了一大堆意见，我记录的手都麻木了。那一年我十七周岁。从县上回来，我感到周围的目光多了起来，围在我身边的人也多了起来，第一次感受到了文学给我带来的荣光，也第一感受到了被人尊敬的滋味。老师们也彻底不再管我了，我成了全校唯一不上课而没人管的学生。       

我大量的阅读，应该是在军校的图书馆。这就是我的幸运。我一个山沟里的吃不饱穿不暖的农家子弟，突然间能放开肚皮吃饭，穿着时下最流行的军装，还可以名正言顺地出任图书馆，是何等的幸福啊。虽说这是一所理工科学校的图书馆，文学书籍却是主打。为了能延长阅读时间或一次多借几本书，我和图书管理员拉关系，帮他们搞卫生，不但能读到书架上的书，还可以进他们的库房随意挑选。许多世界文学名著、文学理论、美学修养都是我在这个时期积淀的。我还时常给学校政治部办的内部刊物《通工院报》帮忙，目的就是能多发几首小诗。这段时间，是我思想极为活跃拼命写作疯狂投稿却屡投不中的时段。或许是我命运不济，适逢大裁军，我的文学梦想没能在部队绽开，又回到了渭北高原的武王山下。

文学是有生命的，也需要适合生长的土壤。

回到地方后，我除了一身傲气和染上都市的喧哗，还有军人与地方习气格格不入之外，一无所有。我做过八年乡镇政府的群文专干、文化站长，计生办主任、社教队员、宣传干事等“带灯”式的工作。如果说，从偏远农村到大都市的军校是我视野、思维、意识的一次飞跃的话，那么，八年的乡镇工作经历是我视野、思维、意识的一次回归。但这次回归不是表象的人体归位，而是潜意识里一次质的蜕变。我服务的单位是一个既贫穷又偏僻的小乡政府里的一个附属单位——文化站，连我这个站长才两个人。好在是搞文化工作，也算和兴趣爱好吻合。文化站和中学毗邻，我保持了一年多和他们同步的习惯，晨跑，晨读，晚上习作。 那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连播根据路遥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广播剧《平凡的世界》，播出时何止是万人空巷，在乡村就连鸡鸭牛羊在这个时候都要停步顿足，洗耳恭听。文学，不自觉地创造了一个奇迹，也骚动了多少青春文学梦。我废寝忘食地写，一篇篇地投稿，又一篇篇地收到退稿，只是偶尔在市报、省农民报发点小诗或几十行散文外，其他的文字一出世还没见到阳光就夭折了。当时的党委书记说，写什么小说，还不如写通讯报道实惠，单位落名声，你得稿费。于是，我开始写通讯稿件，从县广播站、县报、市报、市电台、电视台，甚至是省报，都会有我的豆腐块文章。结果是，稿费我没得几个，这个乡镇的宣传工作名列前茅，书记高升进城了，有时想到老领导那里讨个方便，在街道上碰见他，他笑容可掬，老远举手敬礼，嘴里却说，你先忙，我有个急事，然后就急冲冲地走了，走了多远还要回头对你笑。开始我以为他真的有事，也没计较，可同事们都这么说，我才琢磨道，人进城当领导了，也就没有了在山沟里的那份厚道。

在乡镇十年，我错失了一次向大师请教的机会。

我在铜川算是个外来人。我十分敬重这块土地的文化积淀和厚重，更敬重历史上从这块土地走出的文化大师，曾无数次在书法家柳公权，画家范宽，史学家令狐德芬，医学家孙思邈的墓茔盘桓，也曾写过歌颂他们的文章。对解放后在文学界弄出响动的和谷、安黎二位铜川籍的老师，内心是崇拜的。现在，安黎与我亦师亦友，和谷老师是在这次颁奖会上才有幸碰面。

我说的这位大师就是贾平凹老师。那年，一位县局长在我们那里挂职，他知道我喜弄文字，就对我说，贾老师在桃曲坡水库写作，你想不想去拜访？我问，那个贾老师？他反问道，陕西作家有几个贾老师？我惊愕地站了起来，难道是贾平凹老师？他笑着点头称是。桃曲坡是我在乡镇的辖地，离乡政府驻地不到十公里，我立马说，好，明天咱俩就去。我当即就准备了一些核桃、土豆，还买了一条猴王香烟。第二天，我骑着摩托带着这位领导刚出乡政府大门，就看见一辆桑塔纳轿车向这边驶来。车到跟前一看，是位副县长，局长自然要接待，他去不了，让我一个人去。我也二话没说，一人骑车就去了。可到了桃曲坡水库，我胆怯了，徘徊了大半天不敢打问。当时，在我的心目里，贾老师的名气如日中天，比我们书记县长的名望大得多，我真没有勇气一个人去见他，在黄昏时分恹恹地回去了。等贾老师的长篇小说《废都》出版后，读罢后记后悔不迭，才知是乡党安黎安排他在此写作。安黎老师的故乡与我在陕西第一个落脚地同处一条原上，他原在县文化馆暂短工作过，我在乡镇，彼此认识但不熟悉，也无交往，后来他调到西安与贾老师成为同事。如果当时我知道是他介绍的，我会想尽办法让他引荐。我第一次与贾老师握手见面并合影留念，是2010年12月安黎老师的长篇小说《时间的面孔》研讨会上。虽然此前我与贾老师没有见过面，但电视里见过的形象和他的轶闻趣事早已镶嵌在记忆里。当他出现在会议室的门口，我一眼便认出了他。此刻，我没有年少时期的冲动，很淡定地向他致注目礼，一直到他坐下来。他发过言后，一群记者围着他采访，不免有慕名者与他合影，我最后一个过去和他合影。不同的是我和他握完手，说我是耀县人，来自你写《废都》的那个地方。他闻后一笑说，是吗？我也是淡淡地一笑，却没有了下文。之后，我很吃惊自己为什么见了心中的偶像却没有了年少时期的冲动？为此我专门问过安黎老师，他说，至少说明一点，你心理成熟了。我很郁闷的笑了。因为我才比他年少两岁，离五十岁不远了，心理现在才成熟，是不是晚了点？回到家里，从书柜里拿出新版《废都》，把后记又仔细阅读了一遍，写了篇短文《桃曲月夜》，发表在一家报纸的副刊上，引起了一阵议论。

我在乡镇耕耘了十年，县、市、省上的奖状和证书得了一大箩筐，个人的待遇和职务却原地踏步。我们都知道，基层人员的命运都掌握在领导手中，随着他的喜怒哀乐而沉浮，工作成绩就是个屁。一气之下，我焚烧了这些虚假的荣誉，还有让我点灯拔蜡的新闻稿和发表不了的小说和诗歌，走上了职场。凭心而论，我能在职场立足，还是得益于我的文字功底。我从办公室主任到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公司总裁，靠的是我的坚韧和缜密的逻辑思维，还有自学精神。我曾去北大光华工商管理学院听课，自修MBA课程，为自己的职业生涯镀金。有一次给员工培训，当我向员工讲述职业生涯设计时，员工问我，你的人生理想是什么？我有点犹豫了，不知该如何回答。在职场行走十余年，我几乎不读文学作品，与文学无缘。听到他们的问话，我的嘴唇蠕动，但却无法回答，眼前又浮现出下决心辞职下海时把多年的稿子焚之一炬，望着袅袅升腾的青烟号啕大哭的情景。这是我的一次文学祭奠。此后，我内心很纠结，总有一种失落感，更有一种撒谎的负罪感。这种负罪，就像在众目睽睽之下我讲了大话而没有兑现一样。从此以后，我心中很慌乱，犹如丢失了最宝贵的东西，心中突然空洞起来，有种尽快寻找回来的紧迫感。

应该说，下海这么多年，我的物质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整天钻营在利润的数据和社交圈子当中，痛恨着尔虞我诈却不得不黏附在它的周围，犹如苍蝇围着一堆泛着蛆虫的臭肉，看着恶心却还要凑上去献媚，还想分一杯残羹。酒精麻醉了我的神经，损伤了我的心脏和血压，更污染了我的心灵。本想做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我，自己的心灵已不再那么透彻了。在这浑沌之中，我有了重新提笔写作的冲动。当这种意念闪烁的一瞬间，我有点胆怯，有点底气不足。是的，远离文学多年，我不知道文学是否还那么神圣？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那份激情？但不管如何，我愿一试。于是，在2009年的春天，我横下决心，给身体放了一年的假，打开心菲，以改革开放三十年为背景，倾泻出积淀了十几年的职场感悟，写出我的长篇处女作《职场烟云》。这部近三十万字的文字，耗掉了我四个月的时间，在十五年之后又一次与文学进行亲密接触。写作是件很辛苦的差事，我辗转于各地躲避干扰，用键盘与故事中的人物对话，同喜同悲，完成了一次心灵的洗涤。当敲完最后一个标点，我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这么一句话：作家是人类最高尚的职业，也是最痛苦的差事。在陕师大出版社朋友的帮助下，他们接受了我的出版请求。初审完成后，他们建议我请一位名家写个序。谁是名家？说实话，远离文坛这么多年，我没有接触过作家，也不认识什么名家，真有点犯难了。在从西安回家的路上，我的脑海里闪现出一个人的名字----安黎。安黎老师虽与我是乡党，但多年没有联系，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又是那么高不可及，是著名作家，能屈就给我写序吗？。为此，我请了两位原在耀县现在省上工作的老兄约他一起吃饭。当我十七年后第一次见到这位耀州才子，他还是那么地谦逊，见人真诚地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只是体型比过去消瘦了许多，那一头鬃发也顺溜了许多，不过白发已爬上了鬓角，使他这位以思想见长的作家更显得成熟，思想更有了深度。饭桌上，两位老兄把我的想法告知他后，安黎老师迟疑了一下说，他看看稿子再说，然后就把他的邮箱和博客告知了我。回到家里，我看了又看自己仅三十万字的文字，又感到是一堆柴草，干涸得近乎荒芜，没有勇气给他。忐忑一周后，一咬牙把稿件发给了他。之后便是焦急的等待。二十天后，安老师给我发短信说，他已把序言写好发到我邮箱。我仔细研读老师的每一个字，感到老师的思想和观点为我的书增色添辉，我愧不敢当。

我终于有作品了。

当我拿到样书时，我激动地像当初有了孩子一样欣喜若狂。尽管我的处女作称不上佳作，却是我迈上文坛的第一步。当我把这部小说邮寄给已在大校军衔上退休的当年的学员队长，他接到书后的回复是：小吴，你他妈的终于出书当作家了，只可惜晚了二十多年。

在安黎老师和王维亚老师的介绍下，陕西省作家协会接纳我为会员，我终于成了作家。尽管有点名不副实，但我的文学成绩毕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虽然是在二十年之后。

我的第二部小说是我2009年7月动笔写的，原计划是写成中篇，成稿后放置了一段时间，再拿出看时发现不是我要表现的东西，请教于安黎老师，他建议我改成长篇。于是我又重新构思布局，推倒重写。成稿后让在党委机关工作的一位同学先看，他没看完就打电话把我一顿臭骂，说我胆子太大，敢触及时下最敏感的煤矿事故和退耕还林，还有领导干部的腐败。为此我俩还在电话里大吵了一架。这部小说的场景我是熟悉的，故事当然是虚构的。最后定名《坚守》，是几经推敲改定的。我之所以定名《坚守》，也就是想留住人性最珍贵的东西，包括为官的操守和作家的良知。尽管这个名字没有什么市场号召力。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要坚守什么？又能坚守什么？或许会有人这么问。我只能说，最起码要坚守住心灵的底线。我也知道，这个回答肯定不会令人满意。不满意是预料之中的事，说明我的笔力不济，学识修养还不到火候，我会继续努力。自慰之余，我仍忐忑，自己还是个蹩脚的作家，笔墨竟敢触及到作家这个题材，是否会引起前辈们的口诛笔伐？但不管怎样，我想表现的就是自己心目中作家应该坚守的精神世界；我依然相信陈忠实老师所说的“文学依然神圣”这句话。

这部小说辗转了几个出版社，都不愿出版。我又重新审读了一遍自己的文字，越发感觉文字粗糙，写法陈旧，没有新意，也就放弃了出版的念头。2010年冬季，有幸参加安黎老师的长篇小说《时间的面孔》的研讨会，聆听到陈忠实、贾平凹两位陕西文学山峰和李星等文学评论家的发言，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知道自己要写什么样的东西。于是，我放弃了出版这部书的念头，从新构思了这部长篇小说《城与乡》。

《城与乡》这部小说我写得很顺畅，一入题就很亢奋，很快将我带到曾经的过往。正如李星老师在序中所说：作者对城市、乡镇、商品生产较发达农村和不发达农村，应该非常熟悉而且有更切身的体验。如长期站立在城乡交叉的立体桥上，在高处看风景，对桥上桥下、桥内桥外复杂多样的现实、人生烂熟于心，所以写作起来，才能有得心应手之感，对社会底层人的生存现状也颇具悲悯之情。正因是书写了自己熟悉的生活，这部书出版后引起了一定反应，曾入选新华网五月好书榜，被河北省全民阅读活动组委会办公室列入7月份推荐阅读书目。当然，这本书的出版也颇费周折，后记里有详细记载，不再赘述。但要说明的是，这部书原名叫《时光的背影》，是李星老师看后建议改为现名的。

《城与乡》出版后，在文坛溅起一点小浪花，曾被新华网评为2014年5月十大好书榜，7月入选河北省全民阅读活动组委会办公室十大推荐阅读书目，现在又被陕西作协评为首届年度文学奖长篇小说奖，无疑是对我本书的肯定。

对于这次获奖，我矫情地说很意外。但有一点可以说明，文学没有捷径。作家要靠作品说话。文学作品的厚重是作家生活的沉淀和累积的结果。作家要坚持自己的追求，要写自己熟悉且有思考的东西。因为作家的社会担当是文学的内涵所在。正如我在《城与乡》的后记里写道：文学虽不能济世，却能永恒。

当然，在我的文学道路上要感谢的很人多，但首要感谢的是安黎老师。如果说陈忠实、贾平凹二位前辈是陕西两座文学高峰的话，那么，安黎就是我向高峰攀登的引路人。

我亦不年轻。漫漫文学长路，我将负重前行。
                        2014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