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之，富之，再教之，以治国安民之首要；

  先丰衣于财，足食于物，安居于屋，乐业于劳；

  再丰衣于知，足食于能，安民于学，乐业于术；

  后丰衣于仁，足食于理，安居于德，乐业于道。

——新说《论语》

     孔子到卫国，冉有替他驾车子。孔子说：“好稠密的人口！”冉有说：“人口已经众多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说：“已经富裕起来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教育他们。”

     中国封建社会里，把统治者称为“父母官”，这一比喻，大概是从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里产生出来的。好的统治者，视民如子，就应有点做父母的样子。因此，父母对孩子应尽的三大责任：生、养、教，统治者也必须做到。这一点才能治国安民。

     生，不成问题，牝牡交合，作乐而后生人，这是自然天赐，在父母并未特别用恩。但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做到这一点，却须特别努力。这就是要珍视老百姓的生命，要预防天灾人祸掠害生命。中国历史上，水、旱、瘟疫、战争内乱外患，都会造成人口锐减。

     养，在父母是要子女体魄健壮；在统治者则是要老百姓丰衣足食，生活富裕，有家产，有余财。孔子重教化，但更重生命，所以明确地以富民为先，因为这是教化的基础。他特别推崇管仲。管仲有一句永垂青史的名言：“仓廪实而后知礼节，衣食足而后知荣辱。”政治教化应该建立在使老百姓生活安定富裕的基础上。因为老百姓生活安定富裕，他就会安乡重家；安乡重家，才不愿轻易犯罪，才能行为恭敬而谨慎，以求常享富裕的生活。这样，老百姓就容易管理了。否则，为贫困所窘，要吃没得吃，要穿没得穿，朝不保夕，生不如死，老百姓就会铤而走险。

     教，就是培养孩子的人格与智慧。现在父母要真正尽到教育之责，起码要让孩子受高等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加起来一共近二十年。统治者的“教”，就是现在的一句口号：树立精神文明。这在孔子，有一整套内容：礼义廉耻，孝悌忠信，宽仁惠敏等等。在这些具体内容背后，有一个千古不移的目标，就是把人同动物区分开来，把人发展为人，使之有人的风度、人的知识、人的道德、人的美好。

     孔子的既富矣，然后教之，是以富为基础，以教为目标，是合理而又可行的很好的政治思想。对这一点，历史上曾出现过失误。宋儒不知基础的重要，徒陈高义，标榜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类荒谬主意，生命都保不住，节又从何谈起呢？现代也会有毫不利已、专门利人和生产是末、政治是本的种种运动，这些忘记人的生存根本和发展的正常路数，又怎样不使人误入歧途呢？

     穷则思变，国兴民强的日本是一个好例。在众多既无资源又无资本的国家中，日本崭露头角，甚至凌驾于资源和资本丰富的国家之上。用过去的常识来衡量，称为“世纪的奇迹”也毫不过分。这对于那些认为“反正既无资源又无资本，自己受穷是命里注定”而心灰意冷的穷国的人们是很大的触动；而对国家条件相同，认为“日本人能干的我们也能干”的人们又是极大的鞭策。

     那么，既无资源又无资本的国家为什么会变成世界经济大国呢？如果只看客观条件，则正因为其既无资源又无资本。例如，今天的日本已是世界钢铁王国，拥有钢铁年产一亿四千万吨的能力。但是日本甚至连一吨炼铁用的铁矿石原料都没有，只出产部分炼铁不可缺少的粘结煤，如今连这也依靠从加拿大、美国和中国进口。这样一个原料匮乏的国家何以成为钢铁王国呢？因为本国不产原料，因此不必为保护本国产业费神。

     我们不妨作一个假想，如果日本国内拥有铁矿资源，日本人就要为保护本国产业高筑关税壁垒，将外国的廉价铁矿石拒之门外。这样必然要用成本高的原料，继而在铁矿产地就近建造钢铁厂。如果这个用途广、规模大的钢铁厂一旦上马，铁矿资源很快就会枯竭，结果必然像联邦德国一样，远到刚果或安哥拉去采购铁矿石。即使建造铁矿石专用船运输，由于钢铁厂建在内陆，因此要运到工厂不仅需要重新装卸，而且也要提高成本。

     在这一点上，因日本本土无铁矿产地反而不必受其束缚，可用巨轮从世界上任何出产铁矿石的地方运来最优质、最廉价的铁矿石。买价也是由五个高炉厂家协商，将价格压在对方成本核算最低限上，这样只要不遇上欧佩克那样的劲敌，是很少会吃亏的。

     由于在建高炉时就知道原料来自海外，而且产品运出时也需要装船，所以选址就在既适宜大型货船靠岸、又经济的临海地区。

     “穷则思变”，日本正是发挥了这个优势取得了成功，成为经济强国。