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和《田敬仲完世家》都说“孔子晚而喜《易》”，班固《汉书·儒林传》所载亦同，只不过改“喜”为“好”而已。孔子为何要至晚年方才“喜《易》”?他晚年前后的易学观有没有变化?对此，司马迁、班固没有记载，人们也都没有注意到。因为在人们的观念中，孔子的思想终其一生，是“一以贯之”的，不可能有转折变化，其易学观也当如此。因此，探讨孔子何以“晚而好《易》”这一问题，不但可以加深我们对孔子易学观演变的认识，对孔子整个思想的研究也具有方法论的启示。

　　1973年底，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6篇帛书“易传”，共1万6千余字。其中第四篇名《要》，记字“千六百四十八”。这是一篇研究孔子易学观的极其重要的文献。笔者曾有幸进行过整理，做过释文，[1]并发表过《帛书〈要〉简说》、[2]《帛书释〈要〉》、[3]《帛书〈要〉与孔学研究》[4]等论文。今吸收时贤的成果，参以自己的工作，再作一探讨。

　　从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随葬木牍可知，该墓葬于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从帛书《要》的书写形制、篇题及其所记字数来看，帛书《要》系抄本无疑，应有篆书竹简本存在。同时，从篆书竹简本的写成到被抄为帛书，应有一段流传的时间。《要》系摘录性质之书，[5]其材料来源应较其成书更早。考虑到秦始皇公元前213年根据李斯所议制定了《挟书令》，而该令直到汉惠帝四年(前191)才得以废除。考古发掘表明，迄今在《挟书令》施行时期以内的墓葬，所出书籍均未超出该令的规定。[6]所以，帛书《要》的记载不可能出自汉初，也不可能出自秦代，应该会早到战国。

　　帛书《要》有一节文字，详细记载了孔子“老而好《易》”而和其弟子子赣(贡)辩论的情况。其文曰：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前(剪)羊(祥)而至者，弗羊(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诡)其福。《尚书》多於(疏)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赐闻诸夫子曰：‘孙(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奇)於人也，而可乎?”子曰：“校(谬)哉，赐!吾告女(汝)，《易》之道……故《易》刚者使知瞿(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忘(妄)，僌(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粱(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帛书《要》这一记载是否可信呢?最好的办法是“取地下之实物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 [7]王国维告诫我们：“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8]帛书《要》所谓“夫子老而好《易》”，说同于《史记·孔子世家》，只不过一称“夫子”，一称“孔子”；一称“老”，一称“晚”；一称“好”，一称“喜”。而帛书“夫子”之称较《史记》“孔子”更近，显然是其弟子或再传弟子的口吻。所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与《史记》孔子“读《易》，韦编三绝”说也可相互证明。正因为孔子“老而好《易》”到了居、行不忍释手的地步，才出现了“韦编三绝”的结果。《要》篇载子贡批评孔子“老而好《易》”之事，从时间上讲，是可以成立的。《史记·孔子世家》将“孔子晚而喜《易》”一段置于鲁哀公十一年孔子归鲁之后，而据《左传》哀公十一年所载，此时子贡正在鲁国。至哀公十五年冬，子服景伯前往齐国，子贡为介。第二年四月孔子逝世，子贡批评哀公的致诔，随后为孔子庐墓六年。李学勤先生说：“孔子、子贡间发生《要》篇所记的对话，恰合于当时的情事。”[9]这一论断是准确的。上载子贡对孔子的责难，与传统文献所载子贡的性格也是相符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又说子贡：“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上引帛书《要》篇之文，就是一个最鲜明的例证。又帛书所谓“《周易》未失也”，“《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云云，与《论语·述而》所载“无大过”之说若合符节。“观其德义”，“求其德而已”，与《论语·子路》所载“不占”之教完全可以相互印证。“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与《孟子·滕文公下》所载孟子引孔子语“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口吻酷肖。所有这些足以证明：上引帛书《要》篇所载，是研究孔子思想的可靠史料，我们没有理由忽视它。

　　从上引帛书《要》可知，孔子“老而好《易》”，竟到了“居则在席，行则在囊”的痴迷地步，对此，其弟子子贡持激烈反对的态度。子贡为何要反对“夫子老而好《易》”呢?原因就在于子贡认为孔子“老而好之”违反了孔子的“它日”之教。“它日”即往日，指以前。孔子“老而好《易》”之前，对《周易》是一种什么态度呢?帛书通过子贡之口，揭示得非常清楚：“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 [10]。丧失德行的人才乞求神灵，缺乏智谋的人才频繁卜筮。子贡引此来批评“夫子老而好《易》”，是引子昔日之矛击子今日之盾，说明这种“它日之教”就是孔子“它日”对好《易》者的批评。下文“赐闻诸夫子曰：‘孙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同理，也是说不须好《易》，亦能不惑，以此驳孔子“《周易》未失也”之说。从子贡所引孔子的“它日”之教来看，孔子晚年以前不但不曾“好《易》”，反而视“好《易》”为求“德行”、“逊正而行义”的对立面。在这时的孔子看来，《周易》是卜筮之书，为君子所羞称。这一易学观，“赐以此为然”，被子贡这些弟子所完全接受，视为孔门思想的正统；并“缗行之为也”，努力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